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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来源:解放日报 | 潘大明   2026年11月19日08:49

“七君子”中的六位男士在狱中合影,左起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

“七君子”出狱后去南京看望马相伯老人,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坐者)、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 照片由作者提供

2026年11月22日至23日,是“七君子事件”发生90周年纪念日。1936年,国内全面抗战的局面尚未形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发起成立救国会,他们不计个人得失、毁家纾难,致力于全国团结一致御侮的局面形成,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忌恨。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拘捕并关押了这七位爱国人士,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件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宋庆龄、爱因斯坦、杜威等在内的声援,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转折点。

凌晨被拘捕

那个遥远的冬日,我在四川中路上的上海市档案馆老馆里,借阅“七君子事件”的档案。没有七君子专门的档案,资料散得很。我执着地想要找出几份,报出了1936年旧公安局档案编码,工作人员给我捧出一大沓卷宗,一张表格格外显眼,记录了密探对七人的严密监视。密探组成十五人特别小组,日夜盯梢,七人的一举一动皆在他们的伺察中。任务执行完毕,他们签名领取监视津贴。

1936年11月22日晚上,密探目睹七人回到寓所,即刻报告上司,会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联合派员,统一行动。翌日凌晨2时30分,公共租界巡捕于愚园路桃源坊51号逮捕沈钧儒,又在同一条马路上的亨昌里24号缉捕了李公朴,在静安寺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7号乙抓捕王造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524弄14号拘捕沙千里。他们被押往静安寺巡捕房(今愚园路172号)关押。

在城市的东南面,一张大网也在悄悄地收紧。当局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553弄)1号抓捕史良,在拉斯脱路(今太原路)慈惠村24号捉拿章乃器,在辣斐德路601弄(今复兴中路565弄)4号逮捕邹韬奋。他们被关押在卢家湾巡捕房(今建国中路20号)。

当天,萨空了任总编辑的《立报》率先在头版用大号铅字标出“今晨七人被捕”,内容非常简单,寥寥不足40字:“本市消息,今晨二时半,市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捕房,逮捕七人。上午解法院。”被捕七人的姓名没有透露,激起人们的猜测,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

保释等传唤

1936年11月23日9时,沈钧儒和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分别被押解到北浙江路上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律师休息室里相遇,四双眼睛没有流露出意外,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法庭上,黑压压的人群挤满旁听席,他们中有被审讯者的亲朋好友、同事,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情者。四周布满荷枪实弹的法警,他们虎视眈眈,如临大敌。法庭内空气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沈钧儒等四人分别被传唤到被告席,他们抗议非法拘捕,不卑不亢地回答审判长程式化的提问。审判长有气无力地问完后,探捕报告拘捕经过,公安局代表傲慢地走入原告席,指控被告鼓动工潮、危害民国。

律师认为原告表达的犯罪事实模糊、证据不足,一致反对从公共租界移提人犯的请求。几经争辩,法庭接受律师的意见,依照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相关协定,驳回原告的要求,决定“各交随传随到保,当午即释出,改期二十五日下午再审”。

沈钧儒等人脸露喜色,步出法庭。等候在门外的人群里欢呼声、鼓掌声响起。

下午3时许,卢家湾巡捕房大门洞开。如临大敌的法警列成两行,一直排到不远处的江苏省高等法院三分院。不一会儿,史良走出巡捕房,后面并排跟着手被铐在一起的邹韬奋、章乃器。三人昂首挺胸,毫无怯弱。他们被引进待审室,与法警交谈。法警多半知道他们的爱国主张,表现出同情,有人动情地说:“你们的意思,做中国人的谁不赞成?”

不久,法庭传唤史良。她沉着地回答提问,抗议不法逮捕。在律师张志让和唐豪的协助下,上海市公安局律师代表的陈述被驳得体无完肤,法庭同意保释,由一家店铺担保。对章乃器的审问结果,同史良一样,不过需要两家铺保。最后一个被提审的是邹韬奋,他坦然承认自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审判长问:“你与共产党有无关系?”邹韬奋不紧不慢地回答:“我曾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诸先生公开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本小册子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有原文可按,这里用不着多说。我们公开发表了主张,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批评。”(参见《经历·高三分院》邹韬奋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审判长沉吟片刻,把话题转向上海日本纱厂罢工的事情上,讯问邹韬奋是否有煽动之嫌。邹韬奋答道:“日本纱厂里的中国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被迫罢工要求加薪和公允对待,与我毫无个人关系。我捐了一天的工钱,以表示对他们的同情。”

罪名无法成立,审判长下令保释,改期28日再审。19时30分,七人皆获得保释。

突遭再逮捕

沙千里拖着疲乏的身躯回到家,孩子们木然地注视着父亲,怯生生地唤过爸爸之后,不知所措。妻子脸色苍白,露出几分喜悦,又被焦虑笼罩。他望着自己的亲人,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只能深情地凝视着他们。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对方告诉他法院又出了拘票,夜里重新来抓。不等沙千里询问对方的姓名,电话已挂断。

母亲和妻子劝他外出避一避风头。他决定到朋友家暂避一夜,依照法院指定的询问日期到庭听审。他刚走到弄堂口,站在马路边招呼黄包车,几个彪形大汉从旁边的老虎灶窜出,一拥而上扭住他的胳膊。稀疏的行人中,发出“绑票了”的惊呼(参见《七人之狱·绑票——第二次被捕》沙千里著 生活书店1937年版)。

沙千里不会知道,就在傍晚,事态突变,当局反悔七人被保释,分别向高二、三分院发出公函:“在李公朴等人保释后,发现犯罪的新事实,并有逃亡之虞。请慎重办理。”(参见《救国无罪》时代文献社编 时代文献社1937年版)

保释不足半日,当局出尔反尔,又实施抓捕,权当法律为儿戏,令人心寒。

沈钧儒自被捕后,眼圈黑乎乎的,脸上写满疲惫,一上床便发出鼾声。没多久,巡捕房派出的警探又来抓捕,他被迫回到巡捕房。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家住不远处的王造时也被押回了巡捕房。他对再次被捕早有准备,自己有妻儿家室,无法避开劫难。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想抓就来抓吧,爱国无罪。

公共租界巡捕房另一班人马闯入李公朴住宅时,扑了一个空,没能抓到。李公朴深知不可能逃脱劫难,但他坚持恪守法律规定,需要法院通过担保的律师传唤才肯到庭。24日下午2时,法庭重新开庭的前夕,他出现在法庭上,无声地粉碎了逃亡的谣传。

邹韬奋离开高三分院后,被朋友簇拥进觉林蔬食处吃晚饭,回到家安稳地睡了一觉,精神恢复许多。一早醒来,他便给沈钧儒家打电话,对方告诉他,沈老先生已于凌晨1时又被抓去了。放下电话,电话铃不断响起,朋友劝他离家躲一躲。邹韬奋拨通律师的电话,告诉对方暂避的念头,且讲了去处。他洗脸整衣,用完早餐,叫了一辆汽车去好友家。下午,律师来电话通知,法院定于16时开庭,15时到律师事务所一同去法庭。(参见《经历·再次羁押》邹韬奋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保释后,章乃器接受宋庆龄的邀请,共进午餐。在获知他们将再次被拘捕的消息时,宋庆龄边夹着菜边道出了心中的忧虑,蒋介石一向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手上沾满鲜血,邓演达被枪杀,教训不可忘记。

“如果不出庭,会连累担保的律师。”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不安地说。

宋庆龄略作沉思,说:“我看这个办法不知可行否?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与法租界巡捕房有协定,病人可以不受拘捕。我设法介绍乃器住进该院。”

胡子婴点头同意,说:“只有这个办法暂缓一下。”

很快,章乃器被宋庆龄安排进一间病室住下[参见《我所知道的章乃器》胡子婴《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9月版]。

邹韬奋在律师的陪同下准时赶到法院。由于章乃器和史良未到庭,法庭宣布推迟到午夜12时开庭。邹韬奋被押进法警室,和法警聊起了天,大谈国难严重和救国会团结御侮的主张,法警听得津津有味。

时钟的嘀嗒声敲打着章乃器,自己不可能隐名改姓一直躲藏起来,如果不出庭,必遭通缉成为逃犯,不能公开行动,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他无法再在病房里安卧,脱去病员服,换上西装大衣,果断地对妻子胡子婴说:“走,去法院。”他俩赶到法院时,时钟正敲了12下,邹韬奋由法警押着离开休息室,去法庭接受审问,章乃器与他并肩走进法庭。

此时,史良已离开上海去了苏州和老家常州一带活动,摆脱了第二次被捕。11月29日,江苏省高等法院三分院颁布通缉令。后来她这样回忆道:“我是救国会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了不使工作受到影响,只好暂时躲了起来,把组织工作交给其他同志。法院方面竟发出通缉令,画影图形,张贴在各个交通要道。”

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遭遇了第二次被捕,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按照法院的要求主动到庭。

撤案隔长远

1936年12月4日下午1时30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被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今道前街170号),关押在看守所分所内(今古吴路吴西弄16号)。

12月30日,史良向江苏省高等法院投案。史良在《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段经历》中写道:“一个月以后,即12月30日,救国会组织工作料理完后,我就自动投案,到法庭上去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为了避免通缉、追捕的麻烦,在我从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的途中,没有坐火车,而是坐的小汽车……所以一直到我出现在苏州高等法院之前,国民党始终没有抓到我。”法院检察处对她作了侦讯,当即转入司前街看守所(今司前街西善长巷)13号女牢收押。这已是距他们第一次被捕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了。

此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断延期羁押,使七君子遭受长达239天的囚禁。他们在狱中坚持展开斗争,利用开庭的机会作精彩的抗辩,宣传救国主张,掀起一场又一场的抗日救亡运动。

全面抗战到来之前,已是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因七君子的被捕,激发出极大的抗日热情,促进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下,经过中国共产党、南京政府抗日派、宋庆龄等社会著名人士的营救和抗议以及爱因斯坦、杜威等国际友人的声援,七君子最终在七七事变的炮火声中迈出牢房。

1937年7月31日,江苏省高等法院裁定称:“沈钧儒等各被告因危害民国一案,羁押时逾半载,精神痛苦,家属失其赡养等,声请停止羁押,本院查核尚无不合,应予照准。”法院同时提出交保开释。

七君子出狱,在当时只是“停止羁押”,属于具保释放性质,案件并未了结。直到第三年,即1939年1月26日,由四川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宣布撤回起诉。至此,此案在司法上作了了结。

“七君子事件”距今整整90年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记录他们被捕的原始资料,使我萌生出写一写1936年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七君子的念头。因为,那些事、那些人令人感佩,让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