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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关键之书”(八):语言的准确和真诚,本身就是美
来源:中国作家网 |   2026年11月17日15:02

“关键”,原指闩门之木,字书上讲横曰关、竖曰键,二者和合戍守于宅前。这也构成了另一重想象,把门闩取下,铺陈在路上,从一个关键性的原点开始纵横交错,向广袤的天地延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键之书”,它是我们阅读史的核心,气质鲜明的精神背景,值得涵泳的生命实感。

2026年9月以来,中国作家网联合浙江省作家协会,共同推出了“文海观潮——浙江实力作家、青年作家推介计划”,立体呈现浙江作家们的精神世界和创作心路。在计划即将告一段落之际,我们还邀请了海飞、东君、雷默、斯继东、苏沧桑、畀愚、薛超伟、杨怡芬、孔亚雷、翟业军、王晴飞、草白、赵霞等作家和学者参与到“我的‘关键之书’”栏目,相信大家可以与他们的阅读一道神游浙江文脉,一夜飞渡吴越。

——栏目主持人:陈泽宇

《白鹿原》诸版本中,封面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头版”

海飞:很难说有哪本书可以被称为我的“关键之书”,但如果一定要选一本让我久久难忘的,大概是《白鹿原》。它像一道洪流一样冲刷过来,横跨清末到新中国,白、鹿两家的兴衰史,从开头到结尾,裹挟着黄土、血水和宗族的遗骸。像很多人说过的,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个家族秘史,更是一个民族的寓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纸上活着,人物十分立体。白嘉轩,田小娥,黑娃等人,或站着、或跪着、或挣扎着。比如田小娥之死,杀死她不算完,还要在她的尸骨上修一座六棱砖塔,镇住她的魂。这种设定,是小说的关节,也是它的锋利之处。小说深挖了农耕宗族与传统礼教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在维系秩序,一方面它也在“吃人”。除此之外,它还用关中方言写对话,用民俗细节堆出现实的厚重感。读完这本书,我喘不过气来。

写完“关键之书”后几天,东君发来图片并注文字:“巾箱本《世说新语》”

东君:在中国古代,除了志怪小说,还有一种志人小说,这里面我认为最好的一部要算《世说新语》。后来尽管也出现过一些仿《世说新语》叙写故实、杂录琐言的书,但都不如这本书耐读。为什么?因为《世说新语》除了记事,还特别注重文字之美,三言两语,就透出一种玄远、优雅、诙谐的晋人气韵。有人说我的《面孔》中有一部分施用了“《世说新语》的笔法”,我是供认不讳的。我就是想用这种既古老又现代的方式记录众生相。不过,需要申明的是:《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多属历史人物,与之相关的事件、地点大都是于史有征。而我所做的,是去历史化处理。也就是说,我要书写的面孔,是无名者的面孔,他们没有置身于历史大事件里,而更多的是浮现在我们的现实中,他们中的某一张面孔也许就曾出没于我们身边。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超现实的、荒诞的乃至无厘头的情节,这也是它有别于《世说新语》的一个地方。

刘方译的《鼠疫》,扉页上保留笛福的那句话:“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

雷默:我推荐加缪的《鼠疫》(刘方译),它提供了一种反修辞的叙事伦理:里厄医生全程没有发表过任何宣言,只是日复一日地出诊、记录、埋葬,然后继续出诊。这种拒绝升华的坚持,让我意识到灾难、苦难叙事文本最难的不是控诉,而是呈现人在荒诞生活里的真实举动:重复。加缪对“习惯”的处理也独辟蹊径,鼠疫持续日久,民众不再恐惧,甚至对呻吟声充耳不闻:”仿佛呻吟已经成为人的天然语言”。这一笔的力度在于,它把灾难从事件降格为环境,从而暴露出生存的惯性结构。我们总习惯在叙事中写“降临”,却鲜少触及“延续”和“内变”。加缪教给我们的是写作应当警惕戏剧性,转而捕捉日常中那些容易被忽视而未被言明的荒诞细部,那才是叙事美学中应该关注的东西。

这套“平明版”《契诃夫小说集》,陪伴斯继东从嵊州到绍兴

斯继东:二〇一四年下半年我自嵊州调至绍兴,只带了很少的几本书。整个二〇一五年我几乎都在读契诃夫。每晚临睡前读几页契诃夫,如同吃药,解一整天经手的文字之毒。契诃夫是谦卑的,在他的谦卑面前,种种强大会不自觉松动,然后变成貌似强大。他的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像灰褐色的煤一样不起眼地堆放在那里,只有走近它,点燃它,你才会知道内里蕴含着怎样耀眼的光和热。在历经了花样百出的现代派小说后,再捧起契诃夫,你能找到的只有单纯、质朴和真挚,但偏偏是这种单纯、质朴和真挚却能穿越时代和文学史。他写的尽是些小人物和庸常的生活。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也没有同代作家热衷的灾难、战争和时代的风云际会,这些小人物做着普通人所做的事,操着普通人该有的心。他们的遭际、命运,是人们习见的。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么多年过去了,他写过的那些十九世纪的人依然游荡在我们身边,他写的明明就是我们——你和我。千百年过去了,时代和社会在变,但人们依然在爱,在追求,在挣扎,在痛苦,在欢乐。而一个作家该做的,无非就是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和发现自己,通过自己理解和感受笔下的每一个人。

许多年后,苏沧桑的《纸上》也像《树之生命木之心》一样抵达了异国他乡

苏沧桑:生命的不同阶段,会遇见不同的“关键之书”。《树之生命木之心》是给予我文学创作重要启迪的一本,它源于日本著名作家盐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呈现了日本古建匠人之魂和古老技艺的现代传承,分为天、地、人三卷。读到它时,我正开始创作中华优秀传统非遗文化主题系列散文《纸上》,我被“天卷”里那些工匠口诀“营造伽蓝不买木材而是直接买整座山”“树木的癖性也是树木的‘心’。堂塔的木构不按寸法而要按树的癖性构建”等深深触动,我还特意赶到日本奈良法隆寺,用目光一一印证了我在那本书里读到的关于那座千年伽蓝的一切。《树之生命木之心》对一个写作者最珍贵的馈赠,在于它示范了一种面对写作对象时的伦理姿态——作者主动退后,让手艺人用自己的语言站立起来。《纸上》从这种姿态中获得了最初的启发,又创造性地把“倾听者的退后”,转化成了“书写者的在场”,并进行了新的、自觉的文体探索。我用了近五年时间深入中国江南古村落,沉浸式地亲身体验了养蚕、造纸、唱戏、采茶、酿酒、摇船这些同样濒临式微的手艺行当,于是有了散文集《纸上》。我想,当法文版、阿拉伯文版《纸上》像《树之生命木之心》抵达异国他乡,也许,它也能成为某个读者或写作者的“关键之书”。

一中一西,畀愚常伴手边的“三言二拍”与《百年孤独》

畀愚:以前,有两本书是我一直放在卫生间里的,每天都会翻阅,而且是翻到哪就从哪往下看的那种。一套是《三言二拍》,另一本是《百年孤独》。它们对我的影响也是我这种写作风格形成的过程。

《三言二拍》让我知道了,原来故事是像说书人那样一步三叹地娓娓道来,作者还可以从中跳出来,对事件与人物作出点评与判断。同样,《百年孤独》让我了解到,语言可以那样地被运用,它的叙事方式跟《三言二拍》是截然不同的,作者更多是隐于文本背后,只作客观与冷静的叙述,而把评判交由读者。确实,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的写作,是我的一本“关键之书”,也因此,经常会有人说我的小说里很少有心理描写之类的。但是,作为一种阅读与对比,《三言二拍》同样也是一本“关键之书”,它里面的世道人心、因果报应,那些神鬼灵异,又何尝不是一种东方式的魔幻与现实?它们就是以一种民间的、平实的语言来表达的,而更接近于我们的日常。

薛超伟问我,“泽宇兄,可以是《哆啦A梦》吗”

薛超伟:《哆啦A梦》系列漫画是我的“关键之书”,它影响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这部漫画可以说包罗了世上所有的故事类型和角色类型,很丰富,但远不止于丰富。《哆啦A梦》里有许多瑰丽的景观,但终究,可爱才是这个漫画世界的本源,可爱使得“万物齐一“,这里充盈着植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一切都是敞开和沟通的。又比如器物在道具的加持下拥有了生命,于是有了像鲑鱼一样洄游的酒瓶,可以化成实物的音符,甚至还有被认养的一小卷风。可爱也足以消弭一切争端和分歧,每个角色都有烦恼和苦楚,都有萦绕于身的失败,在单元漫画的结构里,他们的烦恼无限轮回,但没有关系,那些挫败只是万化里的小小构成,他们总能让自己开心起来。以及漫画里几近于神明的哆啦A梦,一直保持谦逊,与它简笔线条的圆润身型一同永在,这是庞大可爱。除此之外,经常出现的时光机让我产生一种感觉:所有过去未来的人和事始终生活在各自的时间坐标上,不会消失。这提供一些慰藉。

杨怡芬发来了她曾看过的《学游泳》书影。《学游泳》,[英]斯威夫特 著,郭国良、叶镒娟 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杨怡芬:遇到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短篇小说集《学游泳》,是在2006年。那时,我刚写作不久。很多写作者的早期写作大多从自己出发,而我则书写“他者”的遭遇,比如在上海卖虾为儿在城中买房的小岛大妈,为丈夫升迁而“贡献”自己身体的小城少妇。对此,我有隐隐不安。格雷厄姆·斯威夫特,1996年的布克奖得主(那年他的竞争对手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他的小说里头有众生相,也有时代画卷。我欣赏他的“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小说美学,喜爱程度足以让我忽略他的其他缺点。他提醒正在起步的年轻作家:“小说的要旨就是摆脱自我的束缚,进入他人的经历,进入不同的天地,进入不同的人生,也即进入你所未知的领域,你能想象的领域。”这段话,让我释然,勇敢地去书写“我不知道”但我能想象的他人生活,那才有后来的《离觞》和《海上繁花》。对我来说,它足够关键。

劳伦斯短篇小说《普鲁士军官》,收录于《骑马出走的女人》

孔亚雷:我差点错过D.H.劳伦斯——也就是说,我差点错过此生最美、最神秘、最奇异的阅读体验之一。这也许要归罪于《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或者《儿子与情人》。它们的名声遮蔽了劳伦斯那些伟大短篇小说的光箭(因为会射穿你的心)。我会毫不犹豫地将《普鲁士军官》列入我的“短篇小说十佳名单”。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说,劳伦斯仿佛不是凭技巧、经验或理解在写,甚至也不是用文字在写,而是在用风、光线、气息、触摸、颤栗……在他这里,连死亡也显得生机勃勃:在《菊花的幽香》中,妻子拥吻着死去的矿工丈夫,“她似乎在倾诉,在询问,想和他取得某种联系。然而她无法做到。她被赶出来了。”

202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流言》时,沿用了1944年炎樱设计的初版本封面。

翟业军:世纪之交的时候,第一次读张爱玲的《流言》,惊为天人,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对我的一记暴击、一次粉碎。说是暴击、粉碎,是因为不管是既有的文学史还是我本人的阅读经验,都是高度“鲁迅化”的,一看到什么人、物、事,就想到改造国民性,想到背后有哪些深刻的寓意,想到悲剧。《流言》坚定地站到这一切的边上,或者背后,它是如此地珍视一己的感受,它从这些感受出发,最终又回到这些感受本身。就在它这里,我自己的感受被激活了,我终于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感受,并大声地把它们说出来。此外,它的许多篇章对我来说,都是“发蒙”,比如,京剧、民国电影,再如,张爱玲对于“参差的比照”的美学令人振聋发聩的宣誓和捍卫。后来,我不太敢再一次看它,我怕再看时它显得好像并没有那么精彩——怕,其实就是爱,爱到怕它并没有那么好。

2005年版《鲁迅全集》

王晴飞:这个话题说起来真是“卑之无甚高论”,也实在没办法藏私。我的“关键之书”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就是鲁迅的书。

《鲁迅全集》是我年轻时读得最充分的书,也是我最早读完的一部“全集”,记忆难以磨灭。虽然我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不多,但是我在此后几乎所有的阅读与写作中,遇到任何人生困惑的时候,对社会现象难以理解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回到鲁迅,都不免要放在那个以鲁迅为秤锤的秤上掂量一下。我不觉得鲁迅每一句话都绝对正确,也不以为他的话可以永久适用——比如关于如何看待传统问题,我就会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和他不一样,但这种不一样,恰恰是对他的继承而非背叛——但他确是我阅读乃至生命的压舱石,在我有了新经验和新想法的时候,时常用鲁迅的作品来洗练自己,他在任何时候都以潜隐的形式帮我把握着生命和认知的分寸。

“蒂芙尼蓝的封面,翻译家徐迟隽永而深邃的译文,赋予思想以朴素的形式”

草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总有一些书充当阶段性的“关键”角色。此刻,我的窗外有一棵江南的楝树,飞鸟和松鼠在枝间欢快地跳跃。阅读和写作的间隙,我常常望着树,陷入美妙的思绪。脑海里浮现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所谓的“关键之书”,真正让人念想的,并非其中的语句,而是每次翻看时,自身的心境竟与书中流泻的情思不谋而合的瞬间。有一次短暂山居,我随身带着的便是梭罗的《瓦尔登湖》:蒂芙尼蓝的封面,翻译家徐迟隽永而深邃的译文,赋予思想以朴素的形式。那是初夏,每次从纸上抬头,便能看见窗外流光溢彩的树木,令人目不暇接,也让人身心愉悦。此外,许多类似的独处时刻,也是《瓦尔登湖》陪伴着我。无论从哪一页翻开,都能毫无障碍地进入,就像进入一个神往已久的世界。一本与此刻相关的书,往往也是通向内心和未来的书。

相信许多人都对1979版《西方美学史》淡绿色的封面印象深刻……

赵霞:谈及“关键之书”,首先跳入脑海的是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这是学生时代第一本让我感到读懂了的美学史著作,真诚、清通、深厚、坚实。后来再读,依然赞叹。它使我强烈地感到,语言有一种准确和真诚,本身就是美。曾经想,自己如果做理论,也要努力做这样的理论。现在又想起当初的发愿,不禁赧然。

此次参与“文海观潮——浙江实力作家、青年作家推介计划”的科幻作家宝树,之前也谈过他的“关键之书”~详见《我的“关键之书”(二):陌生而壮丽的异相世界》!

我的“关键之书”往期:

我的“关键之书”(一):“有我”意味着思想的力量和情感的真诚

我的“关键之书”(二):陌生而壮丽的异相世界

我的“关键之书”(三):我们可以把握的现实不止一种

我的“关键之书”(四):“我仰望并需要,又因为畏惧她的光芒不时躲开”

我的“关键之书”(五):书海编舟,波涛拍打每一条岸

我的“关键之书”(六):“它教会我,要有一颗庄严而郑重的心”

我的“关键之书”(七):去冒险吧,在那最后的夜晚,在那燃烧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