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手记|格陵兰的非洲人

在法国驻沪总领事馆组织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上,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赵一凡先生不期而遇。闲谈中,他向我提起了《格陵兰的非洲人》——一个来自西非多哥的少年,偶然读到一本关于格陵兰的书,从此对遥远的北方世界产生了强烈向往,并用数年时间辗转西非、欧洲,最终抵达冰雪覆盖的格陵兰。这段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当翻译这本书的机会真正来到面前时,我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
初读此书,我便意识到,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旅行游记。它呈现的不只是一个非洲少年如何抵达北极,而是一个人走出熟悉环境、进入另一种生活世界,在观察他者的同时不断认识自己、重新理解故乡的过程。随着翻译的深入,我愈发感受到这部作品的独特质地:它兼具旅行文学、自传与民族志的特点,却不依托理论框架,也不止于景点介绍与个人感怀。作者以自身经历为线索,将个人命运、社会观察与文化思考融为一体,既有故事性,又保存了丰富而具体的人文信息。
1941年,戴戴-米歇尔·科波马西出生于西非多哥一个传统家庭。少年时,一次与蟒蛇的意外遭遇,使他被认定命中注定要侍奉蛇神,他的命运似乎因此被安排好了。然而就在这时,他偶然读到一本介绍格陵兰的书,书中冰雪、海豹、雪橇与北极居民的图景,让这个热带少年心生向往。“至少在这个寒冷的地方不会有蛇!”这个想法成为他决意离开家乡、前往格陵兰的直接契机。此后,他从多哥出发,先后辗转几内亚、加纳、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一个已经迈入星际旅行时代的世界,他却花了整整六年才走出自己的大洲——这是后殖民时期非洲人跨境流动的制度性困境。随后他进入欧洲,在法国、德国、丹麦辗转,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八年后,他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搭乘货轮抵达格陵兰,在那里生活了将近两年时间。
从热带非洲到北极冰原,从椰林、蟒蛇到冰山、海豹,这样的空间转换在世界旅行文学中并不多见。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带着短暂观光者的心态来到格陵兰。他希望真正了解当地的自然风貌与风土人情。船驶入尤利安娜霍布峡湾,岸上三十余座涂成黄、绿、蓝、红不同颜色的小木屋散落于大山脚下,周围是如草坪般柔软、点缀着黄色花朵的绿色地衣——这种描写具有典型的民族志观察特征。然而紧接着的登陆场景则揭示了观察者自身亦被观察的处境:码头上人群一见作者便停止交谈,安静得几乎能听见呼吸,随后儿童开始哭喊“图纳萨克”(山里的幽灵)或“基威托克”。有的孩子吓得躲到母亲身后,也有女人看到一米八的高个子,说他“漂亮”。这种观察关系的倒转,不止于轶事性记录,更在于呈现跨文化接触中“发现者”与“被发现者”身份的双向性——科波马西原本带着非洲人的好奇来观察格陵兰,却在登岸的瞬间成为格陵兰人观察的对象,而且被归为当地民间信仰中来自大山的幽灵。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从一个远道而来的访客变成当地生活的参与者,与许多居民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格陵兰由此从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有着具体的人、家庭、情感和日常生活的真实世界。
这种融入不是抽象的认同,而是落在每一天的琐碎日常里。作者没有刻意营造探险英雄的形象,也不将北极写成猎奇的神秘世界。他以第一人称自然坦率地叙事,常从一件普通小事切入,带读者走近当地人的日常。书中既有格陵兰自然景观的描绘,也有大量关于家庭、饮食、狩猎、捕鱼、住房、服饰、婚姻、亲属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记录。他写格陵兰人早上喝咖啡要连喝五杯,从第三杯起往杯里滴“阿夸维特”烈酒;写他们把雪茄抽几口就吐唾沫弄灭,塞进嘴里用牙撕下滚烫的烟灰和烟叶,嚼着咽下,再吐一口黑痰说“Mamak!”(意为真是太棒了);写当地全家人睡觉时挤在床上“抱团取暖”,怀孕八个月的博莱特睡在他边上,隆起的肚子紧贴着他。他说,“我这辈子都记得她那突出的、热乎乎、光溜溜的肚子顶到我身上,让我心里发毛的感觉”。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写出了寒冷环境所催生的真实复杂的生活,也反映出作者的好恶、惊讶和疑惑。作者没有回避这些感受,而是将它们如实写进作品,让我们看到一个外来者在接触、比较、困惑和反思中认识异域文化的真实过程。
最触动我的,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分享。格陵兰人把捕获的第一头海豹的肉分给别人,自己却不能吃,科波马西由此联想到多哥少年第一次领到工资必须先交给父亲。他敏锐地指出,两种习俗看似相似,背后的观念却不同:多哥人首先想到父亲,因纽特少年想到的则是整个共同体的生存。这种比较目光贯穿全书,却从不居高临下。他写丹麦工人雇用当地女孩洗衣煮咖啡、留下孩子便一走了之;写帕米特“第欧根尼小屋”里的年轻人困在墓地与垃圾堆之间,得不到同胞援助;写图埃一家断粮杀狗,他出面制止并借钱买来海豹肉;也写约翰·多尔夫在跨年夜将他摔倒在地,骂他是“该死的黑鬼”,他怒不可遏地反击,第二天村里人反而夸他“教训得好”。这些段落没有浪漫化“原始公社”,也没有刻意塑造一个受歧视的外来者。科波马西写的是具体的人,以及他们身上的不幸、恶意和善意。他尽可能诚实地记录眼前的一切。
关于狗的书写,或许最能体现作者的观察方式。他写雪橇犬在暴风雪中拉橇,一只狗停下来排便,却被其他狗拖着在冰面上翻滚;写狗群为争夺交配权混战,十几只撕咬在一起;写汉斯用牙齿咬住皮条打出十六个结制作狗鞭,鞭梢取自母独角鲸腹中的小独角鲸皮。他也写狗的另一面:暴风雪迷路时,波约挖出雪洞让狗躺在身上取暖;拉橇时狗仿佛有“第六感”,主人睡着了也会放轻脚步;喂狗时他忽然生出深深的同情——因为它们毕竟是人类的救命恩人。在科波马西笔下,狗既不是忠诚无私的朋友,也不是凶残的野兽,而是与人共同生存的动物:既能救人,也可能伤人;既聪明,也有笨拙的一面。他没有把自然描绘成温情的世界,而是呈现它真实、复杂甚至残酷的一面。
科波马西讲述“灵魂”时,这种观察又深了一层。马塔克告诉他,人有六七个“塔尼特”,分居于大脑、喉咙、心脏、肾脏等器官中,它们在人死时随最后一口气离开;此外还有“名字的灵魂”“阿特克”以及睡梦中离体漫游的“塔内克”。这些说法让他立刻想起多哥人的“埃克朗”(“另一个自我”)和“芦风”(“生命要素”),以及村庄附近被认为是巫师化身的猫头鹰。在因纽特人的观念中,万物都有自己的“因纽阿”(主人)。猎人杀死动物后需安抚其灵魂:给海豹鼻子滴淡水,把鱼叉放在火边,让鲸鱼的灵魂取暖;女人则通过仪式将鲸鱼灵魂引入冰屋,挂上礼物,像迎接尊贵的客人。科波马西写道:“因纽特人的习俗比我们非洲的更为温和……”这句话的分量,只有联系他此前写到的多哥渔民部落为了捕到更多的鱼,不惜向海洋献祭人命的习俗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从蛇神献祭中逃走的人,在北极冰雪里重新遇见了灵魂问题,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祭品,而是观察者。这种经历揭示出,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动物、死者和那些看不见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那儿的人如何理解生命与尊严。
在这本书中,一个非洲年轻人以自己的生活经验观察格陵兰社会。他不是殖民者,也不是专业学者,只是一个带着自身文化记忆走进异乡的旅人。
格陵兰风俗与非洲经验之间的持续对照,构成了全书最鲜明的叙述特点。每述一种格陵兰习俗,作者几乎都会附上一句“在多哥……”或“在我们老家……”。格陵兰的换妻习俗对应多哥的一妻多夫,格陵兰的守丧禁忌对应非洲的寡妇规训,格陵兰的名字灵魂观念对应多哥“另一个自我”信仰。这种对照不预设文化高下,只是将两个社会并置,让读者自行观察人们面对饥饿、孤独、死亡时的不同对策。由此,作品形成了一种双向观察:既在认识北方,也在重新认识南方;既在理解他者,也在理解自己。
这种双向观察也延伸到他对于殖民历史的思考。本书虽然不是一部专门讨论殖民历史的著作,但殖民统治及其后续影响始终贯穿其中。书中提到,丹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政策,包括将分散居住的因纽特家庭集中到城镇定居,以及推行以丹麦语为主的学校教育。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却也给当地传统文化的延续带来了冲击。年轻一代逐渐疏远了祖辈熟悉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一些传统的狩猎技能面临失传的风险。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猎海豹,他们穿着进口的羽绒服、牛仔裤,开着机动船,在超市里买罐头食品,酗酒和福利依赖在年轻一代中蔓延:“很多还能干活的格陵兰人,全指着丹麦政府发的救济金过日子。”通过这些具体的生活场景,作者展现了格陵兰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矛盾与困境。
作为来自多哥的非洲人,作者对奴隶贸易、殖民掠夺以及外来宗教对非洲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有着切身的体会。由此形成的跨地域历史联想,使他的思考超出了对格陵兰社会的观察,触及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一个民族如何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外来文化的进入是否必然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消失?现代化是否只能沿着一种固定的道路展开?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作者在不同文化和历史经验之间不断建立联系,使这部作品具有了超越个人旅行经历的思想内涵。
科波马西最终决定离开格陵兰,回到非洲。他意识到,如果一直留在北极,自己便无法为同胞做更多事情。他希望成为一个“讲述者”,把“严寒之地、午夜太阳和无尽长夜”讲给非洲的年轻人听。马塔克老人曾对他说:“你的位置在我们中间,因为你已经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这份认同并没有改变他的决定。他有自己的故乡,也有自己想要讲述的故事。
法语原版出版三十多年后,科波马西在再版后记中写道,此后他又三次回到格陵兰:带着家人、为BBC拍摄纪录片,以及担任游轮演讲嘉宾。他说:“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从未离开过格陵兰。”那段经历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也影响着他理解世界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