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人文学科 ——问答:从“工科大学时代”谈起
【引子】
2025 年季春,一个偶然的机会,沈轶伦女士来访上海交大,我在办公室接待了她。她是年轻的作家,但这次来访是履行她的报纸记者职能,要讨论一下人工智能和人文学术的关系,做个访谈栏目。所以,也不全是偶然的见面,人工智能算是我们之间的媒介,而且已经成为一切领域里共通的热门话题。
交大是传统工科大学,最近20多年也一直在高调办着文科、人文学科,这使得人工智能与人文学科的关系成为一种比较容易的想象——一所工科大学办文科和人文学科,几乎就注定了人工智能在其中的角色了。否则,怎么办呢?确实,我正在这么做。前年,我还想着创意写作照着人工智能方向推进,但去年以来,先落地的是古文字、古器物、语言文化方面的项目,我们筹建了“中华文化基因智能实验室”。顾名思义,我们要进行的是对于古代文化的科学性研究,并且是人工智能主导的科学性研究。这意味着,我们改变了传统的人文研究观念和方法,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由此,古代文化文明的探究,成为朝向未来、朝向新世界的憧憬与梦想。
我向沈女士介绍我们的想法、做法与想象,也构成了彼此的对话、交流,只是限于她的报纸篇幅,能够见刊的不到一半文字,虽然扼要的框架有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2026年7月17日出版的《解放日报》文章标题是《AI浪潮下给人文学科“新开一扇窗”》。我想,还是有必要把我们的对话全文发表出来,作为一个见证:人工智能确实在改变着一切。我们每个人都将被人工智能所改变,就像不久前网络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每个人一样。
谢谢沈女士的来访,谢谢《文艺争鸣》的同人愿意发表这篇访谈稿。(吴俊记)
【记者访谈手记】
吴俊教授的手机上,装满了各类人工智能应用和生成式工具,他说几乎每天都在用,不亦乐乎。
作为见面礼,他从书架上取下来相赠的,还是传统的纸质出版物——他在2022年出版的《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但交谈中,他全程都在试图说服我,或者说,说服自己人文学科学术在语言能力与信息处理能力上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存在了,无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引发科研与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是不明智的。与其讨论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类创造性、个性化工作这类问题,不如切实面对人工智能正在不断逼近人类智慧极限、逐步取代人类技能与思维这一现实。只有明白人、人类正在被挑战的现实,才能针对性思考并有效解决现实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人需要做什么?人文学术需要怎么做?
吴俊教授的履历,本来是一条很清晰的“文科主流路径”: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师从钱谷融先生;典型的主流人文学科专业出身。此后在华东师大任教多年,后来又到南京大学,担任过校长助理、研究生院负责人,分管的也是文科。直到2022年底,他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人文学院院长,还是中华文化基因智能实验室主任——从传统文理强校到一所以工科立校的大学,这种人生与职业轨迹的改变,带来了他认知和行为上的转变。
他说:中国大学发展到现在,早已经进入了“工科大学时代”。但这个概念不能狭义理解,不是单指交大、清华、浙大这些传统工科强校,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本质是国家需求推动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学建设方向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传统工科院校在百余年中国大学发展史上,真正进入了主流前沿,核心原因就是它回应了“卡脖子”技术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国家需求层面的根本性现实问题。他在入职上海交大后不久,就发表了有关“工科大学时代”及在传统工科主流大学发展人文学科、包括人文通识课对于工科大学教育的重要性的文章,《“工科大学时代”的大学人文及人文通识课——兼谈如何认识学科意义上的创意写作》(《文艺争鸣》2024年第11期)、《重申人文学术研究的常道——工科大学里的人文教育问题》(《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2期)等相关文章发表前,他已经在交大教学发展中心做过线下公开报告,反响相当热烈。
文科、狭义的人文学科到底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泛泛而谈的大道理好像很明白,现实中则一切没有定论。吴俊说,以自己为例,坚信人文是“无用之用”的教授们首先要放下对技术的傲慢与偏见,才能直面危机挑战和发展机遇并存的当下。当然,教育的目的,最终的一切,还是要落到“人”“人的发展”上。(沈轶伦记。以下沈问、吴答)
【问答】
[1]
问:从传统文科强校到顶尖工科强校,这种“跨界”带给您最直观的冲击是什么?您如何理解当下所说的“工科大学时代”?
答:我的学术生涯前期,都是在中国的文科教育强校。我在上海,但从不知道交大在哪里。20世纪80年代在复旦,好像是个理想主义的世界。郭绍虞先生、朱东润先生、贾植芳先生、章培恒先生等几代前辈,教给我们什么?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风范,一种思想追问的方式,一种精神呼应的体验——中国文字背后的意味是什么?语言文学和宏大的社会变迁、幽微的人性世界是什么关系?个人治学与修养及人间伦理的关联是怎样的?后来我到华东师大读研究生,师从钱谷融先生,在“文学是人学”的传承中,体会老师的从容、豁达、明智与自在的人文风格。我们想象中的人文是这样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也秉信文科的功能应该是“无用之用”。虽然过去在文科院系里,也有文科实验室的提法,但我内心对用技术手段做人文研究并不看好,而且一直觉得这都是“术”,我们人文学术追寻的是“道”。人文学者是靠思想、靠精神、靠个体的想象力来进行知识生产的,和实验室、技术手段的工作方式是两码事。并且,人文学术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不是功利性的现实需求产品。我们不做市场。回想起来,我有需要深刻反思的遗憾或者说错误。至少在十几年前,国家教育布局及相关政策上,就有了新文科、文科实验室建设的明确倡导和推动。但我作为一个担任一定管理职务的文科专业研究者,未能及时领悟到现实与未来发展的主流大势,传统定势的陈旧观念阻碍了我对于创新学科范式重要性的基本认识,认知水平偏低,不仅抱残守缺,而且没有对国家需求进行必要的思考。可以说没能抓住、失去了第一时间的发展机会。就此再看宏观面情况,很多文科学者恐怕都像我一样,甚至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技术发展以来技术迭代对于所有学科学术的颠覆性意义。我们似乎还本能地生活在传统文科的幻觉中。
最直观的一个对比,就是人文学术和理工科的科研成果署名方式:我们的论文、著作,古今中外都是以个人单独署名为主,近期更有几家著名C刊,正式规定只发表单独署名文章,不发表两人及以上署名文章。但理工科的署名,三五个以上是常态,十几个署名很常见,这是有组织的团队科研。成果署名方式的不同,体现的既是知识产权的归属,更是知识生产方式的不同。延伸开去看,就是学术研究机制的不同,人才培养方式的不同,并且必然要影响到学术评价方式、评价标准的不同制定,对于科研管理方式也就应该有相应的不同。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也必须有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的合理机制和制度设计。否则就会生出无数弊端。这应该是通常的道理。人文研究不可量化,科技研究则有通则规范。两者的知识生产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评价标准自当不同。人文学术与现实需求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越过现实功利看向无穷之远是人文学术的视野。这决定了人文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真正让我开始改变想法的,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迭代加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改变。技术因素不仅是影响,更是逼迫,逼迫整个学术界重新认识技术与人文的关系。这种改变甚至会改变常识性的认知和观念。举个简单的例子,传统工商业的财富积累要进入亚洲、世界富豪排行榜前列,都需要几代人、上百年的时间;互联网时代,成为亚洲首富只需要十几年,成为世界级富豪只需要二十年。以财富的积累速度计,时间被互联网极度压缩了。从全部成本计,那么,人工智能更是最强大的压缩时间、改变空间的技术手段。人工智能就是时空的压缩机、变形机。时间被压缩了,空间被改变了,不可理喻,但实质就是我们的生命过程、生命长度和生命活动的现实场景都被改变了。这难道不是人类的根本性改变、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被改变了吗?人文学术有理由不改变吗?
拿古文字、古器物方面的研究来说,甲骨文、简帛文字、古器物图案与纹饰等,遗留至今有大量碎片需要识别、缀合、分类、检索、释义,这在以往“个体户”“小农经济”“作坊式”研究组织形态时代,已经被证明了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生产力水平太低,生产方式太落后。但是,人工智能时代以数据集为基础的大模型、智能体则将个人力量、简单人力叠加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海量工作变得相对轻松,目前看来前景非常乐观。这说明科技支撑能够根本性地推进和改变最传统的人文研究,既能提高人文学术生产效率,同时又能够获得创新性和突破性成果。目前已经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如果不和人工智能进行充分、全面的融合,如果没有学科交叉跨域的新方法新路径,就一定是没有前途的。固守传统路径当然一时还不会“饿死”,但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已然改变,人文学术的研究范式必须更新改变。事实上,人工智能赋能开辟的新赛道已经展开,正在全面重构我们的基础框架,重新设计学科学术的角色分工,重新定义科研评价的价值观。可以预计,固守人文传统研究模式,很快就会被时代所抛弃。这不是我们想不想改变的问题,而是现实逼着我们必须改变。否则就出局。
问:您刚才提到了古文字研究的例子,提出新文科发展的核心特征是人工智能赋能及学科“跨域”,具体是指哪几个方向?为什么说“跨域”是AI时代人文学科的必然选择?
答: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技术赋能,更是一种能够支持知识生产(生成式)的思想逻辑,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学术研究的方法意识。换言之,人工智能使跨域性的人文研究有无限可能,但关键前提是必须有研究主体的创新意识作为引导和导向。人工智能能够比人更加有效、高质量地完成我们给定的目标任务,但它不可能生成目标明确的研究性需求。问题意识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只能是人的探究意识、需求导向的产物。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能力而使任务的完成度更加圆满,质量和水平更高。并且,能够比人自身的工作更加低成本地达成目标。因此,以跨域学术为特征的研究主体的创新意识与方法,可以在人工智能时代获得最为强大的支持及实现的可能。
我所谓的交叉跨域及方法路径,与多模态大模型的原理完全一致。具体来说,就是“四跨”: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介、跨文本(详见前述《解放日报》访谈文章《AI浪潮下给人文学科“新开一扇窗”》)。就此,我顺便推荐一下,交大的同事、前辈叶舒宪教授首创的“四重证据法”已经成为中国人文自主知识体系“原创性方法论”的标志性成果。我所说的四重跨域方法概念,尚不具备叶老师方法论的系统性,只是我的一种宏观性的概括表述。
为什么说跨域是人文学科学术的必然选择?因为传统的个体性、单一学科的人文学术发展模式,已经无法应对当下的问题生成,甚至连提出问题的能力都丧失了。传统自足、相对封闭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及效能已经不能适配技术迭代形成的颠覆性现实。如果一个人文学者连社交媒体也不擅长、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都不懂,不能理解工具和思维层面上的人机关系,却去奢谈、担忧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这会有真实意义吗?就像现在做古文字研究,至少需要计算机、人工智能和古文字的多重技能与思维能力,传统学科的规定性显然不仅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甚至还会阻碍传统人文学术本身的研究。所以,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我说的跨域就是要在观念上、方法上彻底突破、打碎学科和人才的既有界限瓶颈,否则根本不可能形成协同科研的有效组织。人文学科必须自觉破界跨域,才能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才能使思想和想象落地获得支撑。否则任何对于“文科无用论”的反驳都显得苍白无力。这并非陷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而是极度强化知识更新、思维变迁、与时俱进、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对于学科存续的重要性。事实上,人工智能对于所有学科、包括理工医农科的冲击都是一样具有颠覆性,且颠覆程度一点也不比文科、人文学科遭遇的冲击更弱。从产业兴替生态来看,这一点更为清晰:颠覆性的革命往往源自其他领域而非传统自身领域。比如,打败传统拍摄胶卷产业的不是同行竞争,而是移动互联网支持的手机。手机还大范围取代了传统的视听器材。要是从传统观念来看,手机不就是座机电话的延伸吗?但事实上,手机就变身成为摄像机、移动电子屏、游戏机、放映机、电唱机、录音机、视频生成器。这其实就是“四跨”概念的革命性及物理形态的明证。所以,自觉、或被迫走出自身的“舒适区”、开拓并在新赛道上竞技已经时不我待。
[2]
问:您认为当下AI与人文融合过程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平衡这些矛盾,避免“重技术轻思想、重数据轻阐释”?
答:这个问题非常关键。AI与人文融合的过程中,有两对关系非常敏感甚至尖锐,有时会形成核心矛盾,必须正视,也必须找到平衡的方法。
第一对矛盾关系,是一般意义上人文学术的非功利性、精神性、超越性与技术性研究的实用性、实证性、规范性的矛盾。现在我们强调技术赋能,强调人文学科要回应现实需求,要具备落地场景的实用性,但人文学术的立身之本,是它的精神性和非功利性。如果一味强调技术和功利实用性,就会压迫人文的精神内核,强迫人文研究变成技术性附庸。另一方面,如果忽视技术迭代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不能回应技术带来、生成的现实问题,人文学术就会丧失生产效能,脱离时代环境。一旦无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能提供有效满足现实需求的精神产品,任何学术终将只是空谈,走向破产。
第二对矛盾关系,是有组织的科研、现实需求的刚性与人文学术的个性化、独创性、自由度及想象性思维的矛盾。现在对于大学教师做科研,强调有组织的科研,要服务国家需求,这是现实要求,也是政策导向,因此一定会优先配置资源支持。但人文学术的创新思维并不能依靠有组织的科研方式来产生,创新成果的产生并不依赖于组织设计。自由的思维、思维的自由,天马行空的想象,不确定性的纠结与诱惑,才是人文创新的重要原动力。不可取代的个体是人文学术活动中的基本要素,或者说是辨识度最高的标识性要素。为什么人文学术成果绝大多数是单独署名?这是对人文学术知识生产特点及其权利归属的认可与保障。文体、文风、行文、修辞、遣词造句,都是人文知识生产,都是思想表达的有机构成。概言之,人文创造、人文学术中的“人的主体性”立场,是人文活动的核心内涵与价值底线。“文学是人学”并未过时。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人文创作。就此也能理解为什么很多学术刊物声明不发表两人以上署名的人文成果。此时此刻,刊物声明只发表单独署名文章,其实就是对人文精神的坚定捍卫。
怎么平衡这些矛盾?核心原则就一点,也是老生常谈:让人文研究兼具当下关怀,同时守住人文的底层逻辑、核心价值。一方面,人文学者必须主动了解前沿技术,回应时代问题;另一方面,技术永远只是工具,不可能替代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能取代人文的思想和价值阐释。概括性地说,这种矛盾的“激化”也是基础研究与现实需求研究之间的一种“拉扯”体现,双方都在争夺更多的合法性与利益份额。只是现实需求总是会占上风的。理想的境界是永远不能达到的:善用国家需求作为基础研究的导向,实现理论突破及观念变革,并适配应用场景;用基础研究提升国家需求的学术理论层次,并实现技术突破的多向价值及范式创新。也许这可以用来作为我们人文学术的当下策略参考。
问:您一直强调媒介迭代对人文研究的影响,从纸媒到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媒介的变化不仅是工具的变化,更是底层逻辑的改变。您能具体谈谈这种媒介迭代给文学创作和人文学术研究带来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答:从纸媒到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这三次媒介迭代,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彻底改变了文学和人文研究的生产方式、呈现形态和生态格局,核心是从“文学的媒介”转变为“媒介的文学”或“媒介性的文学”。有时,你把文学置换为学术两字也行。以往我们常说内容决定形式,但在互联网、人工智能主导的媒介时代,媒介就是内容;媒介就是内容的真实构成。而且,媒介的虚拟性也是真实的、实际的人间现实。物理性的真实已经被虚拟性的真实所部分取代,或者说,虚拟性也可以成为物理性的真实。互联网、人工智能将虚拟生活方式与场景变成了现实的真实形态,重构了生活的宏观生态。反过来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虚拟世界、虚拟生活,去除了创造虚拟时空的一切技术媒介,当代的真实生活、社会日常就会突然停止,就像突然断电一样。你能想象所有电子产品都没有了的话,你怎么购物、怎么消费、怎么获取信息、怎么联系他人……研究者将不得不依靠单纯的个体人力回到图书馆查阅纸本文献史料,将在纸质稿纸上书写所有文字、论文、著作,教师授课将在黑板上用粉笔书写每一个字而不能使用投影机、PPT、电子图标、教学视频……你将不得不从信息时代、数字时代回到传统工业时代、机械时代。显然,世界已经不可能后退,真实的情况是,现实的概念已经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传统的现实主义概念,在人工智能、更早在互联网兴起时,就已经被改变了。虚拟世界是真实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实、现实生活。虚拟生活构成了我们的真实生活。比如,还有人说,科幻比现实还现实,比真实还真实。
在纸媒时代,媒介几乎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作为文学和人文研究的实际工具,是不证自明的——很少有关于纸媒写作的媒介意识。40年前,没有人会问你用什么媒介写作——一定是用笔在纸上写,这种方式持续了千百年。文学创作靠的是个体的笔耕不辍,写一部30万字的小说可能要花好几年。人文研究也是一样,靠的是个体在图书馆、档案馆、书房的文献资料搜集,研究周期长,成果产出慢。
到了互联网时代,媒介开始成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写作、网络文学的出现,使得写作的效率大幅提升,修改也更简捷。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形态和生态变了——纸媒时代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数量极少,互联网时代,30万字乃至200万字以上的网文作品有数百万部之多,一年网文数量超过此前60年的纸媒出版总量。(最新数据统计,可见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年度报告》,2026年4月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人文研究也开始借助网络平台搜集资料、交流信息、分享成果,学术研究及推广的效率明显提升,而且时空的间隔不再成为重要的障碍。流量和点击率介入了价值塑造。这意味着媒介改变的是价值标准。底层逻辑则是媒介创新而重新规划、改变了传统比赛的路线、赛道和方式,甚至新创了比赛项目。新的冠军当然就会创建新的世界纪录。
人工智能的出现,让媒介真正成为文学和人文研究的主体性构成,底层逻辑开始发生颠覆性的彻底改变。从文学创作、学术写作来看,AI的生产效率是传统方式无法比拟的。2024年,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用8个月训练智能体,写出了一部人机协作的百万字AI长篇小说《天命使徒》,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主要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长篇小说。假如说此前的网络写作还需要人力进行具体的键盘书写操作,人工智能写作则全然由智能体执行写作指令完成写作。人力还需要做的是后期加工。表面上看,AI写作使得物理形式的写作行为开始被改变,工具效能有了史无前例的提升,这一改变已经足称天翻地覆。实际上,AI写作改变的是支配写作行为的思维方式。“怎样写作”和“谁在写作”的问题同时出现。这就触及写作何以为写作的根本问题了。人工智能将“谁在写作”的作者角色问题推到了眼前,即以往的工具性媒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身为写作主体了。这就在观念上有可能颠覆“文学是人学”的既定认知,改变创作思维、学术思维的构成方式与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的是文学、学术行为与人、个体的伦理关系。但是,试问,AI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作者吗?
在学术研究上,AI能实现很多传统研究方式无法完成的任务。人工智能的智力贡献几乎具有秒杀人类大脑的效能。这时,我们沿用媒介的理论就能说,学术、思想的内容生产已经不得不让位给了作为工具媒介的人工智能。但这时的人工智能还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吗?只要你有需求,人工智能就能给你产出所需的论文、课题设计、教材讲义。当教师在防范学生用AI代笔提交课程作业、期末考核论文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用AI干了什么?真正的挑战是,传统教育模式中的教师角色、教学方式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传统方式生产的科研成果的含金量会比人工智能生成的结果更有价值吗?
显而易见,媒介迭代带来了文学和人文研究的价值标准变化:纸媒时代,经典文学占据绝对的价值中心,传统谱系仍在强力维系传承。20世纪90年代以后,20、21世纪之交,随着网络写作的勃兴,文学取向从俗下沉,传统经典文学的中心位置开始被迫位移,通俗流行的大众化作品挤占了文学场的价值地位,连茅盾文学奖也开始逐渐考虑作品的发行量、社会阅读量、影视改编收视率及票房,即商业化指标明确进入了评价体系。历史的断裂正在加速形成。更别提后来的爽文生产规模了。文化产业的大众市场时代终于成熟了。到了AI时代,文学的人机生成性、音视频化趋势更加明显、极端,两三年间的AI短剧之类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新宠。一方面是“新大众文艺”的政治加持,另一方面是强大的AI生产力甚至促成了“一人剧组”的出现,重塑了短剧生产流程与产业生态,不久前的9月1日,国家广电总局还公布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可见行业技术迭代发展的势头之迅猛。在新大众文艺视野中,传统主流的地位与形态已经不复存在。再看纸媒时代的经典文学,虽然仍是价值标杆,但已经不再主导文学市场,实际影响不断式微。生产、消费、反馈评价的全链条都发生了改变。
基于此,我有一个预判:技术迭代已经宣告,没有人工智能赋能的人文学术,终将进入博物馆,成为“博物馆学术”。这是一个比喻,就是指即便还有存活价值,也是没有社会市场、生产推广价值,需要投入成本专门保护起来的文化遗骸形式。这促使我们必须思考人文学术的社会价值问题。因为这会直接改变人文学科学术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以及人才就业市场的需求。转引率、影响因子之类的学科学术内循环指标,其权重必须让渡给社会价值实现的衡量标准,也就是学科逻辑和国家、社会需求逻辑的动态兼顾。
这不是说纸媒研究和传统方法完全没用了,它依然有无可替代的学习和研究价值,并且成为稀缺价值,就像非遗一样需要保护,但它不再是社会化生产的主流,不可能再长久地作为大学的普适性教学内容与课程。如果说互联网是我们当下人文研究的基础平台,人工智能预示的是人文学术的未来方向。
以上情形也许不妨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次自然演进。但这一次的演进和以往有了重大的、根本性的不同,其中伴生出了史无前例的“人的危机”,也是文明自身的危机。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明危机是:文化文明创造中的人的主体性价值地位何在?具身性的感知、情感、个性化创造如何形成?以方兴未艾的创意写作来说,很多学校、教师热衷于人工智能赋能的写作教学,此类教材已经纷纷出现。但我要提醒的是:创意写作的初衷是提升人的具身写作能力,是人的个体创造性写作能力,如果人工智能不加限制进入学生的写作中,个体的写作能力必然受损。那么,学习的目的何在?大学教育不就背离了自身的宗旨和目标了吗?作为创意写作课程的教师,我的主张也许比较极端,就是拒绝人工智能进入大学写作课程。或者说,学生不能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写作学习。但是,很悲哀的是,我几乎已经看到了“人的文学”的写作终于被摧毁的未来。
人工智能时代的学生写作能力,很大可能会被两个原因严重损害:一是大量使用人工智能的生成便利,学生放弃了实操写作训练,从遣词造句、行文段落,到整体结构、修辞审美,包括修改润色,全部都由AI代劳,学生写作实操能力的培养完全付诸阙如。二是即便使用AI生成作品,学生并无优秀作品审美价值判断的感性认知与鉴赏能力,因为什么是优秀作品的感性经验并不能由AI灌输赋能给学生,审美感性需要大量阅读才能获得,这是写作入门的前置条件,也是写出好作品的能力基础。当学生可以借助AI帮助自己生成一篇“优秀作品”时,他\她为什么还要阅读优秀作品呢?所以,无美感经验、无写作能力的现象,很可能会成为一种严重且普遍的教育问题、社会问题。讽刺的是,写作课程也许会因此越来越多,但真正的学习者其实仍然是AI,它们都在接受引导词、提示词生成作品。
问:您的这个判断很犀利。在您看来,谁能扛起AI时代人文学术转型的大旗?是传统的文理强校,还是像交大这样的工科强校?后者能否弯道超车?
答:很多时候做的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事后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我不是很习惯用弯道超车的说法。弯道超车会更危险,我们没必要冒险。弯道超车还意味着是在原有道路上行驶,但我们不是。我们走的是新赛道。路径的改变形成新的结果,产生增值的价值,从而建立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拓展、创新了原来的学科领域和学术范畴。由此可以看出道路选择所蕴含的创新创造意义与价值。
用人工智能赋能人文学术的转型发展,是所有人文学科共同面对的事,也是必须做的事。去年上半年,即“十四五”的收官之年,最早预备“十五五”规划时,我就在考虑像上海交大这样的工科传统强校,人文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做。学校的顶层设计已经露出雏形,更早两年就开始了“智慧文科”项目的建设。先知先觉者已经开始进入、抢占着这一新的发展赛道。其实,国家层面的所谓“文科实验室”建设,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在推动进行了,文科领域实用性刚需最明显的社科类学院是最早响应并获得成功的实际行动者。一直到现在,政策资源的支持都在持续加强人工智能相关项目。交大人文学院虽是后发,但还算借此东风,整合自身学术力量,外挂、内嵌跨学科资源,形成新形态的学术团队,在学校文科处支持下创建了“中华文化基因智能实验室”,从名称上就能看出是用人工智能方法进行文化文明源流的科学研究。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交大人文不可能复刻北大、复旦的人文发展路径,极端地说,再过100年,我们也不可能在传统的人文研究上赶上北大、复旦。我们也没有弯道超车的路,在所有现成的道路上,我们远望到的只是尘土飞扬中北大、复旦的背影。人工智能则给了我们一个开辟新道路的发展机会。我们必须立即依托工科的技术与人才优势,特别是充分浸润到工科的学校文化中去,全面融入学校的顶层管理设计中去,走AI+人文的跨学科融合之路,打造技术迭代赋能人文学科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新范式。
你会忽然发现,不经意间,人工智能让我们进入了古人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人文学术时代。在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即便是不可为而为之,我们也努力挣扎着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我们明白了自己将干什么、能干什么。我们看到了未来,我们正在奋力创造未来。我们将在“十五五”期间实现预定的愿景。
稍微具体些说,交大人文走上的新赛道有三个核心支撑:第一是硬核的技术优势,交大有人工智能、大模型计算、多模态数据集建设等优势,还有“致远一号”这样的超强智算平台;第二是独特的学科基因,交大人文学院最早创建的学科、最好的学科是科技史,这是理学一级学科,从一开始就有交叉学科的基因,为我们奠定了“科技+人文”的研究传统;第三是持续的资源投入,交大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以适度扩张性方式发展人文学科的工科院校,在人财物上的持续投入,为人文发展新赛道的开辟提供了条件保障。
举个例子,我们的中华文化基因智能实验室,突破了传统语言文字研究的局限,融合了空间计算、多模态AI,从文字、语言、文献、器物、理论、信仰多维度立体研究中华文化基因,同时结合田野调查与活态传承形式的研究,这就形成了学术创新发展的具体路径探索与实践方式。我们的实验室不是简单的“人文+技术”的拼接,而是真正的深广度融合——用人工智能化解人文研究的痛点难点问题,比如传统人文研究的“碎片化、单维度、慢迭代”问题,采用大模型、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就能迅速、准确实现史料的整合、分析和可视化,让中华文化的基因流变在时间线上脉络清楚,元素面上丰富立体,空间度上直观可感。这实质上是作为工具的人工智能已经融入、呈现为人文学术的具体形态。从量化实证研究、经历史逻辑串联、到意义解析与价值阐释,归于实践应用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形成完整自洽的学术研究、产品落地、价值实现、人才培养的有机链环,也是人文学术发展提升的创新赛道。可以说,这种新赛道并不是对传统人文研究的否定或偏离,而是对人文研究方法与范式的拓展、升级,它让人文研究找到了与新质生产力结合的切入点,也让人文研究在工科大学时代有了新的价值定位——基础研究也是时代和国家的刚需。
问:在这样一个时代,许多人担心人文学科是不是正在面临被边缘化、被工具化的风险,在你看来,交大是怎么做的?
答:风险当然有,人文学科的动向,有时还会酿成舆情风波。互联网时代,大学也早已成为各种“暴雷”的主要对象。去年社会上就有过对于传统文科强校的一些担忧,动机不一。但正像我刚才说的,上海交大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独特观察样本。差不多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全世界的大学都在不断削减文科投入,甚至还取消了人文学科院系。这波风潮真正刮进中国要迟了十来年。十年前,工科主流大学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强势,最近七八年,工科大学才一骑绝尘获得了碾压性优势。即便如此,中国的大学仍保持着人文学科的平衡发展态势。人文学科仍有调整姿态、华丽转身的空间。上海交大不仅没有削减文科,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人文学科的整体性布局。我的修辞性说法是,交大反而以扩张性的方式在发展人文学科。所有资源的整合与投入,保障、推进了交大人文的持续性、高水平发展。
交大为什么会有这种发展?我想,这应当源于交大的文化认知。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大学建设,使得传统工科强校的交大,更有条件和可能把文科、人文学科的建设纳入学校的整体发展体系中,而不是一味消极地削弱和剔除——否则,大学本身必将因短视而遭到结构性的损害。对交大而言,不是如何削减文科的问题,而是怎样发展好文科的问题。事实上,交大逆向利用了文科发展时间窗口的关闭过程,在别人争相下坡时发力登山。你想,谁能看到一览众山小的风景呢?
延伸开来说,过去多年间,为应对学科评估、提升优秀率或学科排名,简单说就是提升A级、特别是A+学科数,很多大学,包括头部大学都采取了削减学科数量的做法。本来,控制规模也是有利于大学建设的明智举措,但如果因此决策不当伤及学科结构的均衡合理性,尤其是功利取向下更多损害人文学科的布局,学校的“综合体能”就难以健康发展,各种短板性问题一定会拖累到整体的竞争力。我们是否迷失在了A+学科的迷信中呢?说到底,这关系到并取决于大学管理层、核心决策层的认知视野和文化素养问题。
我观察下来,交大几任校长都有非常明确的文科发展意识和预期。张杰校长在20年前就说过:要用十年左右时间,把上海交通大学的文科建设成985大学的第一方阵。听说后来的林忠钦校长也这样表示过,即便交大的文科近期办不成最高水平的文科,交大也要坚持办文科,并且要办好文科。
追溯历史,在交大的办学基因里,其实一直有文科的成分活跃着,并对学校发展起到了塑造性的作用。再举两位校长的例子,一位是民国交大的老校长唐文治(1865—1954)先生,他是晚清进士出身,年轻时受业于经学名家,从事训诂之学。但就是这样一位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国学大师,奠定、规划了交大工科发展的基础与方向。另一位是新中国老校长彭康(1901—1968)先生,他是我党最早的文学理论家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参与并领导了最早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及组织建设。这样一位文艺理论出身的我党干部,在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后担任了交通大学校长,随后响应国家号召,率校西迁,创建西安交大,成为交大系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我要强调的是,上海交大的当代发展格局,更不用说西交大,是在文艺理论家彭康校长主持工作时期确立的。所以,交大虽然是工科建校、工科立校、工科名校,但人文基因却与生俱来,深入交大发展的血脉中,并在关键时期起到了方向性的引导作用。对于交大的命运来说,人文底蕴就是如此重要。有了强烈、强大的现代人文意识,才有了交大的发展和建设特色。我虽然是交大的新人,但对交大的未来,包括交大人文学科学术的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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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交大正在建设“中华文化基因智能实验室”,您也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项目。您能否为我们描绘一下它的建设愿景?
答:传统人文学科学术需要创新发展,首先要创新发展方式。这不违拗守正创新的旨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理论突破、技术突破,也需要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构建、需要产品落地。对大学来说,最重要的还有一条:教育方式的更新,需要以人文素养的厚植为基础。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不只是政治思想、专业教育,综合人文素养才是最为基础的培养内容。归根结底,教育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我们需要溯源人文的力量究竟是如何产生、演进并成为当代文化文明发展的资源动力。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明确民族文化文明的来龙去脉及当代价值,这也是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国家需求。
我们实验室的目标之一,就是“厘清中华文化基因的形成与流变特征,彰显其在世界民族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在AI介入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多模态数据的方式,让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综合特质呈现为可视化、可计算的迭代生成形态。在世界文明互鉴的生态中,拥有我们自己的坚实“数据底座”。
实验室的具体工作方式和目标,就是用多模态AI、空间计算、超强智算平台,打通并创新文字、语言、文献、器物、信仰等多个维度的有机关联。比如,在古文字研究中提出一个概念叫“证据间性”——把出土文献、实物资料、纸本文献与数字孪生、大模型智能考释结合起来。这是把“文化文本细读”与“数据智能远读”相结合的方法实践。大量的甲骨文碎片比已经识别出的还要多得多,靠个人力量绝对无法完成全部识别的工作。只有用传世文献数据训练大模型,才能产生“当代的王国维”。我们实验室还与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研究院实现了共建,正在开展的研究也将聚焦在古器物方面的识别、修复、还原、释义等方向。在此基础上还要开发出符合当代需求的文化生活产品。显然,这必然是人工智能落地文化文明研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场景。包括社会文旅期待中的沉浸式场景的创新再现,也是我们实验室的“下游”产品。
问:实验室的研究路径是从文字、文献、器物到信仰,这其实是对中华文明进行一种“全息化”的重构。在全球文明比较视野下,这种立体化的研究,能否帮助我们在“人类文明互鉴”中更清晰地讲清楚“我们是谁”?
答:比较而言,我们以前讲“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更多地靠文字论述。但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推动下,特别是近年借助并融汇了AI迭代技术,已经可以把这些文明“特性”生成可视化的、可量化比较的数据模型与形态呈现。比如,“连续性”在考古学上怎么体现?在语言学上怎么体现?在信仰流变上怎么体现?我们可以通过多模态数据去回答这些问题。当然,技术只是手段。最终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还是人文学者的概念释义和理论体系。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创新性方法,无不来源、生成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具体实践。技术手段使我们的答案更扎实、更有说服力,也更有推广的社会价值。
问:按照这个逻辑,我发现文明研究其实也和中文创意写作的学科精神融会贯通了。科学与人文在创意写作意义上有了相交相通的学术共性。您创建了交大的“新文类与创意写作研究院”,交大创意写作专业正在蓬勃发展。祝贺您的团队前不久还获得了教育部新时代原创性教材《中文创意写作》项目。在AI能够生成故事、创作诗歌的今天,大学里的“创意写作”专业究竟应该教什么?
答:我到交大工作的这三年,目前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组建文科实验室和创意写作团队,以此逐步实现学科的差异化和前沿性发展,进而推动学科整体更新与转型提升。在个人的专业研究之外,这些工作主要体现在基础的学科建设与管理层面。
就创意写作而言,必须建立宏观性的分析和判断视野。媒介的更新与革命必然催生新文体、新文类。19、20世纪之交的纸媒革命是这样,20、21世纪之交的网络革命也是这样。媒介视阈的文学史呈现出的正是现代创意写作的特征性变迁。我一开始就是把创意写作与文学史结合起来看的。传统文学史可以印证创意写作的发展过程,同样,创意写作发展体现的也正是文学史的逻辑。在更大的范畴中,创意写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觉醒、主体性确立的政治文化体现,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独立和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含有深刻的划时代的文化重建的内涵和意义。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创意写作就重叠了启蒙新文学的全部历史。
由此上溯,不难追溯到中国文明发展中的文章传统,这是中华文化早期发育成熟及流变至今的符号表达系统。在此脉络中,实现创意写作与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由此扩展到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跨文化互动、互助、互哺的竞争与共生就能显示出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创意写作与比较文学、国别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的关系,可以获得崭新的解释。作为文学世界观的表达方式,创意写作最能呼应世界文化文明发展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世界文学观念。
可以说,我们交大的创意写作观念与实践是最早把现代文学与创意写作相结合,并将之落实为具体学术行为、实践方式、课程教学、人才培养全系统的学科建设范式。在很多方面,我们和其他学校的创意写作教学有所不同,比如,我们实现了本硕博全链式人才培养,着手建设课程体系和学科体系范畴的教材编写,基本完成了各种类型的写作类课程布局等。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传统纸媒、网络媒介、人工智能三个不同时代并存的迭代时期。在技术面上,人工智能的技术迭代发展更是最尖锐的现实挑战。在AI时代,创意写作不再只是教具体的“怎么写”——因为AI比你写得更快、更细,甚至更规范。对此有人诟病人工智能经常无中生有、胡说八道,但我把这种现象更多地视为生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表现,而不是负面、贬义的智能水平问题。我们应该教的,确切说赋能于学生的,是基于审美判断、价值判断、批判性思维的个性化引导能力。“如何写出更好的作品”,前提是你必须先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作品”。人工智能不能替代、剥夺学生具身性的写作能力培养。特别是在写作能力培养之前,首先应该是阅读能力、鉴赏能力、判断能力的习得与养成。创意写作的最重要前置课程,不是文学史、文学理论,而应该是文学阅读、创造性思维课程。否则,写作者与人工智能的人机结合就会以人的能力沦丧告终——写作主体反而会沦落为智能更加落后的操作机械。那么,人工智能削弱、颠覆的就是创造性活动中的人的主体性及价值地位。
创意写作学科的规范化建设历史并不长,其中的教学方式、教材建设的质量与水平都有待提升。人工智能的现实已经在“鞭笞”我们必须从建设性取向上加快推进并实现创意写作的整体性、系统性建设。以教材建设来说,传统的教材形态是稳定静态的、集成性的、文字化的。不远的将来,教材就是动态的、交互的、与大模型连接的形态为主了。基于数据集的大模型、智能体教材将全面进入教育教学场景。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阅读文本,还可以调用AI工具去验证、去拓展、去质疑、去生成新的问题。教与学的场景会空前活跃与多样。大模型、智能体教材将使多维、多样的学习方式成为日常。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什么?不是不信任技术,而是知道技术的边界在哪里,知道学习者的站位在哪里,还知道不确定性的价值可能性。显然,充分了解人工智能的边界才能用好人工智能。不妨说,创意写作的精神与方法论,契合的正是人工智能的全部可能性;反之亦然。
问:您想对正在选择专业,或者正在人文学科中感到迷茫的青年学子说什么?
答:这个问题似乎是在暗示人文学科没有前途。从世俗层面上说,其实在任何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权威能保证给你一个稳定的前途。AI对文科有冲击,对理工科的冲击也一样是颠覆性的,并且更甚。我们,包括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本质,是要培育、拥有能力在变动的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人工智能使我们所有人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你不做好准备,不从头开始学习,那就不能怪别人了。这和学科专业、职业行业都无关。
事实上,我们人文学科正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才终于找到了更有效的学术研究方法,发展路径更为多样而广阔了。当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大多数人提升到一个相对平均的水平线上时,赶上的人就已经获得了部分成功。我们都能够做得比以前更好。但能够脱颖而出,走向前沿、攀上高峰的人,一定是能够用技术更好支撑并实现独创性思维表达的人。独创性思维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抽象的,都要以内容生产为硬核,比如,再高明的人工智能专家又如何能够产生具体文化成果呢?如何能把中华文化精准、丰富地传播出去呢?虽然我不想用传统的体用两分来区别人工智能与人文文化,但文化的内容支撑不能不是人类文明的底层逻辑。只是现在,人工智能赋能的交叉融合素养的培育,应该成为文科生的主流学习方式与目标。由此,所有文科生的专业和职业未来并不暗淡,并且还将肩负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
最近就有朋友告诉我,以前我们做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经常遭遇“我们觉得很好,人家却看不懂”的窘况。现在可以通过AI大数据分析,精细识别、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接受习惯、兴趣点,帮助我们找到更有效的情绪价值传播方式,跨文化的语际旅行就不会迷失预期的方向。
再举几个更加具体、可以实操的专业项目来说,我们交大的神话学研究享誉国内外学界,在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中,已经获得了最高水平的公认。那么今后如何推进、提升呢?我给出的一个建议就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多场景推广使用的大模型,进而有效支持课程教学、教材编写、学术研究、交互使用、社会推广等,实现传统人文学术的多向度价值目标。第一步从哪里做起?就从数据集建设做起。同样,创意写作教材教学大模型能做吗?当然能做。以《鲁迅全集》为核心数据的大模型能做吗?一定能做。靠谁做?首先就靠文科生。
准确地说,人工智能技术很快就将“封装”在我们的人文学科教学中。擅长人工智能将是文科生的日常。困难的是,理工医农商科学生又如何获得人文滋润呢?但我首先想询问一下:理工科专业出身的大学领导们,你们一年里读过几本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书呢?
问:回望您的学术生涯,从传统人文研究到AI+人文交叉实践,您对人文学科的未来持怎样的判断?
答:对于AI时代人文学科的未来,我的判断不是危机,也不是简单的转型,而是新生。人工智能不是人文学科的“敌人”,而是人文学科的“伙伴”,它让人文学科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拓展了研究领域和价值空间。未来的人文学科,将是跨域的、融合的、有切实的当下关怀的学科。它不再是孤立的单一学科,也不是自循环学科,而是与工科、理科深度融合的交叉学科;它不再是抽离现实的纯理论研究或意识想象,而是能回应时代问题、服务国家需求、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精神现象学科兼实用价值学科;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精神层面,还体现在物质层面,能为新质生产力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华文明传承创新提供重要支撑。
我始终相信,人文学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AI时代,技术在变,但人文的核心价值不变。不要在别人开的窗户里看一辈子风景,忘了自己也可以有开一扇新窗的能力。这就是我对人文学科学术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