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创作《四千里》是一次自我塑造的过程,我从中识别崇高情怀和英雄主义,为他们深深感动,并以此检验和教育自己。 罗伟章:创作《四千里》是一次自我塑造的过程

《四千里》,罗伟章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2026年10月出版
十多年前写作《太阳底下》时,罗伟章就曾查阅抗战史料,也走访过西迁亲历者。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他偶然读到动物西迁的相关记载,并把这个故事记在心里。多年以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敬群邀请他创作一部关于知识分子抗战的作品,这段旧日记忆重新浮现,成为今天的《四千里》。
一部作品的诞生有机遇,也需要外力推动,创作并非一开始就有完整的蓝图,历史材料、现实机缘与罗伟章长期以来的思考相互交汇,最终促成了《四千里》的诞生。小说以肖小玲回乡祭祖时发现的无名烈士墓碑为引子,讲述了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前夕,为给国家留下未来畜牧业发展的火种,以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场长王酉亭为首的八名教职工,带着一千余只珍贵进口动物从南京出发,历经艰险,行程四千里最终抵达重庆的故事。小说借“动物西迁”这一小小切口,书写知识分子与中国普通民众从惊惶到觉醒的心理变化和坚决不做亡国奴的民族精神,更写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经磨难、文化精神不熄的力量之源。作品对中国文学中有关抗日战争的书写是一次突破和跃升。
中华读书报:小说里的人物多为虚构,这为作家展开想象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同时也构成极大的挑战。您如何划定史实和虚构的部分?
罗伟章:这部小说有坚实的史实部分,就是抗战大局,包括二战全景。关于“动物大军”,一头一尾都是真的:他们从南京出发,最终到达重庆。书中人物,王酉亭实有其人,别的都是虚构。卖房、遇土匪、犒赏抗日军,都有记载,但过程均为虚构。比如遇土匪,在哪里遭遇,为什么遭遇,与土匪如何斗智斗勇,尤其是,土匪被宪兵枪杀后,王酉亭表现出的强烈悲悯,都是虚构的,而且我认为,也只有虚构才能抵达。还比如犒赏抗日军,我要赋予这段故事以血肉,写出王酉亭们内心的挣扎和牺牲精神。“点名”相关情节全是虚构,这是小说的重要一笔,强化这支队伍不是逃亡,而是在战斗。总之,细节都是小说自己生长出来的。
中华读书报:为充分把握叙事的可靠性,您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
罗伟章:对我而言,似乎并不需要特别的准备,我出身乡村,从小跟动物亲密,亲密到彼此依恋,甚至相依为命,后来的很多年又养猫,有阵子养了二十多只,都是流浪猫,病的残的,都养。我和动物之间,心心相印,动物有它们自己的语言,相处久了,特别是当你深爱着它们的时候,你就能懂,你懂它们,它们也懂你。我们之所以与动物隔膜,并常常误解和贬低它们,是因为人只以人为尺度。“动物大军”里的动物是主体性的存在,它们和人一起,共同经历漫长的、危机四伏的征程,也和人一样,慢慢成长为战士,所以王酉亭才把“它们”称作“他们”,才说:“我们不做亡国奴,他们也不做亡国奴。”对那群人和那群动物,我都满怀敬意。
中华读书报:小说反复写到“点名”这一场景,从南京到叶家集、宜昌、重庆,最后六个人代李子一答“到”,最后的点名让人感伤。
罗伟章:其实更多的是悲壮。代答的不只是人,还有动物。在那之前的一次点名当中,就写到动物代答。对此,可以理解为一种笔法,但事实上,类似情形真的可能发生,当情感有了深度联结,就能感受到“失去”,那是痛,却也催生勇敢,所以我说是悲壮。李子一的牺牲和孕妇黄贞秀对他的掩埋,仿佛就该那样,那是一种天道。“动物大军”所宣示的,是普通人的担当——他们不能上战场,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批珍贵动物带到大后方,于是不避艰险,勇敢行动。这成为了他们的信念,并因此构成他们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杨清爽的南京家人、甜甜托梦、那封寄不出去的信等情节,都是对南京大屠杀的侧面描写,为什么不采用正面叙述呢?
罗伟章:这部小说的“眼睛”,是“动物大军”,不正面写南京,是小说逻辑或者说小说纪律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方面,是营造一种不确定感,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实,在杨清爽等人心里,会生发出千万种景象,其中也包括心存幻想,觉得那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人会堕落和残忍到那般程度——这能更加深刻和有力地揭露日军暴行。
中华读书报:小说叙事采取双线结构,肖小玲整理录音时“一字不落”,是否也是您对历史记忆的方法论?
罗伟章:不如说是“心法论”。肖小玲作为历史教师,对历史事件很熟悉,然而,她熟悉的是躯干,是整体描述,也就是由数字和结局构成的历史“影像”,当历史的鼻子眼睛肠肝肚肺摆在她面前,她才真正嗅到了历史的气息,看到了历史的面貌,她为此震惊,整理录音时一字不落,是她震惊的深度,也是她对待历史具象的态度。
中华读书报: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让人动容,黄贞秀等女性在小说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同时为抗战小说谱系增加了新的女性形象。
罗伟章:我读战争小说并不多,多次重读的是《静静的顿河》,虽如此,我也相信描写战争中的女性,有杰出的作品在先。但的确,女性在战争中的受难和坚韧,让我动容。她们成为奋勇杀敌的男性最深的依恋和痛惜,也成为最强劲的动力。淞沪抗战时,十九路军张炎旅长组建敢死队,六十余名男儿全身淋煤油绑炸药,冲入日军兵营,这是一去无还的拼命,临行前,男儿们喊的是:“阿妈,孩儿要走了!”
中华读书报:把真实历史人物放进小说,您如何平衡史料的真实性与小说虚构之间的关系?
罗伟章:如同“动物大军”,大处真实,细节虚构。比如焦躁的军人冲进卢作孚办公室,把军帽扔到他桌上,卢作孚拿起军帽,递给那个军人,军人不接,他又把军帽理正,再递给那个军人——这样的细节就是虚构。类似细节,密布在那段故事里。虚构的目的,是抵达“可能之真”乃至“不可能之真”,也即“本质之真”。就是说,“真”,成为非虚构和虚构的共同追求,但“本质之真”往往要虚构才能成就,这是小说存在的理由。
中华读书报:您创作这部作品时,感觉最难处理的部分是什么?
罗伟章:对这部作品,可以写出两种样态,一是把“动物大军”写成孤勇者,二是将他们置于抗战大局,使之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写之前我思考这个问题,觉得第一种写法虽然峭拔,也能留给我更大的想象空间,但显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表达抗战的厚度和思考的宽度,于是选择了第二种写法。这种写法需要一个宏大背景,不仅是中国的,还有世界的,虽是简笔勾勒,却要让人深切感知,而且要与“动物大军”水乳交融,在这方面,我花了不少功夫。再就是,小说的两条线索如何处理,也是一个挑战,后来我想到,以字体的变化形成叙事的节奏感,主线和副线彼此映照和补充,并从时间维度上自然呈现战争的创伤。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有大量议论,这些议论有时直接借小说人物说出。您是怎么想的?
罗伟章:我从不认为小说有写法上的规矩,尽管我前面说了“小说纪律”这种话,也是从很不重要的方面去谈的,所以是否议论,全看某部小说的自身需要,也看我写到那里的感觉。对《四千里》而言,“动物大军”里的人,多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要想事,在适当的时候,就要把想的事说出来,彼此探讨,因此这也是人物和处境决定的。
中华读书报:您对于声音的敏感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提到“蹄声里的中国”,土话、动物语言、纤夫号子等,您最看重的“声音”是什么?
罗伟章:都很看重。比如纤夫号子,包括江面上的汽笛,虽然只是提到,却是苦难中国的不屈壮歌。当然最看重的是蹄声,我也说过,那是侵略者的铁蹄、反抗侵略的奋蹄和“动物大军”的走蹄,它们构成整部小说的“声音骨架”。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您对抗战小说的理解吗?
罗伟章:抗战当然是一个“抗”字,这是基调,《四千里》的第一章,我之所以细致描写罗雨丰营的誓死抗争,就是要奠定这种基调。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反思,我希望我读到的以及我自己写出的抗战小说,都是具有现代性的、能穿越时间的小说。对我来说,创作《四千里》是一次自我塑造的过程,我从中识别崇高情怀和英雄主义,为他们深深感动,并以此检验和教育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