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政治与“生活”的自觉——重释鲁迅思想与文学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从“立人”“真的人”“人的文学”,到“革命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中始终有一个重要的锚点,就是“人”的问题。这既是一种基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同时又是一种不断呼应着“大时代”演进的动态的认识实践。鲁迅对“人”的认识和思考包含了经验、理念、哲学等多个层面,在不断明晰具化的过程中,体现为对于人类“生命”“生存”和“生活”问题的深切关怀。
鲁迅始终关切那些在“大时代”里“真要活下去的人们”,这里牵涉两个既朴素又重大的问题:其一,怎样才算“真的活”?其二,如何才能真正“活下去”?这两个问题构成了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命脉。在他的笔下,出现过多次多角度的思考与表达,比如杂文中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小说中的“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以及他与朋友通信时说到的“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等等。这些广为传诵的警句背后包含着深刻而重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里蕴含了一条历史的脉络,即从五四时期“人”的问题发展为大革命时代“活”的问题;亦即从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演变为大时代中“人的发展”问题。尤其到了1927年后,面对“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现实环境,鲁迅的思考更具体地指向两种不同的状态,即:在斗争实践中,如何以“生存”为原则进行“壕堑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持行动、寻求发展,成为自觉的“革命人”。
可以说,“怎么活”与“怎么写”的问题,不仅是作为文学者和革命人的鲁迅对于自己一生道路的自觉反省与追求,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与文学行动等宏大命题的整体性思考。
一 “生的战斗”与辛亥经验
在鲁迅那里,“活”的问题有一个经验性的起点,就是辛亥革命。正是在与之相关的记忆与体验中,“活”第一次成了一个向“死”而生的真问题。“辛亥经验”在鲁迅的一生中至关重要,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他的思想理念和实践方式。“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广义上的辛亥革命经过了19年的艰难历程,这贯穿了鲁迅从青少年到而立之年葱茏岁月的19年,是他个人成长史上青春热血的不朽记忆。”
鲁迅在观念上一向非常看重实践行动的重要性。他早年虽然没有直接投身于革命行动,但他对于辛亥前后的革命实践始终极其认同和尊重。他最初在《摩罗诗力说》中特以“战士”来命名“精神界”的先行者,就已体现出对于反抗性、行动性和战斗性的强调,也体现了一种对于现代意义上的诗人文学家的精神内涵的全新理解。这一点,在他对摩罗精神——“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提炼中就有明确直接的体现。后来的文章中,他也一直对“文人”保持着谨慎的批评态度,对“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批判以及对于文学“无用之用”的说法,也都有复杂的反省意识,尤其在新文化阵营分裂后,他更是多次将“文人学士道德家”相提并论,表现出对那些在书斋中独善其身的“文人”的不满。在鲁迅看来,真正的“精神界之战士”不仅要具备“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不惧权威,不跽金帛”等品质,更重要的是要能将反抗精神与实践行动结合起来,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产生真正“撄人心”的摩罗之力,才能完成精神启蒙的使命。
因此,尽管未曾投身辛亥革命的具体行动,但鲁迅在内心中对于那些“精神界之战士”的革命实践甚至流血牺牲,始终极为崇敬,尤其是那些舍生取义的志士英烈,更是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后来始终“未能忘怀”的“寂寞和悲哀”。因为见证了太多牺牲,鲁迅开始反复思考“活”的问题。事实上,辛亥前后的革命实践是鲁迅经历的第一次残酷斗争,之后的几十年间,他又多次经历了身边战友的倒下和更年轻的战士们的牺牲,面对这层叠的血污和死亡,他不得不更加严肃深刻地去思考“幸存”与“牺牲”的问题,更进而反省“怎么活”和“如何行动”的问题。直到晚年,他仍时常谈及这个问题,比如增田涉就曾忆及:
一次,在他家吃晚饭的时候,他稍为喝了点酒,轻松愉快起来,看了看摆在食桌上的五六个碗碟,说道:“我也过着这样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自己决不觉得有意思,想着过着这样生活的自己,就觉得是没志气的。”
他这样说,是在谈到对清朝干革命运动时,跟土匪往来过着粗豪的生活情况之后。
“攻击我的批评家们说,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原因是,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早已该被杀掉了。他还生存着在这儿叨叨唠唠,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这是实在的,我也承认这道理。自从我们干起对清朝的革命运动以来,我的朋友大都被杀掉了,活下来的很少啊!”
鲁迅说他承认“真正的革命家,早已该被杀掉了”的“道理”,对于自己的“幸存”,他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既有无法驱除的愧疚,更有诚实理性的认知。对于自己,他虽非贪生怕死,但也确因家庭责任而顾虑重重;对于战友,他在内心里“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这意味着,在他“幸存”下来的那些年里,他始终背负着对牺牲战友的情感债务,于他而言,幸存也变成了一种责任,就是要活下来继续完成故友的遗志。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经验和感情促动了他对于革命方式和牺牲本身的理性思考,形成了独到的理解和认识。增田涉说:“清末革命以来,他看多了那些甚至特别地希望死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因而更痛感到人必须生存的吧。谈到在辛亥革命前夜死了的同乡秋瑾女士的时候,他和社会上的评论不同,却是批判的,认为那是天真的做法。”这正是鲁迅与众不同之处,他从不浪漫化地对待牺牲的问题,而是一直以理性实际的方式来看待战斗的意义并选择战斗的方式,因此,对于“生存”问题,他特别地看重。
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鲁迅不断发表有关斗争策略与实效问题的想法。尤其是在“女师大风潮”期间和“三一八惨案”之后,他多次明确谈及斗争的策略与实效问题。比如,在《空谈》一文中,他提出了“血如金钱”论:“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也就是说,对于战士的血和生命的付出,是必须讲求策略的,要减少牺牲,更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他对年轻的学生们说:“血书能挣来的是什么?不过就是你的一张血书,况且并不好看。至于神经衰弱,其实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当作宝贝了,我的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呀!”这个道理与他之前提出的“韧性的战斗”有关。“韧性的战斗”是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的。他说:“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虽以“无赖”的天津青皮为例,但他谈的其实是斗争中的坚持问题,即不管在何种阻力和困境下都要坚持下去的态度。但同样重要的是,“韧性的战斗”也是相对于牺牲而言的,因为,“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不讲策略地轻易付出牺牲的代价,不如策略地保护自己、减少伤亡。说到底,无论是“韧性的战斗”还是“血如金钱”,都是为了保存战力、减少牺牲、注重战斗的实际效果,避免徒劳的牺牲。在这个基础上,鲁迅多次强调“壕堑战”的重要性。他说: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他也多次谈道:
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那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
无论是“血如金钱”的原则,还是“韧性的战斗”与“壕堑战”的战法,都是鲁迅在多年的斗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思想,也是他本人面对牺牲、选择行动的人生过程中给出的回答。在严酷的“大时代”中,牺牲是浪漫的,生存是现实的;牺牲是壮烈、不朽的,生存可能是平庸的、需要隐忍的;牺牲是勇敢的,生存也同样需要勇气,甚至还同时需要智慧。鲁迅忍受了对他“不是革命家”的攻击,也面对着自己内心的情感包袱和复杂情绪,但他最终穿透这些感性的扰动,以审慎冷静的理性,面对时代的生死关头。在看不到硝烟的战场上,鲁迅讲求战法,尤其不蛊惑他人牺牲,更不做示人的姿态,他强调战士要把“生存”作为第一要义,把保存战力作为基本原则,目的在于持久的“韧的战斗”。在这个意义上的“生存”,不是贪生怕死的苟活,而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的选择,就像他在解释杂文的战斗意义时所说的:“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二 “壕堑战”与“生存”的政治
直到鲁迅的人生尽头,他最后写就的两篇杂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仍集中于辛亥记忆,他尤其认为,“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并说自己当年去听太炎先生讲课,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可见,对革命志士的看重,对参与革命实践的强调,是鲁迅至死不渝的想法,这个明确的态度一直保持了三十多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十多年中,他真正以直接的方式书写辛亥经验——尤其是辛亥烈士——的篇章却非常之少,这大概正好说明那是他心中一份无法直面的伤痛吧。这份特殊经验在鲁迅心里有特殊的分量,令他不易直面和处理,但是究竟,在他有意无意的回避或压抑之中,终有一些不吐不快的泣血之作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药》《孤独者》《范爱农》和《铸剑》。
作于1919年4月的《药》是鲁迅最早用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的一声“呐喊”,同时,那也是他第一次以沉痛的笔调对烈士牺牲的问题做出反思。小说以“药”为喻,反省了烈士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所换取的有限“成果”和“疗效”。烈士夏瑜是以秋瑾女士为原型的,其慷慨赴死的壮举完全没有得到乡人的理解,连坟头上的花环也是鲁迅“平空添上”的“曲笔”。《药》是一曲颂歌、一曲挽歌,但更是一声重重的喟叹。鲁迅在此对“药”的代价和“药效”之间的悬殊事实发出了沉重的叩问。夏瑜与秋瑾的英勇背后,确有值得反省的“天真”,这一声喟叹里就包含着他对增田涉表达过的“痛感到人必须生存”。
写于七年之后的《范爱农》是《朝花夕拾》的末篇,也是其中最沉痛的一篇。鲁迅写到此处,“朝花”拾尽,留下无尽愁绪。范爱农死于1912年,距离此篇的写作相隔14年之久,一个压在心头的故人,之所以会在1926年底被重写,其原因是复杂的,其意义也远大于一般的悼亡。鲁迅是把范爱农之死与其后十余年的革命实践的经验深刻地融在了一起,将范爱农作为一个代表,来重写他自己的辛亥记忆。这一处不敢轻易触动的创伤,既是最令鲁迅痛苦的,也是最引起他深思的部分,因为范爱农的死不是悲壮的就义,而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典型。
“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范爱农是碰死在了自己理想的碑上。他在1912年3月曾致信鲁迅,谈及“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此“吾辈”之说,无疑是将鲁迅在内的很多同道中人涵盖其中。事实上,在范爱农和鲁迅的眼里,他们都不仅是具体的个人,不仅是单独的个体,而是辛亥时期一类人的代表。这一点,也清楚地体现在鲁迅的写作中。
其实,《范爱农》不应被视为一篇完全写实的散文,文中的几处小说笔法使得作品虚实相生。例如,在文章中,范爱农称“我”为“鲁迅”或“老迅”。他们“革命前一年”在故乡相遇的场景中就是如此称呼的:“哦哦,你是范爱农!”“哦哦,你是鲁迅!”接着,“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他说:“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直至最后,范爱农还时常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事实上,直到范爱农离世,鲁迅这个笔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写法当然有方便读者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种时间上的交错和虚实相生的效果。或者说,“鲁迅”和“范爱农”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真实具体的原型,而成了同一个类型的代表。而且,恰是每在“鲁迅”出现的时候,标记时间的事件都与“革命”的史实有关,这仿佛是在提醒读者,范爱农和鲁迅的故事就是“革命”的故事,他们的命运、经历和情感,都与“革命”的历史息息相关。因而,范爱农也不是一个个人,而成为一群人的代名词。就像文中所说的: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
……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
这些烈士和英雄,在鲁迅的记忆中,从“茫无所知”到刻骨铭心,这个过程,正是周树人在革命实践与生死体验中成长为“鲁迅”的过程。“鲁迅”的出现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脱胎换骨的重生,而这重生,正是在范爱农们的死亡中得以完成的。
对范爱农的死,鲁迅清楚地说:“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他的这个疑心一方面来自范爱农特殊的死法,即“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从常识上来说,一个失足溺水的人是不可能“直立着”的;另一方面,鲁迅早已明白,彼时的范爱农已经自知“端无生理”,自杀可能是他最后的选择。事实上,多年之后鲁迅在写给青年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坦白:“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这封信写于1924年秋天,即他着手写作《野草》的时候,那是鲁迅生命中的又一个“至暗时刻”,他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情绪充分体现了他当时的状态。也正因为鲁迅自己也时时绝望和愤懑,想到过自杀或杀人,所以他对范爱农之死会有那样的猜测,更带有深刻的理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后来回忆说,范爱农“实在是蹲踞而非真是直立着”死去的,鲁迅对此恐怕不会不知,但他在文章中相信并强调这个“直立”的姿势,一面是寄托了自己对于范爱农人格与性格的理解,一面也是以文学的方式对范爱农的精神形象进行的一种塑造。
范爱农们死后,鲁迅背负着故友们以命相托的历史债务,想到范爱农死前关于收到鲁迅电报的期待,他难免满心负疚和无力。这些情感和思绪非常复杂,共同构成了支撑鲁迅本人背负朋友们的生命继续活下去的力量。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范爱农》在《朝花夕拾》中无可取代的位置。鲁迅收笔于此,在对于个人的小历史与时代的大历史的双重回顾之中,在范爱农之死的大悲痛中停下他的笔,压抑住他的思绪,既意味着对肩上重负的凝视,也意味着对辛亥时代的凭吊。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范爱农之死引发了鲁迅对牺牲问题的思考。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个大问题。如果“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那么是选择范爱农式的自杀,还是可以别寻道路?这正是鲁迅把范爱农的生命融入自己余生之后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理解《范爱农》,不仅要理解它在《朝花夕拾》中的位置,同时也要理解它在整个鲁迅文学中的位置,尤其是1924—1927年间鲁迅作品群之间的互文关系。这是理解鲁迅在“大革命”到来之际的思想深化过程的有效途径。
《铸剑》与《范爱农》的写作几乎同时,二者的关联也值得探究。《铸剑》是根据古代神话复写的一篇历史小说,在情节上与《列异传》《搜神记》《楚王铸剑记》所载几乎一致,但经过鲁迅的复写与铺排,整个故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其神怪色彩被复仇精神所取代,复仇战士黑色人的形象得到了凸显与强调。如果追问是这个故事中的什么特质促动了鲁迅的创作,我以为起码有两个原因:一来,这个“以命相托”的复仇故事呼应着鲁迅长久的心理郁积,是他与亡友重逢且并肩作战的一次想象性的完成;二来,这个人剑合一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战士与战法的寓言,呼应着鲁迅自“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之后的很多相关思考。
眉间尺与黑色人是一对战士。眉间尺从一个优柔的少年一夜成人,获得了佩剑复仇的资格,但他要真正完成艰苦残酷的复仇行动,还需借助一位理想的战士——黑色人宴之敖者。黑色人没有具象的外表,更像是一个幽灵或一种精魂,他助眉间尺复仇,不为“仗义”或“同情”,不为个人层面的恩怨情仇,而是一位真正的复仇之神,一个纯粹的“战士”。这个战士有公心、无私念,懂策略、讲实绩,或许正代表着鲁迅心目中理想战士所特有的品格。
黑色人是讲求战法的。他借取眉间尺的头颅与宝剑,佯装进宫为王演示把戏,这经过了周密的计划,但当事有不测,眉间尺与王的头颅在鼎中激战难分的危急时刻,他则“面不改色”“从从容容地”割下自己的头颅入水助战,并在合力取胜之后与眉间尺的头颅“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这场混战的结果虽然还是战士的牺牲,但却是与敌手同归于尽的“死”,而不再是枉费的生命或悲凉的自戕。这个结果是两个战士的主动抉择。在最终制敌于死地之后,黑色人的微笑似乎说明,他终于完成了复仇的使命,也牺牲了让自己“憎恶”的生命,对于这个结果,他“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
同写于厦门的《铸剑》和《范爱农》,写作间隔不到一月,看似题材文体差别甚大的两部作品,其实一同反映着鲁迅彼时的心境和想法。有研究者讨论过此间写作与国民革命背景及辛亥记忆的关系,也有人提出《铸剑》有可能是“对晚清时期的‘暗杀’风潮鼓动个人参与革命的总结”,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不过我更看重的是这两个故事的结局。在《范爱农》与《铸剑》里,鲁迅两次写到死亡,两次反省“生”与“活”的意义与方法,同时也在两种死法的对照中,以想象中的壮烈牺牲反省了现实里的悲凉自尽。
鲁迅并不是完全认同自杀式牺牲的,但是对于革命行动的代价,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像《铸剑》中的奇异歌声:“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万头颅!/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无论是“一头颅”还是万千头颅,革命总归要付出血的代价,这一点鲁迅深切地知道。但是,如果一定是死,那么,“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弃世还是不如与敌人同归于尽,是需要思考的。鲁迅是理解范爱农的,他并不忍心责备他,但他对范爱农的离世还是无法不耿耿于怀。他的痛惜、内疚和反省,都以极其隐晦的方式流露在文中。“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血一头颅兮爱乎呜呼”,这“爱”的含义实在是复杂而深沉的。若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他不以“宴之敖者”的命名暗指自己,读者也能在黑色人身上看到那个“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的他本人的精魂。
《铸剑》虽然是对复仇精神的讴歌,但并不全是对刺客行为的赞美,鲁迅对黑色人战法的思考也是深沉复杂的,并不流于表面,这在文末对于三头合葬的叙述态度中可看出。1926年身处厦门的鲁迅,已经经历过“五卅”与“三一八”,对“大时代”的局势形成了自己的判断,他越来越多地思考斗争方式的问题。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牺牲容易被浪漫化,行动实践也容易姿态化,在这个时候,强调战法、策略,强调“壕堑战”,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鲁迅在此时强调“一要生存……”把保存实力、智慧地斗争作为基本原则,既反对绝望自戕,也不满于同归于尽,这正是一种“生存”的政治,是对“不是死,就是生”的大时代的理解与应对。这让人不禁再次想到他的那句话:“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
三 “人的发展”与“生活”的自觉
保持战力、“不虚掷生命”,是最大的“生存”的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活命而放弃战斗。这就关系到鲁迅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笔者称之为“‘生活’的自觉”。
1925年4月,鲁迅在《忽然想到·六》中写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20天后,他又在给朋友的信中再次提到这句话,并加了一段极其重要的说明: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
……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唯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鲁迅在此不断强调“生存”不是“苟活”,“生活”也不是“苟活”,在这个重要的辨析中,他实际上已给出了“生活”的释义:真正的“生活”以生存和温饱为基础,但必须以行动为方式,以发展为目的,是一种指向个体与全体的发展的、积极行动的人生。
“生活的自觉”与“生存的政治”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那些“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必然要面对“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现实。因此,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战士”。但那究竟不同于真正枪林弹雨的沙场,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包括鲁迅本人在内的战士们,往往是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一种无形的——更多是文化战线上的——战斗,因此,如何处理战斗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既明白一切日常生活都是战斗,同时又能以战士的要求自觉锻造革命人的生活,这是鲁迅那一代文化启蒙者们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鲁迅的回答集中体现在两部小说之中,它们分别是《孤独者》和《伤逝》。
写毕于1925年10月17日的《孤独者》也与《范爱农》相关。鲁迅在这部经典之作中同时反思了“生存”与“生活”的问题。这部小说之重要性正如竹内好所说:“如果理解了这部作品也就能够理解鲁迅了。可以想象,他为了创造这个人物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痛苦挣扎的。《在酒楼上》和《野草》中的《墓碣文》直接与此有关。而且整个《野草》都为研究这部作品提供了注释。”
与非虚构的《范爱农》不同,小说《孤独者》是虚构的,但是很明显,魏连殳的原型正是范爱农们。他也“是‘吃洋教’的‘新党’”,也是在新旧文化撞击的时代空怀理想却处处碰壁,于是只能孤独地肉搏周遭的黑暗并一再败下阵来的“孤独者”。最终,魏连殳也是以一种极为特异的自暴自弃的方式走向死亡。他终于牺牲了理想,过上了热闹阔绰的生活,而那其实正是他因为彻底的孤独与绝望而选择的自杀之路。小说写到魏连殳在最终入殓时的状态,至死都是倔强的、与外界格格不入的样子:他穿着不得体到荒诞程度的军服,“很不妥帖地躺着”,“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这个到死都不肯真正屈服于现实的孤独者,内心既赤诚激烈又清醒倔强,堪称是一类悲剧性战士形象的典型代表。鲁迅对其死状的独特描写,也让人不能不联想到那位至死保持直立身姿的范爱农。
魏连殳的性格、遭遇、结局多与范爱农相似。《孤独者》可以被视为鲁迅对范爱农之情与思的一次厚积薄发。但与直写范爱农的真实故事不同,鲁迅在魏连殳这个人物的身上,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他后期刻意放恣的生活和矛盾挣扎的心态,这显然是将重心部分转移到了对于“怎么活”问题的思考之中。对魏连殳的走投无路终致自戕,小说里的申飞——“我”——是既理解又无奈的,但对他跟从军阀后自暴自弃的生活方式,“我”在疼惜与无力之外,多少流露出疏远与批评的姿态。这是以往研究多半不忍指出的,就像鲁迅本人也绝不忍心责备范爱农一样,但是,将虚构的魏连殳放在鲁迅思想和文学的脉络中,这种批评则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正是这一层批评和反省,体现了鲁迅超乎他人的清醒和深刻。
小说勾勒了魏连殳“生活”的变化:从失业后“生活要日见其困难起来”,“还得赶紧寻点事情做”,到“便是钞写……也可以的”,因为“我还得活几天!”虽然从“还得活几天”到“活不下去”的痛苦过程是被略写的,但魏连殳来信中满满的关于“活”的挣扎和喟叹,简直可谓字字泣血:
“你或者愿意知道些我的消息,现在简直告诉你罢: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然而就活下去么?
……
“人生的变化多么迅速呵!这半年来,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魏连殳是反复挣扎过的,“然而就活下去么?”的自问也是极为犀利的,但是“生存”与“生活”的压迫使他无路可走,选择了自欺欺人的“苟活”。他虽依附军阀,却也并不仗势,一味自暴自弃,急着杀身成仁,只在内心里自我交战。他身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都进一步表现出他不仅是一个典型的孤独者,更是一个典型的彷徨者。
面对如此真实复杂的事实,“我”的态度是耐人深思的。收到魏连殳的来信后,“草草一看之后,又细看了一遍,却总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觉得没有话说,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再后来,听得魏连殳“已经‘好’了”的生活,却觉得“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胡;然而又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往往无端感到一种连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不安和极轻微的震颤”。在这一系列的“不舒服”“没有话说”和“不安”“震颤”之中,鲁迅传达出一种复杂矛盾的态度。虽然对“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苦闷充满理解的同情,但他显然还是无法完全认同魏连殳的“苟活”的“胜利”,哪怕其实那只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这种批评,时隔仅仅四天之后,又出现在《伤逝》中。《伤逝》完成于1925年10月21日,与《孤独者》的写作几乎一气呵成。在短短的几天之中,是什么促使鲁迅接连写出两部重要的经典之作?其思路与主题究竟有怎样的关联?细究文本,我们终可读出两部小说在人物与情节方面存在的深层联系,核心就是对于“生活”“生路”与“选择”的深思,一言以蔽之,仍是“怎么活?”
涓生的“生活”比魏连殳更窘迫,在同样失业的情况下,涓生还要养家。鲁迅没有给他设计一个魏连殳从军式的戏剧化转机,而是将其彻底推入“活不下去”的境地。更有意味的是,涓生这次不是“孤独者”,他有一个推动他并伴随他走入婚姻的爱人,但也正是这个爱人,对“生活”的理解与他有着根本的不同。子君追求安宁凝固的生活,除了每天“川流不息地吃饭”,还喜欢和涓生一起不断温习求婚的幸福瞬间,子君的生活理想是温柔甜美的,但也是静态而空洞的。但涓生不同,他不愿温习那个瞬间,不仅是因为尴尬,更大的可能是因为他对爱情有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不仅“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整个生活也是一样。小说中以涓生之口不断写到的“空虚”感,正是来自一种没有目标、没有活力、没有行动力的凝固的生存状态。在涓生眼里,子君“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这话在男女关系上看似小题大做,但在人生的道理和逻辑上却十分正确。这里的“求生”不是苟活,而是行动意义上的“生活”,是创造和行动,甚至是“战斗”。在这个意义上,再来重新审视涓生那段一直被指责为“负心”的言论,或许可以得出新的解释。他说:
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
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的“生活”,不是温饱,而是奋斗和飞翔,更是人生的发展。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涓生与子君的悲剧,理解他为什么会说“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这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男人对家庭和责任的逃避,而是一个行动者的基本人生追求,虽然他并不知道如何“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但是他知道,“我活着,我总得向新的生路跨出去”。他想象中的“新的生路”,那些“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虽然看似空泛不着边际,但实际上却可被看作大时代与新世界的某种隐喻。反过来说,如果涓生不跨出这一步,不寻找“新的生路”,就连“我活着”的问题都难以证实。这也是他所谓“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真实含义。并不是说只有在保证了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奢谈精神层面的爱情,而是说,没有行动的人生观,没有不断前行的哲学,所谓的“爱”终将是盲目空洞且终将走向悲剧结局。
由此,残酷的结局变成了必然。这个结局是耐人寻味的:子君式的“生活”最终走向了灭亡,印证了“半生半死的苟活”“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鲁迅用《伤逝》延续和明确了《孤独者》中对“生活”和“生路”的反省,形象地呼应了“要生活,而不是苟活”的原则。他以小说的方式诠释了大时代的“生活法”:生存、温饱与发展的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生存是基础,但发展才是要义。“生存”是“生活”的最低标准,“发展”则是“生活”的最高要求。“生存的政治”是大革命环境中战士的政治,而“生活的自觉”也是大时代要求下每一个“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应有的觉悟。也只有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才有可能在实践的历史中创造一种更多人的更好的生活,开创一种“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第三样时代”。说到底,这也是五四时期所高扬的“人的发现”的历史话题进入“大时代”之后的推进和调整,“人的发展”终将取代“人的发现”,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这里还涉及生活与斗争的关系。战士在战斗中要生存并作战,在不战斗的时候则要自觉地生活。这两者不仅是相关的,而且,只有达到了“生活的自觉”的战士,才能更好地理解“生存的政治”,进行更有效的斗争。
就在鲁迅去世前不久,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战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战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是不相干。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
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稀奇古怪,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对于“实际上的战士”而言,战斗本身“也是生活”,或者说,战士的斗争就是其生活本身。这段写于鲁迅生命尽头的话,正是他一生经验和智慧的积累和体现。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战士”,高度务实、不做姿态、不发空论,保存战斗力、目标明确、讲求实效。就像战士既要战斗也要休养一样,作为“精神界之战士”和职业作家,鲁迅写作杂文的时候,也是采用这样一种以写作为生活的方式,随时出击、随时应战,同时也随时休养生息,必要时以“壕堑战”的方式坚持“韧性的战斗”。鲁迅不是反对“血的方式”的改良派,但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他始终坚持探索和反省,不盲从、不机械,针对具体的斗争形势,谋求实际有效的斗争策略。在鲁迅看来,尤其在艰苦残酷的斗争中,行动需以生存为前提,而生存又必须与行动相结合,如此,保存的力量才能成为真正的战斗力,斗争的生存才有别于苟活,而成为战斗者的“生活”。这是鲁迅的“生活法”和“战斗法”,也是他带给中国革命的一种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