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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茶居:与李泽厚先生的书缘
来源:文汇报 | 林茶居  2026年11月19日08:50

2010年初秋,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从“书”上返身街衢的“人”:“书”是《美的历程》,“人”是哪一位,就不用说了。此前多年,1980年代中后期,很多个周末,李木教老师之外,我的另一位艺术启蒙老师吴武坤老师,在他那间学校教学楼楼梯转台隔出的局促的教师宿舍里,我听他谈诗歌,谈写作,谈阅读;在他的书架上,我初识《美的历程》。“李泽厚”三个字,从此刻进一个文学青年的思维发展史。

得见李泽厚先生,端赖苏州的杨斌老师。应该是9月初,杨斌老师告诉我,李泽厚先生即将回国,会在北京待一段时间,“合适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拜访李先生”。求之不得的机会啊!除了作为一个“《美的历程》的读者”,我也有“私念”:我当时正主持《教师月刊》杂志,特别期待有“高端访谈”,为读者贡献富含智慧营养的内容,助力读者“与更高的自我打交道”(尼采),“和自己的浩瀚做游戏”(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杨斌老师是苏州一中的语文教师,日常教学教研之外,专注于学术研究并有丰硕成果——在我看来,杨斌老师最厉害之处在于他有独属于自己的“李泽厚学”:从阅读李泽厚,到研究李泽厚哲学美学思想、释读李泽厚诗文,再到编著李泽厚年谱……这样的学术进路,在国内中小学教师群体中,可以说是“专此一份”。更重要的是,杨斌老师的“李泽厚学”深度反哺了他的职业生活和专业质地——我所知晓的,杨斌老师所在的教育行政环境,很是支持这样的学术“动作”,由此积极影响了一批年轻教师的“思”的成长。

拜访李泽厚先生的时间约在9月18日。印象极深,那天上午七八点的北京,气温骤降,我和同事朱君在王府井街头,发着抖等候杨斌老师和他的朋友周君——他们自苏州连夜坐火车到京。想必杨斌老师以前来过,他熟门熟路,带着大家很顺溜地来到位于翠花胡同的李泽厚先生寓所。

门开了。但见李先生身着睡衣,微微点头,表示欢迎。坐定,李夫人文君女士给我们这些“客人”倒上早就备好的热茶。

“李老师您好,这次来拜访,我们可是准备了一大堆问题啊。”简单寒暄之后,杨斌老师拿出一份打印的采访提纲递上。

“呵呵,一个一个问题来。”李先生接过“提纲”,来回翻阅着,一脸的笑,一脸的对杨斌老师并连带了对周君、朱君和作为“美的读者”的我的信任感。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哲学天然内含了教育学,哲学家必定也是教育学家。因为,哲学意味着对天地神人、万事万物的眷注、开源与绽露,而哲学家正是在这样的眷注、开源与绽露中,筑体系之基,造思想之大厦,创生一系列理论、概念,命名世界,发现规律。

在李泽厚先生寓所的客厅里,听着他谈话——其实就是聊天,跟着杨斌老师呈上的那个采访提纲,以及我们即景即境跟进或荡开的问题聊天——你能感受到,哲学如此具体可感,教育问题如此清晰可见,而所谓哲学家,就是面前这个穿睡衣的人。他的教育之思,顺着哲思、诗思同步发生。

他说,教师的教学,“应该引导学生对学习本身、对学科本身的兴趣”,而“教师的魅力正在于把学科的魅力传达给学生”,“在中小学校,授课教师最重要;还有就是,图书馆很重要,实验室很重要”。他特别强调脑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研究人的内在自然,研究它的自然性和它的‘人化’,亦即如何培育人”,教育的关键是“让儿童心理正常发展”,他预言,“随着研究的深入,教育心理学必定超过经济学、物理学,当然,这是未来的事情”……

谈教育,李先生似乎更愿意从“学”说起或者围绕“学”而论:《论语》开篇,为什么是“学而第一”?《荀子》为什么以“劝学篇”为首?李先生谈及,“贯彻《论语》全书的正是一个‘学’字”,而此“学”,是“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明·王艮《乐学歌》),是后天之“学”。人藉由历史和教育造就作为人(区别于动物、植物)的自己,正因为、也因此——“学而第一”。

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后,我们陪同李先生夫妇来到一家名叫“松鹤楼”的苏州老饭馆。说是吃午饭,喝白酒才是主题。李先生酒兴甚浓,而酒兴助长了谈兴。白酒亦我之所好也,在那样的气氛中,也无所谓贪杯不贪杯了。我频频举盅,敬长辈,敬友人,敬同事,身心舒畅。好像是杨斌老师提起了“吃饭哲学”,李先生哈哈大笑:“我的哲学就是吃饭哲学。”

在不少场合,李先生都谈及,“吃饭哲学”的核心是,人类生存首先为物质生存,这是历史的基本要素,它优先于精神追求。人要先“活着”(经济、物质),然后才谈得上“如何活”(伦理、道德)和“活得怎样”(美学、宗教),“‘吃饭哲学’始终只是一种通俗说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鄙视物质生存、日常生活,侈谈道德理性、精神生命、灵魂拯救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其本名仍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李泽厚近年答问录》,李泽厚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是李泽厚先生整个哲学思想(包括美学、伦理学、思想史研究等)的集大成。很多人喜欢阅读、愿意阅读李泽厚,一为其本土的、原创的、从人的生存(及生存质量)出发的思想;二则因其文章作法:一方面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丰富的美感调性,另一方面更为关键,即刘再复先生总结的“点穴法”:直击要害,点到为止——李先生本人也说过,“我一直喜欢‘要言不烦’这四个字”。

如何“要言不烦”?其背后必须有一个具备宏阔统摄力的情理(心智)结构在起作用。窃以为,李先生擅用“同构类比”,比如,关于康德“人是什么”的命题如何作用于后来的学术革新,他这样展开:黑格尔将之转化为“精神是什么”,指向“逻辑本体论”;海德格尔扩展为“存在是什么”,指向“基础本体论”;他自己则意在通达“心灵是什么”,以构造“历史本体论”。三言两语,即抓住关节点,扎入根本处。举重若轻,自在自得。听之读之,醍醐灌顶。我尤为着迷于诸如双手、身体、食物、工具、制造、干活、劳动、实践这样一些很日常、很老旧的语词,在李泽厚思想体系中的哲学分量,在他的文章中被一一还原得伟岸而简洁的模样。

很快,同事朱君把采访录音整理为文,经杨斌老师校阅,我把打印稿送到李泽厚先生寓所,请他订正。几天后,李先生打来电话,让我去取修订稿。2011年第1期,《教师月刊》以“教育是个大问题——专访著名哲学家李泽厚”为题,发表了这个采访。

当是时,朱君与杨斌老师也筹划着做一本李泽厚先生的“教育之书”。李先生并不赞成这件事,但最终还是被杨斌老师说服了。几经波折,2011年10月,杨斌老师精心编选的《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一书,由我所在团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夏书系”出版,封面用了我在电梯里拍的李先生的半身像:他戴着棒球帽,侧身笑着。

那天去取稿子,李先生叮嘱我:“给上海的刘绪源发一份。”这个机缘,让我和刘绪源老师有了联系,尽管,当时我对他几无了解,不知他是知名作家、编辑,学术足迹遍及儿童文学理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思想史等领域。其时多日,刘绪源老师和李先生持续对谈,后结集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两本书,于2011年4月和2012年6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出版。我读过第二本,一个很深的体会是:李先生的核心概念(如“巫史传统”)、重大关切(如“走出语言”)、人生信念(如“四个‘静悄悄’”),都在谈笑风生中得到延展或转化。由此亦可想见,刘绪源老师做了多少前期功课。李先生叮嘱我发那份采访稿,想必是为着给他看看,是不是可以从中析出一些新的谈话点。2018年年初,刘老师不幸病逝。我所敬重的上海作家秦文君有一个评价说,刘绪源“始终保持一种独立性,没有现代的坏毛病”。也许,正是这一点,李泽厚先生对他有着情谊上和学术上的双重信任。

写作本文的时候,我查了与刘绪源老师的“邮件往来”,才想起2012年曾经跟他约过稿。那时正计划出一期名为“儿童研究读本”的专号,对于刘老师的学问也已有一些认识,我就请他写一篇“周作人的儿童观”。我找出了这期杂志,2012年第7、8期合刊,刘老师的文章正好排在第100页:《周作人:儿童工作者要葆有“赤子之心”》,文章配了刘老师的照片和简介……斯人已逝,再无回声。唯有书刊长在,唯有文字永存。

延续《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结下的书缘,2014年,我们又出版了由杨斌老师和曾经跟随李先生研习哲学的邓德隆老师共同编选的《李泽厚话语》一书。印厂送来新书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想着给李先生奉上。约定好时间,刚巧,单位发了福利:一条很好看的丝巾。那天午后,我带上丝巾、新书,自北土城西路坐公交车,十来站,到达王府井,再步行至翠花胡同。

我天生长相不规范,“辨识度”高,容易被记住。李夫人文君女士确实也记得我曾经来过家里,还一起吃过午饭。当我献上那条其实“很不成敬意”的丝巾,她是开心的。在李先生那里,翻阅自己新书的愉悦感,显然比不上看到自己的夫人开心的样子。我未敢逗留太久,也没有想过趁此机会“讨教一二”,见个面,再见个面,足矣。

不久后,杨斌老师自苏州打来电话,说李先生过几天就离京赴美,整理了一批藏书要送他,让我帮忙取来给寄去。这次,我又有了充足的理由走进李先生的书房。他其时已挑好二三十本,我去后,他又从书架上取了几本。

我写过一篇文章:《书太重了,因为灵魂很重》(刊于《中国教育报》)。书也太“难”了。哪一本堪称“书”的书,不是“上游开始,下游再见”?感谢杨斌老师同意,我“截留”了一本:康德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商务印书馆2001年11月第1版,2009年7月第5印)。

书的译者是何兆武先生,扉页上有他2009年10月13日的题字“泽厚兄教正”。

书是何兆武先生面赠李先生,还是经由哪位朋友转送,一点都不重要。我感觉到的是,他们是心气相投的人。你看何兆武先生多恬淡啊,他在《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里说:“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的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一个念经济,妹妹念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自杀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化用英国诗人济慈生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表达他的态度:“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康德是李泽厚先生最关键的思想资源。相信何兆武先生正因之而“谨赠”,他在译序里谈道:“当世学人(我首先想到的是友人李泽厚兄)倘能以本书和他晚年定论的第三批判进行一番比较研究,那将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2021年的5月、11月,生于1921年9月的何兆武先生,生于1930年6月的李泽厚先生,两位高人、老人,相继离世。我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来自李先生的书房,不到70页,很薄很薄的小开本,却是重得很:那是一个海,与天共享蔚蓝、开阔。

完稿于2026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