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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斗高悬,照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暨“星斗文丛”首发式侧记
来源:中国作家网 |   2026年11月19日18:38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当代文学研究面前:当学科奠基者渐入耄耋鲐背之年,我们又如何将他们的学术资产和治学之道,转化为后来者可以承继的学术传统?11月14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山东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暨‘星斗文丛’首发式”,在北京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二楼文华厅举行。首批“星斗文丛”文集正式面世,收录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洪子诚两位先生的著作《我们见证历史》《与“当代文学”相遇》。白烨、张清华、孟繁华、贺绍俊、陈晓明、陈福民、张志忠、韩敬群、孙民乐、刘颋、杨早、刘大先、敬文东、邵燕君、周瓒、孙晓娅等学者与山东出版集团总编辑申维龙、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徐迪南等出版人共五十余人齐聚一堂,围绕当代文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展开深度对话。

“星斗文丛”首发式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清华主持。白烨在致辞中坦言,研究会到2029年将满五十年,几位创会者年届九十或年过九十,“我们想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来表达感激之情和敬仰之意,同时为研究会和当代文学事业留存宝贵的记忆和重要的文献”,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文献档案工程的“星斗文丛”由此而生。白烨特别指出,当代文学领域分题材、分思潮的作品选本层出不穷,但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选本凤毛麟角。这套文丛旨在为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建立学术文库,为学科的历史进程留下可靠文本,体现出开创特质。

谢冕先生的致辞以乡情开场,谈及与山东出版界数十年的深厚友谊。他提起曾有学生问他“文学有没有禁区”,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文学有没有禁区,是文学人来定的。”他进一步申明自己的文学立场:“我们文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发扬民主,呼唤民主的文学,反对单一的文学。全部的文学写作都一个样子,这是不健康的。”这番话从一位亲历了当代中国文学数十年风云的前辈口里说出,分量格外深重。

申维龙代表出版方致辞时,也坦率回应了当下语境中的难题:流量逻辑、短视频表达、人工智能技术深刻影响着文学生产与传播,“学术出版如何既保持专业品质,又能抵达更广泛的公众?”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但“星斗文丛”的出版本身即是一种回答。他表示,“星斗之名,既是对两位先生学术光芒的致敬,也寄托着我们赓续血脉、传承薪火的期待”。

随后,申维龙、白烨、孟繁华、徐迪南共同为新书揭幕。作者、编者与学界同仁发表感言。孟繁华将两位先生的学术贡献置于学科史脉络中加以定位。他指出,谢冕先生1980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不足三千字,却“为新世纪40多年来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创造了非常良好的、开放的、健康的环境”,谢冕先生“最率先以他的眼光、学识和胆识,守卫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青春”。而洪子诚先生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为我们学科赢得了尊严”。当代文学通史至今没有新的著作超越洪著,真正的学术典范值得被反复重温的。

陈晓明在发言中敏锐地捕捉到两个书名的微妙差异。他说,谢冕先生的《我们见证历史》是雄壮的,宣告当代文学研究者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在历史之中”“为历史撑起闸门”的人;洪子诚先生的《与“当代文学”相遇》则是谦逊温和的,显现了一种含而不露的学术风格。两位先生“在历史的转折时候,都承担了历史”,那么“我们这代人面对历史,会持何种态度?我们有没有谢冕先生当年的那种勇气?”今天“能够记录历史、能够影响历史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但学人的承担与责任“不应该放弃”。

首发式之后,陈晓明主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致敬四位终身成就学者仪式。张清华在代表学会的致辞中指出,在当代文学研究业已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中,以谢冕先生、洪子诚先生、张炯先生和阎纲先生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可谓筚路蓝缕,贯穿始终,为我们开辟出了广阔的园地与路径,也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思想框架与研究方法的范例。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历史转换时刻,他们还引领了正确的学术方向,正如谢冕先生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之于新诗潮与朦胧诗的匡扶意义,阎纲、张炯先生在这一时期对于当代文学的拨乱反正、文学批评得以走上正轨所作的贡献,洪子诚先生在世纪之交对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有力引领,这些对于当代文学研究、乃至当代文学本身的意义,都是业已被历史证明了的。而这就是“星斗”一词所隐含的坐标和引领的意义。

陈福民在发言中回顾了这套书动议的由来,坦言研究会对“星斗文丛”的编纂酝酿已久,从开始筹划到最终落实,前后多年仔细打磨终于促成,希望这套书系能得到学界与文学界的检视。随后,白烨、孟繁华、贺绍俊、张志忠分别为谢冕先生、洪子诚先生、张炯先生、阎纲先生颁发纪念证书;山东出版集团申维龙总编辑、李晋、丁莉副总编辑为四位先生颁发“星斗文丛”纪念水晶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徐刚、副秘书长姜肖等为谢冕先生、洪子诚先生献花致敬。

洪子诚先生代表四位先生发表感言。他把这套书的出版比作自己学术生涯的“结业证书”和“退休证”。说到“相遇”,他讲得格外真切,他回忆起1961年在中文系楼道里碰到张钟先生,当时张钟先生正与谢冕先生筹建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从此,洪子诚先生开始了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洪子诚先生把自己放回那个历史情境之中,承认自己同样在历史之中,而不是站在历史之外或之上,这正是他一贯的学术伦理,也是《与“当代文学”相遇》书名的深意所在。他谈到,丛书原名“北斗文丛”,后改为“星斗文丛”,是更加妥当的命名,星斗彼此照耀,并非一颗独占天空。

贺绍俊的发言把“星斗文丛”的策划和出版看作是为一段文学史做总结、立标志,并将四位先生大致分为两类:谢冕先生和阎纲先生侧重于深入文学现场、冲在批评最前沿,洪子诚先生和张炯先生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学科重建上。他用颜色比喻两位老师的风格:谢冕先生是橙红色,热烈但不疯狂,透着青春朝气;洪子诚先生是普鲁士蓝,忧郁但不绝望,透出一种亮色。张志忠则以“满天星斗换文章”为题,讲谢冕先生的自由精神与改文章时对“而”字的严厉,讲洪子诚先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巴金“我忏悔”命题思想局限的敏锐追问,讲张炯先生的军人风度和理论穿透力,讲阎纲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批评中的醒目与准确。

学术研讨会分两场展开。第一场以新时代的文学出版与当代文学研究为主题,由徐迪南主持。韩敬群从洪子诚先生当年给学生题字讲起,以杜甫“暮年诗赋动江关”状其学问,道出一位出版家对师辈人格与学术的深切体认。刘颋坦言洪子诚先生在她论文答辩会上的一句“扎实”成了她此后为文做人的坐标,又忆起谢冕先生的淘气与青春锐气,以及阎纲先生教导年轻人写短文章的意义。刘大先借洪子诚先生“依然有稳定和值得信赖的事物”一语,论证纸本在网络时代的定本权威,提出“网络负责发声,纸本负责确认”。徐峙坦言文学出版的焦虑,呼唤新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为时代审美开路。敬文东以谢冕先生的声如洪钟与洪子诚先生的“总是九分”作结,说这恰是AI学不来的分寸。

第二场以AI时代当代文学研究的创新与传承为主题,由邵燕君主持。孙民乐从本雅明“星丛”谈到星斗不只是时间中的过去,更是共同星空下的对话与竞技,致敬不应只出于年资,更应出于智慧与思想的质量。周瓒说,阅读养成的感受性、审美的模糊性与批评的交流性,以及谢冕先生的果敢、洪子诚先生的反思,都是AI无法替代的。杨早认为AI先淘汰三四流作者,而谢冕先生的现场意识与洪子诚先生的材料功夫恰是AI抓大放小所不能及,研究应借此走向平和切实。孙晓娅说两位先生的人格魅力与文学史写作的裂隙细节是机器无法感知的,人文学者不应排斥AI,而应把语言、叙事与文化的深层知识注入其设计。邵燕君总结到,洪老师把今天当作结业证和退休证明,给后辈压力很大,但终身成就奖本就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越是AI时代越需要这样的“星斗”。

回望这场从下午持续到傍晚的会议,它既是对两位先生学术人生的庄重致敬,也是一次关于我们如何做当代文学研究的集体反思。谢冕先生那一代人以批评参与历史,在历史中打捞声音;洪子诚先生则以史家之审慎将问题放回其历史情境,在材料与注释中保存细节。两种路径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星斗高悬,照亮来路,也照见去路。致敬的最好方式,从来都是继续走下去,带着谢冕先生式的勇气与热忱,也带着洪子诚先生式的审慎与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