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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生涯,我的求索人生——《钱理群编年文选》自序
来源:《文艺争鸣》 | 钱理群  2026年11月17日10:49

一

1978 年,39岁的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198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发表的《鲁迅与进化论》,是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套《编年文选》就从这里开篇。

这背后有一段历史:其实早在32年前,我就在1948年《中央日报·儿童周刊》上发表过《假若我有一双翅膀》;24年后的1972年,又在贵州新创办的《贵州文艺》第2期上发表《温故而知新:鲁迅杂文学习笔记》。杜应国等安顺地方文化青年也因此认识并集结在我的身边,形成了“民间思想村落”。我将《假若我有一双翅膀》与贵州时期的习作选篇附录在《鲁迅与进化论》之后,作为自己走过道路的纪念。

我常说,自己有两个精神基地——贵州(安顺)与北大。如果没有贵州18年(1960—1978年)的“沉潜”,我不会成为后来的我;但如果没有此后的北大生活,钱理群也不会是钱理群。两者在我的生命中相互转化,我也因此自由出入于不同的文化、政治与社会空间,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从内部看中国”的独特眼光。

1981 年,我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发表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试论鲁迅与周作人思想发展道路》。就在这一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担任王瑶先生的助手。我的学者生涯由此开始。

问题是:我要当怎样的学者?于是,就有了1983年11月所写的急就篇《悼“第一个倒下者”》,明确提出“历史要求我们为上一代画句号,又为下一代作引号”的“历史中间物”的自我定位。

1984 年,我和研究生同学吴福辉、温儒敏以及王瑶先生的女儿王超冰在《陕西教育》上开辟了专栏《“中国现代文学”讲座》。这是王瑶先生的精心安排。我们四个人也由此开始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正孕育其中。

日后,我的鲁迅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很少有读者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诗歌与戏剧部分,全都由我执笔。鲁迅、曹禺和艾青,是我最喜爱的三位现代作家。

也是在1983、1984年,我仍在坚持自己的“贵州文学(文化)研究”,先后写出了《何士光创作论》和《石果创作论》。

1985 年,这一年连续两个学期,我在北大第一次独立开课,讲授“我之鲁迅观”。我在1960年到了贵州,在陷入生命的绝境时,立下“狡兔两窟”的策略。我的“现实条件还不具备,需要长期努力、准备才能实现的理想目标”,就是“到北大讲鲁迅”。现在这一理想终于实现,已经是25年以后了。

在讲稿的基础上,我整理出了《心灵的探寻》一书,于1988年7月出版。“它是我对鲁迅的第一个独立发现,我也第一次发现了我自己”,“这是我的《狂人日记》”。我把这些话写进了《心灵的探寻》的《后记》中。这篇《后记》写于1986年初。日本研究鲁迅的前辈丸山昇先生当时就指出,钱理群写《心灵的探寻》,主要用意都集中在这篇《后记》里。他是对的,我其实正是要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来理清我和青少年时代两个精神之父——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

《心灵的探寻》对我的学术意义也是重大的。它确定了我的学术与文化使命:“做沟通鲁迅与当代中国青年心灵的桥梁”。它所试验的“典型现象”“单位观念、意象”的研究方法,也成为我以后始终坚持的基本研究方法。

这决定了我的学术道路的选择。我很清楚:为了充当“鲁迅与当代青年心灵的桥梁”,我就必须首先在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吸引力、号召力。这也是“文革”后期我在“民间思想村落”里的思考与决定:作为民间思想者,我必须进入体制,才能进行“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创造“体制内的另一种(体制外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

这样,我就自觉走上了“学院派学者”的道路。表面上看,我和所有的学院派学者一样,以获得学位、职称为追求;但心里明白,这是在为自己“下一步的独立选择”做准备。我也因此自觉地压抑贵州的“真山、真水、真人”培育的内在“野性”,一切顺从既定的“学术规则”。这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更是为长远的学术研究发展打下基础。

二

也是在1985年,这一年春天我和友人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既定的现代文学史的基本理念和格局发起挑战。我们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刊载,《读书》杂志也连载了我们的“三人谈”。

此后连续三年,一面紧张而愉快地写着《周作人论》与《周作人传》,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第一个爆发期;一面依然为基本的生存条件——家人的调动、住房,等等——所困扰,由此照见了自己的胆怯无能、卑琐平庸,自愧不已。

1989 年我连续写了《现实的危机在哪里》和《由历史引出的隐忧》两篇文章。这大概是我最早写的时政、思想评论文章。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良好的自我感觉相反,我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性审视,提出“在中国,要‘启蒙’先得‘启’知识分子之‘蒙’;要‘改造国民性’,先要改造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等问题。

20 世纪80年代匆匆结束。90年代伊始,我一方面精神的痛苦未除,另一方面又遭遇病魔的袭击,终于躺倒在病床上,做左手神经纤维瘤手术。病后的我有了先前从没有过的“要赶紧做”的念头。就想到最喜欢的三位作家中,鲁迅与艾青我都写了文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艾青》一章就是我写的),唯独戏剧家曹禺却阴差阳错被遗漏了。于是,就在病床上开始了《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写作。不仅圆了少年时期的戏剧梦,更具有“自我解脱,自我拯救,生命力的自我证实”的性质。我也终于通过这样的研究与写作,走出了时代与个人的“郁热”氛围,进入生命的“沉静”状态,开始了新的思考与创造。

这样,我的人生与学术,也进入了第二个爆发期,并且有了自己20世纪90年代的三大代表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与《1948:天地玄黄》。

1992 年,我完成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迎来了自我学术、思想、生命创造的高峰。这是我对“这些年来,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历史巨变”所提出的重大课题——“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的学术回应;是对自我精神结构中的“堂吉诃德气”和“哈姆雷特气”的发现、反省和清理;是我的学术视野“从中国向世界的扩张”;是“文学(文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精神史研究相互渗透”的自觉尝试。

此前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文学史领域,从《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开始便自觉展开了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我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学术命题,发现了巨大的研究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那些独属钱理群式的思想与学术,是到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才真正“成型”的。近年有朋友问到我已经出版的100多本著作中哪一本是“代表作”,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或许也正因为有如此多的追求,这本书也就成为我写得最为吃力的一本书,是最能暴露我的知识结构缺陷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超限度、超常规的写作,一生只此一回。我再也写不出类似的著作了。但也正是这样的自我挑战的、富有想象力的著作,是我最为向往的。虽然粗糙,毛病多多,无法重复,但我也满足了。

也是在1992年,我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三

也许到了1993年11月24日写《永远压在心上的坟》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沉重的死亡记忆(二十七年前的和几年前的)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和学术,是永远不可能摆脱的梦魇。同时,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和贵州这一方土地,和贵州青年这一个群体之间割不断的精神联系。它必然要融入我的学术研究与写作中。或许我以后的学术发展与变化,也就在这一刻悄然不觉地开始了。

这一年对我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举动,就是开始用电脑写作。

1993、1994、1995年连续几年,我都沉浸在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的反思中。《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反省对象是曾经深信的“启蒙主义”。写作此文既是对自己一直坚持的启蒙主义立场的反省,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时代精神的反思。

其实这样的反省、反思,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即已开始,1988年就写过《启蒙者的两难选择》。但到了90年代,我要做这样的反省,很容易被误会。此时兴起的保守主义和后现代思潮都在猛批80年代的启蒙主义。因此,我既要反省启蒙主义,又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我依然从鲁迅那里吸取思想资源,强调了鲁迅式的“双重怀疑”的现实意义:“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的怀疑’的怀疑。”后来我又明确地将其概括为“既坚持又怀疑启蒙主义”,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立场。

但得承认,在1994年的《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这篇文章里,我的重心,是通过对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言说困境的揭示,对启蒙主义的质疑。我的朋友王富仁先生对我发出忠告。他说得很诚恳:“你的质疑固然有道理,但现在大家都在否定启蒙主义,你、我两人即使明知其有问题也得坚持啊。”这让我非常感动。

1994 年11月,我受聘为博士生导师。这就最终实现了成为“学院派学者钱理群”的预定目标。

1994 年至1995年,我应韩国外国语大学之邀任客座教授,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根本性的思考和无顾忌的自由写作。因此写出了《异国沉思录》系列文章。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毛泽东思想研究。在连续完成《心灵的探寻》与《走进当代的鲁迅》等著作,对“我和鲁迅”进行了基本清理以后,我也迫切需要理清“我和毛泽东”这一也许是更为根本的精神与生命课题。

《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就是我初步思考、研究的一个成果。而文章结尾总结、提出的五大思想原则和人生态度,更是决定了我此后的一生:(1)正视一切不完美、不圆满,任何时候都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2)对一切都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尤其不要拒绝批判自己;(3)不追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不断变革,逐渐改善;(4)不寻求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做出每一种选择时,都同时看到可能存在的负面陷阱;(5)拒绝一切独断与垄断,建立多元化的视界。由此开始了又一个人生与学术的重要转机。

这一年,我为安葬在阳明山麓的父亲扫墓。这是1948年与父亲诀别之后,第一次与他“重逢”。我开始编辑《钱天鹤文集》,写出《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1948:天地玄黄》的写作,就融入了我的家族经历。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三本主要著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与《1948:天地玄黄》——都和我自身具有显著关联。这也是我的自觉追求: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总结,都与自我经验联系在一起;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也都首先包括对自我的反思。

四

1997 年是我学术研究、写作,甚至生命历程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所写的两篇文章《我也想骂人》和《民间思想的坚守》,可以看作这种转变的宣言。

1992 年获评教授、1994年受聘为博导,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当大多数教授、博导已经习惯于,并享受与世隔绝的宁静的学者生活时,我却因为一件“小事”警觉到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危机:一位参加博士研究生考试的考生,一坐下来,就滔滔不绝地大谈自己的学术“新见解”。我一听,全部是考场上流行的“时代新话语”,毫无自我见解,就立刻阻止他不要再说下去。但他毫无察觉,还在滔滔不绝说“他人的话”。这就把我惹怒了,立刻声色俱厉地提了许多问题,不让他再说下去。就在这一刻,我发现学生“惊恐地”看了我一眼,立刻呆住:坏了,坏了,我又犯了个大错误!——我向他质疑本身没有错,但把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利”转变为“权力”,“强制征服”了弱势者,这就走岔了路。

事后,我痛苦地反思、反省了许久,突然明白:这样的体制内的宁静的学术生涯,实际上蕴含着思想、学术,乃至自我生命的三大危机。一是“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自己的生命活力与学术想象力、创造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与萎缩,逐渐丧失了应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二是“学者的地位和权威会使自己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三是“成了学术名人而陷入传播媒体的包围中,在与普通百姓及年轻人的交往中,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障碍”。于是,我内心深处,开始响起生命的呼唤:要像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漠上,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在所不惜。

“我要骂人”,这就意味着即使处在体制之中,也要坚持做“独立的批判知识分子”。以后,我又将其提升为一种思想、学术、人生之路:要进行“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既不被体制收编,也不公开反对体制,还不回避体制的问题,而是“体制内的另一种(体制外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

与《我也想骂人》写在同一年的《民间思想的坚守》,是我为“民间思想村落”的骨干杜应国的《山崖上守望》写的序言。文章特意提到,当年(1974年)应国在给他的朋友通信中,自觉提出中国正“等待一个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革”,“需要一个指导思想的理论”。我们这群民间思想者,尽管知识准备严重不足,还都是“半大孩子”,但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迫沉默的情况下,只能由我们来“承担”这一历史的重任。但新时期之后,开始真正的历史巨变时,我离开了“民间思想村落”,并且自觉地与之保持距离,走上了“学院派学者”之路。而应国他们,却仍在民间坚守,付出了更大代价,也有了新的创造与开拓。现在我实现了“学院派学者”的目标,获得了体制内的学术权利和权力,以及相应的社会影响力、吸引力、号召力;我就应该“归来”,回到民间思想者群体中,重获“心灵的感应”,实现时代的“漂泊者”与乡土的“困守者”“学院的专业研究”与“民间的业余研究”的新结合。

这样,就有了“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新选择。所谓“精神界战士”,就是走“我要骂人”的“独立的批判知识分子”之路;但这种独立批判性又是以“学者”的思想、文化、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为基础的,是两者的有机融合。

“学者兼精神界战士”首先需要是学者,但又不同于“学院派学者”与社会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选择,而是直接投身于社会实践,具有“行动派”的特征。其背后的理论、思想支撑,是当年我在贵州社会底层形成的人生哲学。那是1967年,我和后来成为“民间思想村落”另一位骨干的孙方明在长江渡轮上高声呼喊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永远进击”与“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绝不回头”三句座右铭。可以说,我所追求的是“上下求索”的思想、理论、学术追求,“永远进击”的实践、行动,“绝不回头”的坚定信念。这样的道路是真正属于钱理群的道路。从1997年到现在,又过去了近30年,我越来越自觉地走在这样的道路上。

五

我的介入现实,选择了三个突破口。

一是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机,推动一个“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和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的民间纪念活动,对新一代的北大学子进行新的思想启蒙,发扬“科学,民主,自由,独立,批判,创造”的“五四”精神。除了和一群老师和同学编写剧本,将蔡校长的形象重归北大舞台外,我还做了《周氏兄弟和北大精神》与《鲁迅〈野草〉里的哲学》等学术演讲,并开设了“鲁迅与周作人思想研究”课程,试图“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在学生中产生了热烈影响。同时,我发表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发表在《读书》1998年第5期上的《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读〈北京大学日刊〉有感》,在思想、文化、教育界和社会上都引起强烈反响。

文章引述1922年11月23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本校25周年之成立纪念号”上发表的蒋梦麟、胡适、李大钊的文章。他们提出“本校二十五周年的生日,是我们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仅这一句,就震撼了当时所有准备迎接百年校庆的北大人,以及关心中国和北大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我的呼吁——“每一个‘藏北大于心的北大人’‘深有探索精神的北大人’”都应该写出自己的“忏悔书”——也迅速达成共识。

于是,就有了在百年校庆之际对北大教育和中国教育的自我反省与批判:“教育精神价值失落,这正是当前北大,或许也是中国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教育思想、观念的问题又是主要的”。“‘为市场服务,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几乎成了许多人办学的唯一目的和基本方针。”我们也因此不能不回到起点、原点上,追问教育的本质:(1)“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2)“我们要把北大办成什么样的大学?”我也因此提出了自己的“北大教育观”,可以说是我的“北大教育梦”吧:“北大应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型的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民族的、人类的长远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维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性、技术型,而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思路,新的研究领域与方向的开拓者。北大的教育与学术研究,应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与超前性。”为此,应该“特别呼唤思想的自由,呼唤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呼唤‘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

二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我所在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本就具有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传统。我应邀参与语文教育相关问题的讨论。

我也有自己的回应,便是写出了《我在做这些事——2000年总结》。这一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我“为中学生编一套大型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并且有这样的记录:6月到8月两个月,面对外界空前的压力,我每天早上七时起床,除了中午稍事休息,一直工作到深夜十二时。两个月输入电脑的文字竟有二十余万字。

我说过:“在自己历尽沧桑,步入老年时,又处于世纪之末,我越来越感到,或许为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做点事,这才是更为实在有意义的。——这几乎是看透了一切之后,唯一没有,也不愿、不敢看透的一点。”“把民族和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给我们的孩子”,这是我的最后心愿。因此开启的自下而上的“民间教育改革运动”,影响了几代青少年。二十多年过去,《新语文读本》时至今日都是最受中学生欢迎的课外读本之一,经受住了时间检验。

做的第二件事,是和许多没有见过面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通信。除了平时随看随复以外,还在5月与9月先后用二十多天集中偿还信债,全年大概写了三百多封回信。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中学生、自学青年的来信,提出种种要求,我基本上每信必复,尽量满足。尽管为此付出极大精力,但乐此不疲。这事关我的教育理念:真正的教育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教育生命,教师应该把他的关怀与爱给予每一个需要自己帮助的学生。通信因此也成为我与青年保持联络的纽带。直到近年,因为体力、精力衰退,我才逐渐停止回信。我曾经编辑出版《书不尽言:钱理群书信集》,其中有一个更加真实的“钱理群”。但收入的信件大概只占我所有回信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回信都没有来得及存底。

2000 年10月28日,我在“长江读书奖”颁奖大会上致辞:“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到了11月8日,我就病倒了。

六

可以看出,在2000年61岁的我,对自己的人生、学术、教育道路,做了一个调整:从关注上层北大教育、大学教育转向关注中、下层的中学、小学教育。这也是早年在贵州时期明白的道理:一旦遇到问题,就到社会中、下层寻求出路。我的人生、思想与学术,也就从2000年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2001 年年初,大病初愈,我就带着带状疱疹伤痕累累的丑陋面孔,迫不及待地走上北大讲堂,讲“最后一课”:上半年,我一个人“讲鲁迅”;下半年就和学生一起讨论。我在北大连续17年给前后21届学生讲鲁迅,并都结集成书——《心灵的探寻》《话说周氏兄弟》和《与鲁迅相遇》。

2001 年的讲稿即《与鲁迅相遇》。这是“处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孤立无援、极度绝望彷徨的生命低谷”的我,与同样问题重重,谜一样的“最后十年”的鲁迅相遇,鲁迅也就自然地“进入了我的生命的深处”。我的心终于在和鲁迅对话的过程中“沉潜”下来,“超越”一己的痛苦,思考国家、民族、人类的大问题,感受人生大悲欢,生命因此升华。这同时也是“鲁迅—自我—学生”三者的相遇。一位听课的学生这样写道:“春日的阳光射入教室,坐在那里,一个苍老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在耳旁响着,突然间有一种心灵的悸动。”

又一次是鲁迅,又一次是北大,让我走出低谷。但也终于到了与北大告别的时刻。2002年6月27日上完了最后一课。我对北大学子提出了两个期待:“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的大地”。我也留下了自己的三大人生“座右铭”,寄语后人:“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永远进击”(鲁迅)与“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绝不回头”(毛泽东)!

当天北大校园网上,学生发了六百条帖子。许多学生都说:“钱老师一路走好。”听起来颇有悼亡的味道,我并不在意,因为我懂得学生的意思。也有学生说:“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愿意接受的,也都接受了;不愿意接受的,大家也不在乎了:也该退休了。”这说的是真话。而最让我动心的,还是学生的这句话:“一位最像老师的朋友,一位最像朋友的老师。”我一辈子给学生写了无数评语,最后得到学生这样的评语,我满足了。

学生问我:退休后,老师要去哪里?我说,要回家,要去中学,要到贵州:去“追寻生存之根”——后来这成为我第一本“退思录”的书名。这是我的“三大回归”。

七

退休后,第一程是去贵州,那是我的第二故乡、精神基地。2003年,我和贵州的友人一起编写了《贵州读本》。然后带着这本书,到贵阳、黔南、黔东南、遵义、安顺各地区,和当地大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由此开启了从2003年延续至今长达二十余年的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散文”创作和“乡村建设与改造”实践。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贵州。

我和贵州四代朋友一起提出“认识脚下的土地”和“构建地方文化谱系”的命题,并在编写《贵州读本》之后,又陆续开展“屯堡文化研究”,最后有了2020年出版的《安顺城记》这一足以流传后世的皇皇大作。我们称之为“报春晖”:“不仅是一个‘回报’,一种‘给予’。更是一个‘回归’,一种‘获取’”:“这是重新建立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与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血肉联系”,“重新寻找我们自身的根,我们事业的依据,做人的依据”。

2004 年,我开始“第二回归”,回到我学习、思考的起点:中小学教育。我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语文教研室的老师一起,开设了鲁迅作品选修课。取得了经验以后,2005年又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分别讲了一个学期的鲁迅。我对中学教育改革的关注与参与,就由理论鼓吹到亲自实践。而这更是自我生命的回归:中学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我们在人生的初夏时节从这里出发,到生命的暖冬又重新栖息于此。

这背后还有一个自觉的追求,倡导“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沟通大学与中学教育”。现在我又成了到中学上课的大学教授。而且选择“讲鲁迅”为突破口,这也自有我的追求:在我看来,鲁迅是为数不多的民族精神原创性、源泉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作品应该是国民基础教育的基本教材,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因此用极大精力编写了适合中小学的系列“鲁迅读本”——《小学生鲁迅读本》(和小学教师刘发建合作)、《中学生鲁迅读本》(和几所中学的老师合作)。我这一时期的鲁迅讲稿也陆续整理出版,包括《鲁迅作品十五讲》《鲁迅九讲》《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中学语文教材里的鲁迅作品解析》和《钱理群讲鲁迅》等。

对于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则汇编为《语文教育门外谈》《我的教师梦》《做教师真难,真好》《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与《写在中小学教育的边缘》等著作。

与此同时,我开始参与民间志愿者运动。2004年,我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志愿者组织“农民之子”主持的首届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的评委会主席,在颁奖大会上做总结发言,为此写出了《他们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心声——关于打工子弟教育的两次演讲》。这是我参与民间志愿者运动的开端。此后,我还和“西部阳光行动”“晏阳初乡建中心”“梁漱溟乡建中心”等志愿者组织密切联系,通过为他们写序、举办讲座、培养骨干、参加论坛讨论、担任指导教师等方式,为志愿者提供思想资源。我对中国民间志愿者运动进行理论总结,提倡和参与构建了“志愿者文化”,并写成《论志愿者文化》一书,编选了五卷本“志愿者文化丛书”。

不过,退休后的回归其实主要的还是“回到家里”,和老伴可忻一起过日子。主要兴趣有二:一是旅游,二是读书、写作。

退休后我每年都旅游,每游必摄影,并编有摄影集。我为之精心命名:《湘西行》(凤凰、通道,2002年10月),《欧洲浪漫之旅》(雅典、庞贝、罗马、佛罗伦萨、比萨、维也纳、莱比锡、巴黎,2003年9月),《温馨之旅》(加拿大,2004年7—8月),《挑战极限之旅》(西藏,2005年7月),《追求永恒之旅》(埃及,2005年4月),《南天同行》(台湾,香港,2007年1月),《跨海东去》(美国,2007年7—8月),《休闲之旅》(乘游轮去阿拉斯加,2008年8月),《西北行》(甘肃、青海、宁夏,2009年6月)。正是在旅游中,我体悟到“人在自然中,是一种最好的生命存在方式”,并在“游走中摄影”,找到了“我的一种存在与言说方式”。后来我在2019年出版了自己的摄影作品选——《钱理群的另一面》。

以至于十年后的2015年,我搬进养老院,特地在住房里挂上两张摄影作品:意大利佛罗伦萨旅客观赏图与富春江上两艘游船并行图。它们和我的三大护身符——钟馗、关公、鲁迅——的塑像和画像,还有“沉思的钱理群”“弥勒佛钱理群”等照片一起构成了我的“养老人生”的居家环境,也是我的生命存在的独特方式。

还要特别记下的,是我2005年7月的“西藏之旅”。它是“挑战极限之旅”,也是“朝圣者之旅”:“‘净土’必在高处、深处,非有虔诚者的苦心苦力地追寻而不可见。因此,景致被称为‘圣湖’‘圣泉’‘神木’,人(旅游者)其实都是‘朝圣者’。我们一路看见这些朝圣者从千里万里之外,三步一叩首地前往拉萨大昭寺圣地,祈求降福,坚守着心灵的净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自己也是人生道路上的旅行者与朝圣者,我们拜倒在神奇的大自然面前,同时追寻着自己心灵的净土……”神奇的是,我在西藏之旅中,第一次从中感受到宗教精神,以及类似宗教的生命体验和生存境界。我这样写道:“尽管我依然坚持自己的无神论立场;但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却对我有一种诱惑力。”这样,退休后的家庭旅游和日常生活,就多少进入了“宗教境界”,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八

退休后的“三大回归”,都是行动与实践。但其实退休后的我,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读书、写作上。我一直为自己想写的东西没有写出来而焦虑。现在更是要抓紧写。也有三大系列。

一是作为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我希望写出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06年,我开始构思《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这套三卷本的大书2013年出版,由多所高校的数十位学者合作而成。我作为总主编,从2006年到2012年,亲自写了数百篇,约80万字,并负责全书通稿。前后历时六年,可以算是我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又一贡献。十年以后,2023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尽管已经主动超越“学院派学者”的身份,但我始终坚持自己“文学史家”的学术兴趣。

二是更加自觉地写作“当代史记”。王瑶先生1989年不幸逝世。我在先生远行一周年时写下的《从痛定中挤出的回忆与理解——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中提到,先生“具有学者与政治分析家两方面的气质、才华和兴趣”,但“不具备政治实践家的气质,包括心理素质”。先生总是十分小心地不要让他的政治分析渗入他的学术研究中,以尽可能地保持学术的客观性与独立性。但这也使先生陷入他所研究过的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矛盾与苦闷中:空有高出一般的思想,常常能够对历史事变的发展或其局部,做出惊人准确的预见、猜测,却不能参与历史的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对内则成为自我束缚,终不免是一种清议,实质上是才华的浪费,而且带来无休止的、不堪承受的心理压力。王瑶先生因此在与我做最后一次谈话时,郑重嘱咐我:“少做无谓的分析,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同时提醒我:“不要问别人你该干什么,怎么干,一切自己选择,自己负责!”

现在,晚年的我就需要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应该说,在王瑶的弟子中,我是具有政治分析的气质、才华和兴趣的;经历了贵州18年的底层磨炼,又具备了政治实践的心理素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可能走一条既继承王瑶精神,又有自己独立发展与创造的道路。

就这样,在“学院派学者”和“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两个阶段过后,我为晚年的自己选择了“史官”的身份,也就是做一个历史的观察者、记录者、批判者。每年年初,我都会写一篇上一年度的《现场观察与历史书写》的长文,将发生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大事,一一记录在案。我一方面发挥自己文学史家的特长,关注其中最能显示人性和时代的复杂性的细节;另一方面又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与高度的政治敏感,做出我的判断与预测。这样的“近距离”的“主体介入”的研究,本身就构成了对既定历史叙述与主流历史研究的挑战。我后来将其概括为“当代史记”。我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向。

三是完成我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1999年出版的《1948:天地玄黄》是我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第一部。退休后的我,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上,写出了《岁月沧桑》。这是三部曲的第二部,主题词有二——“改造”与“坚守”。第三部是以我和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作为分析对象的《我的精神自传》。《我的精神自传》与《岁月沧桑》两书分别于2007年和2016年出版。

现代文学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与当代史,构成了我晚年写作的三大系列。晚年,我写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也越来越自由。但内心“要赶紧做”的声音还是挥之不去。因为我知道还有自己想写的没有写出。

九

时间来到2009年。退休后的我热衷学术思想随笔的创作,将之称为“退思录”。截至2015年搬进养老院之前,出版了包括《追寻生存之根》在内的六本。我对于教育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看法,都收录其中。养老院是泰康燕园。入住以后,我又开始写作“燕园草”系列随笔,迄今也已经积累了多本。

2012 年,在一次关于“理想的大学教育”座谈会上,我提出“大学正在培养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影响至今不衰。有朋友开玩笑说,我的100多本著作的传播度和影响力,恐怕都比不上这一句话。同年,我在“倾听第一线教师的声音”座谈会上,又提出“超越教育谈教育”,被媒体报道时称为“告别教育”,也引发了轰动。此后,我索性就以“告别”为态度表达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就形成了我和真正理解我的读者之间的默契。

2013 年,我在新春座谈会上就知识分子问题做了多次发言。一方面,我的影响不断扩大;但另一方面,我在内心开始做收官准备,因为人总要真正“告别”。

2014 年,我在十卷本“钱理群作品精编”出版座谈会上做《权当告别词》的发言,宣布“我的时代已经结束,我要做的是最后完成和完善自己”。因此,要“告别学术界,告别青年,退出历史舞台”,转向“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

十

2015 年7月10日,我和老伴可忻一起入住泰康燕园养老院。这是人生的又一转折点,也是一个“新机遇,再出发”的起点。

我们主动放弃居家养老,选择养老院,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两人中总有一人要先走,剩下的那一个,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是迟早要被人欺负和利用的。因此,我们到养老院,首先是来寻求保护和安全的。而之所以选择泰康,则是因为我们看出泰康的经营者是把养老当“事业”来做的,这对事业心特别强的我和老伴是特别有吸引力的。事后证明,我的事业心真的是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甚至参与到了“中国特色的养老事业”中来,并且把“养老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不过2015年,我们入住养老院还是引起了相当广泛的社会讨论。我的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学生都不理解,坚决反对。我和老伴都顶住了。这大概也是一种“绝不回头”吧。现在大家当然不会再为这样的选择感到惊讶了。

我进养老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埋头写作:就像农村老人在田间地头做最后的耕耘一样,在自己的“一间屋,一堆书”里笔耕不止,不受任何干预和干扰。我的写作也因此进入第三个爆发期。

2015 年,我上半年完成了《岁月沧桑》和《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下半年就全力投入《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的写作,于2016年完稿。2017年,我又开始写《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历时三年,近100万字。同时,在2018年写作了《八十自述》系列文章。这样,在“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外,我晚年又完成了“民间思想史”三部曲——《拒绝遗忘》《爝火不息》与《未竟之路》,以及“自传三部曲”——《我的精神自传》《一路走来》与《八十自述》。

2017 年,王富仁以特殊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沉重写下《“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悼念富仁》。此后又告别了王信、老吴(吴福辉)。我因此加快了自己一直写作的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系列文章,在2023年出版了《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我提出:“‘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

2018 年8月,我和可忻几乎同时得了癌症。先是我在体检中发现前列腺癌症病兆,最后确诊。接着,可忻也发现胰腺癌病兆,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各方求诊,奔波了两个月,不出所料,胰腺癌已经种植性转移到了腹腔,到了晚期:我们真的面临死神了。我和可忻不约而同地做出选择:不再治疗,不求延长活命的时间,只求减少疼痛,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我们一辈子都追求人生的意义,至死也要追求生命的质量。

2019 年3月7日一大早,已经在病房的可忻提出要编一本自己的纪念集,收入自己的著作、论文、回忆文章,以及亲朋好友学生的印象记。我被她这一超常之举,不拘一格的想象力所折服,立即组织学生辈的友人编写,不到二十天就基本编就《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崔可忻纪念集》。我在《后记》里深情写道:“让我们再抱团取暖一次,彼此欣赏一回,大喊一声:我爱你!”

8 月3日早上,可忻长叹一声,对我说:“这个世界太乱了,我管不了了……我要走了。”说完就闭上眼睛,沉睡不醒了。我一下子被震住了:可忻,我们这一代人在生命最后一刻也不忘对自己时代的历史使命,要“管”这个世界啊!但最后她还是决然远行,安然进入生命的“灵性状态”:既回归个体生命的内在自我,更漂浮于大宇宙之中,安详,从容,超然一切。

我为《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崔可忻纪念集》写的序,就成了我的“养老学研究笔记”的第一篇。“养老学”是我和可忻共同的事业。

十一

按照可忻生前的安排,她远行以后,2019年12月,我就回到了安顺。住在应国的农居里,清晨闻鸡鸣起床;坐在凉亭上,看乡亲刨土勤耕:我一下子就坦然安心了。后来又搬进应国的新居。深夜,乘着他为我专门设置的电梯,爬到三楼屋顶,背靠青山,面对田园,仰望星空:心里说不出的踏实!这已经成了我的思维、行动的习惯:每遇到困境,就到社会底层,到大自然中去。那里有我的生存之根!

我的朋友、学生也闻讯从全国、全省各地赶来,欢聚一堂。我再一次给他们“讲鲁迅”,自然是别有风味。

这一次安顺之行,最为特殊之处,是《十三邀》团队也伴随而来。我和主持人许知远进行对话。他们也趁机拍摄了我在安顺的旧居、任教的校园,还深入当年“民间思想村落”群体的聚会中,听我们高谈阔论,看我们打麻将:真正是不亦乐乎。回京以后,我又在泰康燕园接受了他们的采访。谈到当下“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的时代困境以及和许知远关于“如何面对大自然”的讨论,在网上播出以后产生了出乎预料的反响。这就开启了我通过网络,特别是自媒体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新途径和新路向。

从2020年开始,我自觉进行“养老学”的探索,一篇一篇地写作“养老学研究笔记”。这一年,我提出“要重新认识和享受老年休闲人生”,做到“五大回归”:“回归大自然,回归童年,回归家庭,回归日常生活,回归内心。”后来我认识到,这也是对AI时代“人向何处去”的回答。

宽松时也做一点行动和实践的尝试。2021年,应“活字文化”之邀,录制了“钱理群讲鲁迅”视频课程,在B站上播放。我因此收获了许多网友的反馈,他们基本都是80后、90后和00后的青年朋友。从反馈看,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这一年,北大举行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我和应国带着刚出版的《安顺城记》,接受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检验。大家高度评价了《安顺城记》的意义。尤其是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了《安顺城记》与我们“民间思想村落”的精神联系,让我们大有知音之感。而推动北大与贵州的学术合作,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好头。年底,贺桂梅安排我为北大中文系学生做了一场题为“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报告。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北大讲课,讲的是对贵州的思考。我的两个精神基地就这样联系到了一起。

2023 年春天,我到北戴河出席了我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发布会。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数百名青年人前来,我也得以和他们在会上、会后交流。在此期间,陈嘉映采访了我,播出以后同样产生热烈反响。我意识到,有许多青年朋友都在“寻路”,也就自然对于未来抱以希望。

夏天,我再次回到安顺,住进了应国的乡居。我惊喜地发现,“民间思想村落”后继有人,已经传承到了第四代。从安顺回到泰康燕园,我把自己历年所写关于贵州的文章汇集成书,这就是2025年出版的《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讨论》。

也是在2023年,北大召开了“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对我的学术工作做出总结。我知道,自己真正告别的时刻到了。于是我有意识地退出历史舞台,2024年,借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与老师“告别”,通过出席《陈平原文集》研讨会与同代朋友“告别”,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举办的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与青年学者“告别”,并留下我的《最后寄语》。最重要的是,这一年5月,我和姐姐、哥哥再次回到南京老家,与自己的童年“告别”;10月,和李静对话“AI时代,人向何处去”,针对如何应对当下困境,我提出“观察,等待,坚守,做事”,并重申了“五大回归”的理念:这些都是我的人生经验,也引起广泛共鸣,我因此在留下自己的经验之后,与社会“告别”。

十二

为何主动“告别”?因为时代变化太快,新技术、新问题层出不穷,很多事情我已经看不清、看不懂了。85岁之后的我,体力、精力也逐渐衰退。我决定把时间留给写作,在有生之年再完成三项计划。

一是继续写作“当代史记”,希望写到90岁,写出“当代史记三十年”,留待身后出版。这是我作为“幸存者”的历史见证,也将是我最重要的著作。经过这些年的观察与反复思考,我对自己的思想与学术研究有了新的定位:要对既定的历史、现实,既定的认知,以及由既定认知决定的既定理想与信念,进行颠覆性的重构。

我明确指出,当代世界的“中国学”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中国之谜”。而要想解当下中国与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之谜”,必须由我们中国人自己从“中国的内部”来回答。我因此研究了鲁迅是怎么“解中国之谜”的。

二是从事“回归生命本真”的研究。2025年出版的《养老人生:新机遇,再出发》是我的“养老学研究笔记”的第一部。随着观察、思考的深入,我研究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由“养老学”转向“生死学”“未来学”和“幼儿学”。这是回归生命的起点与终点,自然有很大意义。我发现,如果从历史与现实看,会感到悲观与绝望;如果从未来看,就会看到希望。这正是我的人生哲学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不但对历史与现实看深、看透,而且对未来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心、想象力”,因而拥有不绝的“创造力”。

三是写和编两本书:一本命名《我是谁》,和李浴洋合作,以对话录的形式对我一生的方方面面,进行系统总结,主要侧重提炼经验和教训,展示一个真实的钱理群,为后人留下启示;另一本命名《他是谁》,我邀请了学术界以外的50余位社会各阶层的朋友,回顾他们与我的交往,不是做学术讨论,而是真实写出他们“眼中的钱理群”,我们的交往史也是一部民间思想史与社会文化史。

就这样,万万没有想到,在2024年和2025年,我的生命竟然进入了一种奇妙的境地:精神上的紧张、焦虑和恐惧消失了,我从容、安详地观察和应对发生的一切,内心充满了善意。我的生命沉浸在“天—地—人—合”的境界。我描述为:“告别历史舞台,关心人间世事,出入天地之间。”

2025 年秋天,我又一次回到贵州,回到安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回到第二故乡。

这一年,贵州人民出版社表示希望出版我的作品。在浴洋的协助下,我编出了这套《钱理群编年文选》。以编年的方式呈现自己的写作生涯与求索人生,并在贵州出版,对我而言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我的一生,是以“真山,真水,真人”作底的:从“真”出发,又回归于“真”。由此走上了“从善”之路。这一生可以说是自觉地与时代之恶博弈,又自觉地吸取时代之善,更自觉地发扬人性自身之善。自己的思想、学术、人生,就是一个善的不断发掘、呈现、发展的历史过程。

这“真、善、美”是真正的“生命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