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个人,两次回家路
困守长安十年,杜甫见证了这座都城的繁华气象,也体会到形势逐渐发生变化的过程。当年奔向长安,杜甫带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所写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是相当一段时间自己生活的写照。耻于干谒,却又别无出路,该怎么办呢?好一段煎熬啊。天宝十四载(755),终于要回家了,踏上归途的杜甫内心百感交集,他想了又想,极力把想到的和看到的写出来。如果向后看,杜甫的两次纪行成就两篇划时代的鸿篇巨制。从长安回奉先的这次纪行,杜甫把十年辛苦路写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从凤翔回到羌村的那次纪行,杜甫把一腔热忱写进《北征》。杜甫一个人,两次回家路,值得对照着体味诗人的心绪变化过程。
杜甫两次踏上回家的路,实际上是他人生体验书写极为重要的两个转折期。第一个转折期,尚未战火四起,诗人已经预见国家的潜在变化,结果比预见的还可怕。第二个转折期,诗人在战火中逃窜,国破中重新审视国家的未来。如同莫砺锋、童强所说:“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标志着他正从以浪漫倾向为主流的诗坛中独立出来,而《丽人行》《兵车行》则标志着他已经完成了从浪漫到写实的转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出,则清楚地表明了杜甫写实诗风的完全确立。”(《杜甫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北征》则是写实诗风的进一步深化。
从长安回奉先:一个行路者在战争前夜的沉思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杜甫从长安出发去奉先县看望寄居的妻子。这次回家,有感于十年变迁中的贫富分化,结合一场世变就要山雨欲来的感觉,杜甫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篇堪称大手笔的诗作。开篇是诗人的抱负和反思。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说明了什么?君不君,臣不臣,必然会带来社会危机。如果说前面的讽刺并不具体,接下来诗人将矛头直接指向杨国忠兄妹。皇帝的生活,宠臣的生活,都在诗人的笔下展现出来了。诗人再也无法遏制接近喷薄的愤激之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脱口而出。不远处的骊山与我眼前的路上,相隔何其近啊,却是荣枯相差悬殊的两个世界。诗人此际“惆怅难再述”,情感达到高潮,我们能够想到,“惆怅”包涵了多少种情感交织,悲叹、愤怒、忧虑,还有强烈对比中的万般无奈。诗人就此打住,已经写不下去了。
从“北辕就泾渭”至“澒洞不可掇”主要写途中及到家以后的见闻和感受,所叙述的是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忧怀。诗人走到泾、渭合流的渡口,又改变路线。眼前的河水冲击着冰块,“江间波浪兼天涌”,放眼望去,如同起伏的山岭直接云天。诗人设想冰凌奔泻而下的情景:这是整座崆峒山要从水上冲过来吧,把天柱都撞断了。河上的桥梁还在,桥柱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面临危险,旅人们只好牵挽着手一起过桥。
过了桥就要到家了,诗人想到一家人的处境。因为生活所迫,诗人把老婆和孩子留在奉先,无依无靠的,过着贫苦生活。一家人分居两地,本就饱受思念的煎熬,又逢饥荒年代,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跋山涉水后,诗人走到家门口,“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这几句诗根本就不用翻译,我们仿佛看见一位老父亲未进家门就听见号哭声,当他知道自己的小儿子活活地饿死了,瞬间彻底崩溃。他不可抑制地放声哭泣,喃喃自语,声声自责,邻居们也陪着一起哭泣。大家想不通啊,今年还算是个丰收年,怎么可能没有饭吃呢?这是典型的“丰收成灾”,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人啊,难道看不到这些吗!
想不通也得想,诗人将内心的痛部分隐藏起来,转由亲子饿死而推己及人。不管怎么说,自己还是个小官,有一些特权。不用服兵役,不用缴租纳税,仍然会落得如此下场。老百姓的日子会更苦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已倾家荡产,戍守边防的士兵可能缺衣少穿,诗人的情感再次达到高潮。结尾两句“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将忧国忧民之情倾泻到普天下的自然山川中去了。终南山只是取万象中的一象,那千重万叠茫茫无际的愁绪直冲向浩渺的天空,流响在人类的时空隧道之内。
杜甫写亲情连着世情,写自己家的苦难生活连着千万家贫苦百姓生活,其叙事本领在于将身事、国事与家事融为一体。国事与家事相互牵连,家事成为国事的组成部分。杜甫的心灵深处是如何起伏的?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追求理想的期待遇挫。这是仕途入场期的遇挫,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难,自己和家人又不能在一起,诗人“穷年忧黎元”的执着并不能掩盖“独耻事干谒”的窘境。第二个过程是在追求有为人生中发出对社会阶层分化所形成不公的批判。那些居于高位的人搜刮民脂民膏而肆意狂欢,而挣扎在底层的老百姓衣不蔽体。如果继续下去,那社会秩序的大乱将是不可避免的。杜甫仍在思考如何用儒家伦理价值观来拯救现实,可他尚未深入思考,就被现实打倒。第三个过程是看到自家惨象后的歌哭。这是人性自我发现后的推己及人,这种推己及人的怜悯之心实际上是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形成的。杜甫的怜悯之心是基于所持的儒学立场,只是儒学能够拯救千疮百孔的底层生态吗?
从凤翔回羌村:再次回家过程中的诗与思
《北征》作于至德二载(757)九月,诗题“北征”,指杜甫自凤翔行在回鄜州羌村探亲之行。杜甫在凤翔行在任左拾遗时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被墨敕放还鄜州探亲。鄜州在凤翔东北,杜甫借用班彪《北征赋》题目,创作了这首传颂千古的纪行诗。
《北征》以纪行为主线,直面战事,在战争叙事中夹杂议论,兼有抒情,可谓叙事、议论、抒情熔于一炉。因杜甫是被迫归家探亲,所以胸中自有一股不平之气。这股不平之气主要就在其“家”“国”分述中体现出来。
诗人起笔就叙述自己归家之际依依不舍的恋阙之情。“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提示读者要注意:有事了。对于杜甫来说,真的有事了。就像电影的开头用画外音告诉我们: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有个人和他的故事注定要载入史册。到底是什么事?“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直接说出来了。“苍茫”二字表明:在该参与朝政的时候不能参与,在不该回家的时候让他回家了。本来是皇帝嫌他烦,把他打发走了,杜甫却反着说,这是皇帝的恩典,多么强的讽刺意味。一个谏官,特别想忠于职守,皇帝却说:你可以走开了。除了回家,没有其他的可选项。诗人还是选择了继续表达心声,拜见皇帝紧张而忧惧地表明心迹:臣虽没有谏诤的本领,却真的怕臣不在的话,皇帝出现差池。皇帝是能为大唐带来中兴的,一定要从长计议,东胡亡我之心未死,想到这儿,臣特别激愤。杜甫还想说下去,直接被打断了。只得“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挥泪离开行在,踏上归程了,人仍然在恍惚之间。
一个人经历了困苦和挫折,就会把心事藏在心里,过一段时间才能消化掉。这个人如果是诗人呢,就会写下来,字句间传达的是一个矛盾体的言说。路上的风景好,不是属于他的,他还在想自己的那点事儿;家中的天伦之乐,不是属于他的——仍在思想之中;未来的国家前景谋划是属于他的,只能想了又想,却无权参与其中。走着走着,离战场远了,诗人看到了道边上开着的菊花,石径上留下的车辙印,一个是此刻正在生长的,一个是曾经自此而过的,诗人由眼前花追忆古代的车辙,仿佛回到远古的时代。告别战场上的旧痕迹,诗人刹那间忘记了一切忧患,向“幽事”寻趣儿。这些山果啊,杂生生在橡栗之间,看起来有些琐细。它们有的红如丹砂,有的黑如点漆,在雨露的润泽下,结出饱满的果实,这些果实有的苦有的甜。诗人仿佛进入一个封闭的自然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杀戮,没有流血牺牲,只有花果和赏花人。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和充满杀戮的世界正好形成对比。
接近鄜州之际,诗人星夜赶路,又经战场,看到月光下的“白骨蔽于野”,想到潼关失守后的国破家亡,又是一番左思右想,留下长长的叹息。一路奔波,诗人胸藏百般煎熬,可算到家了。他能看见什么?战争给普通人家带来什么?过了一年回到羌村的茅屋,妻子的衣服上打了那么多补丁。一家人见面了,大声痛哭啊,这个乱世啊,能相见就是幸福的。夫妻团聚,喜极而泣,在哭泣中倾诉了彼此战乱中的遭遇。诗人把目光转向自己最宠爱的孩子们,原来白皙的娇儿已是面露饥色,满身污垢,脚上都没有袜子,见到父亲只能背过身去;两个小女儿所穿衣裳是用“海图”“旧绣”割开做成的,膝盖上是东拼西凑的补丁摞补丁。战争的残酷性至此从两个角度被杜甫“看”出来了:一个角度是归家路上古战场的饮马窟和白骨;另一个角度是自家妻儿的面貌,因为战争,贫困和饥饿围困着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普通家庭。
诗人能做什么呢,行路的辛苦加上情感的激荡起伏,他病倒了,上吐下泻,躺在床上休养好几天。诗人毕竟有过一段官场生涯,带回来一些粉黛和衾绸,应该还有金银首饰之类的,拿出来帮助家庭改变饥寒交迫的现状。一切渐渐地好起来了,“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诗人用12句来写“瘦妻”逐渐康复,“痴女”学会打扮,孩子拽着诗人的胡须问一些问题,对于痛并快乐着的诗人来说,此际真是欢乐满怀。一年多的时间备受煎熬,诗人既经受了被困的艰难,又在凤翔尝到官场的排挤,而今家中坐,心灵上的慰藉暂时代替了过去的漂泊图景。“嗔喝”是下意识的想法,可是想到战乱中的相聚如此美好,随即打消了念头。
这部分内容的细节描写得到历代评者的认可,黄生认为:“‘平生’廿馀句,叙儿女琐事入细,全从生还快乐心坎中描出。”张裕钊的观点有代表性,说:“此一段叙到家以后情事,酣嬉淋漓,意境非诸家所有。”两人的共同点是:这段描写亲情的文字充溢着归家的快乐,这种快乐得自孩子们所给予的“趣”中。
杜甫写国事是因为战事,杜甫写亲情是因为战事,如何解决困扰唐帝国的战事问题就成为一首首诗作的中心议题。或许,有国才有家,国事大于家事,才是他的真实想法。读《春望》《述怀》,诗人在“烽火连三月”中,天天盼望得到家人消息,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家中传来消息了。诗人写下《得家书》,两个儿子都安然无恙,而且正在思念父亲。回到家了,诗人却又放不下国事。亲情与国事之间,杜甫在一片苍茫中,发出呼唤“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一层又一层地诉说中,国事即战事,战事系亲情,杜甫在国事、家事与战事的纠缠中完成了这样一首长篇巨制。这种层次分明的五言长诗自杜甫才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曰:“汉、魏以来,未有此体,少陵特为开出,是诗家第一篇大文。”在这篇大文中,亲情充溢着一种暖意和快意,即便未能贯穿始终。
历代学者读《北征》,往往追根溯源,认为影响者有三:一是《诗经》,如《杜诗集评》卷一引李因笃所言:“大如金鹏浮海,细如玉管候灰,上关庙谟,下具家乘。举隅而词自括,繁引而气弥疏,而直追《三百》矣。其才则海涵地负,其力则拔山倒岳。以比辞赋事之微,写爱国忠君之情。有极尊严处,有极琐细处。繁处有千门万户之象,简处有缓弦促柱之悲。元江南谓具一代兴亡,与《国风》《雅》《颂》相表里,其《北征》之谓乎?”此处溯源《诗经》,认为与《国风》《雅》《颂》相比,当言受《诗经》影响。却并未说出哪些具体内容与《诗经》的写法相关。杨伦《杜诗镜铨》卷四:“(‘瘦妻’十句)此老亦善诙谐乃尔,极情尽致。叙儿女事可悲可笑,乃从《东山》诗‘果赢’‘瓜苦’等得来,故不嫌琐屑伤雅。”这是在阅读文本基础上得出的论断,说出了杜甫写羁旅中的亲情所效仿的文本渊源。二是《悲愤诗》,施补华《岘佣说诗》云:“《奉先咏怀》及《北征》是两篇有韵古文,从文姬《悲愤诗》扩而大之者也。后人无此才气,无此学问,无此境遇,无此襟抱,断断不能作。然细绎其中阳开阴合,波澜顿挫,殊足增长笔力。百回读之,随有所得。”三是《孔雀东南飞》,张谦宜认为《北征》写法上学《孔雀东南飞》,《絸斋诗谈》卷四云:“此正是善学《孔雀东南飞》。前半正叙地险,忽及时序草木。闲情一隔,方不径直,亦不寂寞,所谓笔力冷细也。抵舍后,愁苦已无解法,用朝廷大事故乱其词,所谓绝处逢生也。说诗者徒赞其忠正,未知用笔神妙。言此时方以朝廷为急,安能尽为家谋,却是自掩其穷厄无聊,此文家自救法。”如果仔细绎读,《东山》乃写战场上的思亲之情,《悲愤诗》乃写世乱中的亲情,《孔雀东南飞》是在亲情与夫妻爱情之间决断,这三篇唐前经典之作都紧紧围绕亲情落笔。除《东山》外,另两篇堪称唐前五言古诗之巅峰之作。尤其《悲愤诗》与《北征》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写自家的实事,不同之处,蔡文姬以母亲身份所写为乱世中的母子痛别,杜甫以臣子身份所写与家人团聚却与朝事远离,均非其所愿之事。不可否认的是:杜甫在学习前代经典的基础上,蕴有自家的独创之法,概括起来,就是叙事、议论、抒情相互结合的以文为诗之法。此法门一开,启后学者无数。
理解杜甫是难的,杜甫在战争爆发之际的回家路,尚停留在卷入政治旋涡不深的阶段,况且自己对于所知的现状是不满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实际上只是他一段处于底层生活的阶段性总结和省思。当他从凤翔行在回到家中,他才对自己的追求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北征》是另一个阶段的总结和思考,尽管这个阶段很短,因为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乱之中,自己又获得了参与朝政的机会,经历了官场的震荡,故而陷入更深,体会更真切。两次思考时政的省思过程,为他后来从华州弃官入秦州的选择埋下了伏笔,杜甫的人生自此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距离权力中心渐去渐远,转而从一隅到另一隅,就此度过颠沛流离的后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