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在象牙之塔”到“走出象牙之塔”——张世英在南开大学

张世英先生西南联大毕业照

1949年5月14日张世英夫人彭兰摄于南开大学东村宿舍前

2019年10月5日张世英先生于南开大学东村故居前
1946年秋,一个刚从西南联大毕业的青年,提着简单行囊走进南开大学校门。他二十出头,衣着朴素,口音里还带着南方气息。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初来乍到的助教,日后会成为以黑格尔哲学研究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闻名的哲学家;也很少有人注意,他在南开只停留了五年,而这五年恰恰是他学术研究方法形成与思想觉醒的关键时期。他就是张世英(1921—2020)。人们熟悉他长期执教北京大学、晚年讲“万有相通”和“哲学是提高人生境界之学”的形象,却容易把他在南开的五年经历一笔带过。但若将这位哲学家的学术道路连成一条线,南开并非可有可无的一站,而是他从严格训练走向现实关怀的关键转折点。
从西南联大到南开,张世英走过了学者成长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两个阶段。在西南联大,特别是在冯文潜先生的指导下,他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逐渐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治学方法;在南开从教的五年里,他又慢慢体会到一种关注现实的学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走出象牙之塔”的学术。这两个阶段彼此交叠、相互支撑,并非截然分离。张世英以往的回忆文字对南开偶尔有所涉及,多聚焦于他与冯文潜的师生情谊,对这五年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承前启后的意义,或语焉不详,或未充分说明。今天来看,张世英与南开的纽带是多重的:冯文潜作为导师,耳提面命使他在原典阅读和翻译校勘上打下了扎实根基,作为学院领导,促他独立开课与书案磨砺,使他把零散知识组织成可讲授、可检验的学问;而1947年以后日趋激烈的政治动荡,则推动他一步步领会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关联。
从昆明到天津:一条由师恩牵引的纽带
张世英与哲学的结缘,本身有一段曲折。1941年秋,他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原以为经济学是“济世救民之道”,不料读了一年,发现尽是“生意经”,感到索然无味。1943年秋申请转入社会系,又因“人口调查”之类的课程而厌烦。就在那一年,他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课堂上贺麟讲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一个战胜了一切对立面的“战将”,这让张世英第一次感到哲学“最能触及人的灵魂”。1944年秋,他最终决定转入哲学心理学系,将哲学确定为今后学习和研究的大方向,并对此“终生无悔”。
转入哲学系后,张世英最先凭兴趣自己找书阅读,在图书馆里碰到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的英文原著,翻了几页便被吸引住了。真正把他引上哲学原著阅读正轨的,是冯文潜。冯文潜(1896-1963),字柳漪,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美学家,治学以“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著称,在西南联大哲学教育学系深受学生敬重。他在《西洋哲学史》课上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学生的必读书目。张世英带着疑问第一次到冯家请教,冯文潜很高兴地接待了他,特别嘱咐他要熟读《理想国》,“要像读《论语》一样地读”,又非常具体地教给他一套读经典的办法:每读完一节或一章,合上书本,用自己的话把大意写下来,心得和评论另记一旁,不准照抄原文,也不准满纸空论,以致原意尽失。冯文潜特别强调,读书报告首先是看对原文原意的理解和概括是否准确,如果满纸自己的评论而连原意都理解错了,就会文不对题。张世英按照这套方法尝试去读《理想国》,常常自以为懂了,临到执笔却概括不出来,于是再打开原书细读,再合上,再写。
正是在这种反复磨炼中,张世英懂得了什么叫把一本书“读透”。冯文潜特别提醒他,做学问要先下“我注六经”的苦功夫,不能一步登天,就想着“六经注我”。这套看似读书方法的训练,塑造了张世英此后一生为学的基本姿态:对原典保持敬畏,对概括保持警惕,对浮泛的宏论保持距离。后来,张世英又把这套从冯先生那里学来的方法用在了对贝克莱的阅读上,尤其《人类知识原理》的后半部分,正是依照这个方法独立读下来的。一部课堂要求的柏拉图《理想国》,一部自己找来读的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一前一后,构成了他哲学原著阅读训练的起点。当时进步学生“走出象牙之塔”的呼声在联大校园中不绝于耳,但这套训练让张世英沉浸在纯粹的学术阅读中。他后来坦言自己当时“算得是心在象牙之塔的一个‘落后分子’”,而老师冯文潜“当年也没有走出象牙之塔”。正是这种“心在象牙之塔”的状态,给了张世英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接受了纯粹而严格的学术训练。
张世英成了冯家的座上客,课后追着冯文潜提问、到家中详谈,成了他联大时期的一段日常。两人的关系也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深入,向其他方面拓展。大四那年,张世英有次生病,冯文潜打听到他的住处,到床边嘘寒问暖,展现了一种慈父般的关爱,引起了周围同学的羡慕。也正是在探病时,冯文潜了解到他因经济困难不得不在外兼职,常常因此与上课时间冲突而无法上“美学”课,便破例允许他不必到堂,以读书笔记和学年考试成绩结业,还说“学习不一定非得围着老师转不可”,这句话让张世英记了一辈子。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冯文潜应邀担任了张世英婚礼的主婚人。张世英女朋友是闻一多先生的高足彭兰,两人毕业当年结婚,按当时风习,双方需各有一位主婚人。彭兰的主婚人自然非闻一多莫属,张世英这边按理应请自己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贺麟教授。但偏偏贺麟与闻一多政见不合,彭兰为此心存不安。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张世英便改请冯文潜。冯文潜欣然应允,在张世英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站在了他的身旁。张世英后来称冯文潜为“养育我哲学生命的恩师”,“养育”二字,既指学术上的启蒙,也指生活上的照拂,二者在冯文潜身上是浑然一体的。
1946年夏,张世英从西南联大毕业。他原本被保送清华研究院,打算师从金岳霖研究分析哲学,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未能继续读研究生。正在此时,冯文潜邀他到南开大学哲学教育学系担任助教,他便从昆明经贵阳、长沙回到武汉,又只身乘江轮经上海转海船绕道秦皇岛抵达天津。彭兰暂留武汉,次年才到南开中文系任教。对张世英来说,南开五年不只是一份教职。他在西南联大从冯文潜那里学到的是怎样打基础,到了南开,冯文潜又给了他一个将学问做下去的机会。
讲台与书案:南开时期的教学科研活动
张世英在南开五年,教学与科研交织在一起。教学促使他将此前零散积累的知识组织成可以讲授的系统,科研则让他在一部经典文本上反复打磨,而日常的闲谈也在不经意间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启迪他开辟新的学术方向。三者共同构成了张世英学术生涯最初的工作与生活内容。
张世英到南开的第一年便独立开课,讲授“哲学概论”和“形式逻辑”。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助教来说,这一破例既是信任,也是考验。后来,他曾坦率地描述自己当时的窘态:备课到深夜,参考书乱翻一气,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读。“哲学概论”既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方面,他主要参考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这与当年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对程朱哲学的重视有关;西方哲学方面则主要参考罗素,这又与当初金岳霖重点讲罗素哲学有关。相比之下,张世英对西方哲学特别是罗素哲学更有兴趣。讲授时,他常常将这两条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线索塞进同一门课程,事后自己回想,也觉得“有点不可想象,也有点可笑”。
这种“杂糅”恰恰透露出他早期学术的基本格局,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立场,却已同时被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和西方哲学的分析与论证精神所吸引。后来贯穿他一生“会通中西”的致思取向,最初而略带笨拙的萌芽,正是在南开这几间简陋的教室中生发出来的。他认真修读过金岳霖的逻辑学课程,对逻辑分析和概念辨析下过一番功夫。金岳霖曾当面对他说,“我早知道你有数学头脑,宜于研究分析哲学”,他本人也坦言对分析哲学的兴趣“出于一种游戏的爱好”。现在为南开学生讲“形式逻辑”,与他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若合符节。逻辑学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大学课堂里远非“热门”,张世英讲这门课从不敷衍,他在金岳霖课堂上接受的训练和此前对数学和逻辑分析的兴趣,让他讲起来算得上得心应手。
南开时期对张世英学术生涯具有长远意义的,是冯文潜交给他的那项翻译工作。在西南联大时,张世英曾在茶馆里“泡”完了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英文原著,对“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命题着了迷。到南开工作后,冯文潜对他说:“你把《人类知识原理》念得那么熟,就干脆把它翻译出来吧,我替你校阅。”张世英接下了这个任务。冯文潜的校阅方式极为特别。一字不改,只在旁作注,“此字不妥”“此句待斟酌”,问号、感叹号随处可见,每一处都要求张世英自己给出理由。这种“不替你改,但要你改对”的训练,比逐字批改更为严苛。张世英后来在总结冯文潜的告诫时说,有人讲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讲得天花乱坠,但对照原文一看,却错误百出,因此“做学问重在严谨扎实,翻译重在忠于原文”。1958年,译稿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编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署名“张世英译,冯文潜校”。这是张世英学术生涯中第一次完整的“原典处理”实践,从阅读到翻译再到校订,每一个环节都在反复确认一个原则:哲学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文本之上,而不能建立在转述和印象之上。
张世英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与贝克莱有关。1955年5月4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主要来源——巴克莱的哲学》,题目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内核却可以追溯到南开时期对《人类知识原理》的反复研读。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世英在南开五年工作中获得的,不是一套成熟的哲学体系,而是一套可操作、可延续的学术方法和工作方式:从一部经典出发,以翻译和注释为基本功,逐渐走向独立的论述与判断。
张世英的学术滋养还来自南开日常生活中的邻里闲谈。陈序经当时是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与他也是教工宿舍区东村的邻居。在张世英的印象里,这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主张全盘西化的大人物”,据说主张之激烈甚至超过胡适。张世英起初在这位“大我近二十岁的长辈”面前很拘谨,觉得自己这个“刚大学毕业的小老土”和他住在一起,“出入未免不便”。但日常接触很快打破了他的想象。陈序经会因为保姆把晒衣竹竿伸到邻居院内而对其责备,也曾在除夕和孩子们一起在院子里放鞭炮;他并不爱吃面包奶油,家里也不过圣诞节。有一次,陈序经问张世英正在研究什么,他回答“正在读罗素的书,喜欢西方哲学”,陈序经立刻说:“不能只读西方的书,要像冯友兰那样中西兼通哟!”这让张世英第一次对他“有点惊奇”。后来他把这件事讲给在清华跟金岳霖学逻辑的老同学周礼全听,周礼全脱口而出:“此人不合逻辑!”这句玩笑话恰好点出了陈序经身上耐人寻味的一面:一个以“全盘西化”名世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却并非处处“西化”,反而劝人中西兼通。东村这些看似琐碎的邻里闲谈,在当时未必会被张世英视为某种“学术方向”的启示,却在日后的回想、咀嚼中显出分量。
冯文潜的精雕细刻、陈序经的中西兼通之劝,以不同方式嵌入了张世英的治学之路。
从旁观到介入:1947—1948年的政治转折
张世英在南开的五年,并不只是书斋里做学问。就在他逐渐形成自己学术工作方式的同时,校园内外的政治形势也在悄悄改变着他对“学术应当何为”的理解。他并没有放弃严谨治学的态度,但开始意识到,学术若完全与时代的苦难隔绝,也会失去某种分量。
张世英初到南开,对政治是疏离的。他在西南联大时期以“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向往道家境界”自况,这种“清高”更多是一种姿态上的自我约束,而非立场上的拒斥。事实上,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早有不满,对进步学生运动怀有深切的同情,只是长期停留在“心向往之”而“身未动之”的状态。1946年以后的南开校园,已经很难容得下这种状态。复员回津后,校内国民党、三青团势力与进步社团之间的对峙日趋公开,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五·二〇”运动、反迫害斗争一浪接一浪。一个住在东村、每天穿过校园去上课的青年助教,耳闻目睹这些场面,同情心不可能不逐步转化为某种融入时代洪流的冲动。
直接推动张世英从同情走向行动的,是他身边具体的人与事。1947年秋以后,“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日益高涨,他的弟弟张世华正在南开经济系读书,经常会在深夜里带着几个进步学生到张世英家中“避难”,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通过弟弟和他的朋友们,张世英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一位地下党员还送给他一本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类似黄表纸一样的薄薄的小册子”。这本书他珍藏了多年。与此同时,彭兰与闻一多家属的往来,以及她本人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已形成的进步立场,也在不断推动张世英向前迈步,并积极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在1947年秋至1948年夏讲授“哲学概论”时,他还尝试在课堂上讲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后来他坦言,当时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非常幼稚可笑”,甚至分不清马列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但这足以显示,他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思想上同情、行动上旁观。
转变的种子,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已埋下。1945年至1946年,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西南联大被誉为“民主堡垒”。张世英当时因彭兰而逐渐走进闻一多的圈子。闻一多第一次约他到家谈话,问了一些家庭情况后便直言,“听说你很有哲学头脑,我很愿意你能常来我家聊聊。现在的形势,我想你也清楚,希望你走出象牙之塔。”“走出象牙之塔”这句话,在当时的联大校园里已是流传甚广的进步呼声,但从闻一多口中亲自说出,张世英感到“其意义之沉重”。临别,闻一多送了他一本鲁迅编的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黑绒面,烫金字,鼓励他看一看。张世英后来回忆,走出闻先生家门时,他开始预感到自己“将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1946年夏,张世英与彭兰离滇回汉前夕去向闻一多告别。闻一多又对他们讲了很多,从婚姻到学业,从时局到未来,特别提高了嗓门说“等到那个时候”(意指国民党垮台之时),他还是要回到书斋里一心做学问。不想,这是闻一多留给他们最后的印象,几天之后,老师竟在昆明街头遇刺身亡!在贵阳看到报载消息,夫妻俩相对而泣。闻一多那句“走出象牙之塔”的告诫,从此不再只是一句口号,变成了一位遇难师长留给他的最后嘱托。
1948年秋冬之际,天津解放前夕,经一位地下党员介绍,张世英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青”),做了几个月的地下工作。他在南开大学东村的教师宿舍,也成为地下党活动的场所之一。地下党在屋里开会,彭兰坐在院门口放哨,有人来时便大声打招呼,屋里的人立刻摆出另一副样子。闻一多当年告诫他的“走出象牙之塔”,首先落实在南开东村那间小屋里,落实在1947年以后天津街头一次次的游行队伍里。
值得注意的是,张世英这一时期的政治参与,并未以放弃学术的严肃性为代价。后来在回顾自己从“象牙之塔”走出后的道路时,他曾坦率承认自己“长期误入了一条‘左’的教条主义的歧途”。不过,这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以政治代替学术的教训。南开时期的张世英,尚处在“走出象牙之塔”的初始阶段。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从冯文潜那里继承下来的原典功夫和严谨态度;另一方面,也开始意识到学术不能完全脱离时代的风雨。两者在他身上并不对立,共同促成了这位青年学者对“学术应当何为”的初步理解。
南开作为“归途”的起点
1950年,彭兰离开南开大学中文系,回到武汉工作。1951年夏,张世英以夫妻不宜长期分居为由辞去南开教席,到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入北京大学。从1952年到改革开放前,他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做学问,后来回顾那段岁月时曾以“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自况。张世英晚年反复讲“哲学是提高人生境界之学”,讲“万有相通”,讲“面对现实,超越现实”。这些命题的根系并不在张世英长期工作过的北京大学,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天津东村那间小院和南开大学几间并不宽敞的教室里。他从南开带走的,不是某一套具体的学说,而是一种为学品质,从原典出发,对文本负责,同时对时代的风雨保持一种不回避的敏感。
南开五年是他从学生走向独立学者的起步阶段,其意义不在于他在这里取得了多高的成就,而在于他从此开始以学者的身份面对讲台、书案和时代风雨。1961年冯文潜病逝,张世英专程从北京赶到天津参加追悼会。这段师生情谊一直延续到冯文潜生命的终点。张世英后来把自己改革开放后的学术生涯描述为一条“归途”。而他归去的那个“家园”,早在1946年秋天,就已在这个从秦皇岛辗转抵达天津、走进南开校门的青年助教身上埋下了最初的根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