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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家出版机构同场共话,古籍出版如何守正与突围?
来源:出版人杂志 | 赵冰  2026年11月20日08:40

又到了岁末盘点与展望交织的节点。过去一年,整个出版行业依旧在艰难中坚守、迎着风浪前行。对古籍出版而言,一面是未见起色的市场,一面是文化传承的责任,守成与开新,都须格外用力。

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分批推出重点出版项目;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古籍普及读物被寄予“活起来、传开来”的期待。

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之下,古籍出版工作所面临的“艰难”,便不再仅仅是个别出版社或编辑的个体感受,而是具有了鲜明的行业普遍性。

11月19日,由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推荐委员会主办、西泠印社出版社承办的第二十八届(2025年度)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推荐会议在杭州举办,来自华东地区19家出版社的50余位古籍出版人齐聚。除了好书推介外,这每年一届的会议已成为大家盘点一年得失、交流转型经验的固定场合。

本次图书推荐,共有19家出版社2025年度出版的143种图书参与,最终81种古籍优秀图书、16种古籍优秀通俗读物入选。

会议期间,《出版人》杂志特邀参会出版机构负责人围绕“古籍出版的经验与痛点”分享观察与思考,集中呈现各社在重大出版工程、古籍活化传播、渠道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探索。

(以下按照受访机构名称汉语拼音首字母排序)

观点

‘普及读物+地方文献’双管齐下

受访者: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王卫东

面向“十五五”及未来,复旦大学出版社将继续依托复旦大学的学术优势,系统规划、打造具有复旦特色的古籍出版工程,推出一系列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的古籍出版项目。2026年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明人别集丛编”(第二辑)、《阳明诗赋编年笺证》两个项目顺利出版,其中“明人别集丛编”(第二辑),包括《陶安集》《苏伯衡集》《边贡集》《顾璘集》《皇甫汸集》《胡缵宗集》六种图书,已经结项。我社的“明人别集丛编”(第三辑,包括《黄省曾集》《皇甫涍集》《陈鹤集》《王世懋集》《谢肇淛集》《张采集》六种图书)获2026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立项资助。明人别集此前已有多种出版物,随着近年来各大图书馆所藏古籍陆续上线,以及多种大型古籍数据库的推出,对明人别集重新整理出版已恰逢其时,“明人别集丛编”是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共同策划,堪称后出转精的典范。

列入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的《历代文话新编》《全明诗话新编》《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目录》,虽然规模宏大,但都在稳步推进。2007年,我社出版了王水照主编的《历代文话》,600余万字。《历代文话新编》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搜罗相关文献,扩编至1300万字,对我国古代文话的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应对图书市场不景气、销量下滑的问题时,古籍出版社一是要加大古籍普及图书的开发力度,在确保编校质量的前提下,在营销宣传、装帧设计方面下功夫;二是要注重开发地方文献。这类图书虽然销量不大,但多系未整理过的文献,可以填补空白,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如我社的《浦东历代要籍选刊》截至目前已出版15种,其中的《南河志》对明代运河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来,我社与上海市金山区档案馆、方志办、博物馆等机构合作,系统发掘了金山区的文献资源,策划出版了金山区的系列文献,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观点

选取合适角度,坚持长期耕耘

受访者: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宋一明

福建人民出版社作为地方性综合出版社,古籍整理图书可追溯至1981年开始出版的《八闽文献丛刊》。在此后的40余年间,我社几代出版人在古籍、文史类图书板块持续耕耘,已形成一定特色。近年来我社在这类板块的出版规模有所扩大,涉及领域也有所拓展,陆续出版《八闽文库》《海上丝绸之路文献集成》《庄子集成》《顾校丛刊》《四书注疏丛刊》《福建印刷文化研究丛书》《中华文明研究译丛》等各类丛书,致力于持续打造服务国家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需求的精品。

选题是出版工作的关键。对于古籍整理图书而言,选取合适角度,坚持长期耕耘,定会有所收获。我社前些年策划的由杜泽逊教授主编的《近代经学文献丛刊》,今年已出版第一种《经学源流考》;针对国际学界关注的福建霞浦、屏南等地摩尼教文书,我们将出版马小鹤先生的《汉文摩尼教文书校注》;鉴于目前对清人注释清代文集的整理尚不充分,我们策划了《清集旧注丛刊》,首批《吴诗集览》《袁文笺正》《梅村诗集笺注》等图书将陆续出版。同时我社也立足前沿,紧跟朱子学、出土文献、考古文博等学术热点,策划了一系列相关选题。

面对当前图书市场环境的挑战,我社近两年做了一些努力。一是通过直播形式加强宣传、带动销售。自2025年6月开始,我们逐步确定将古籍、文史类图书作为直播重点板块,其优势在于能快速定位目标人群,并通过持续上架新品强化图书品牌形象,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和一定的经济效益。二是拓宽图书的配套服务,提升图书的审美价值。如近期出版的《朱子年谱长编》《重定陶渊明诗笺》等,在特装本、周边文创等形式上均有所尝试,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关于古籍出版的“痛点”,从出版社方面说,古籍图书从选题策划、点校整理到编辑出版,往往有较长的出版周期,“慢工出细活”意味着前期投入大,市场培育压力也较大;从读者方面说,古籍阅读的专业门槛较高,读者群体相对有限,如何突破专业圈层,吸引更多普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阅读传统典籍,仍需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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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天然局限,发挥后发优势

受访者:广陵书社社长 刘栋

广陵书社作为一家成立时间比较晚且地处扬州的专业古籍出版社,有着天然的局限与后发优势。局限主要体现在作者与出版资源的积累薄弱,而优势则体现在其鲜明的出版特色与精准的市场研判。就我社2026年的选题结构来说,古籍整理、线装图书的选题占比仍在60%以上,这也是广陵书社建社20余年来一直坚守的办社方向,特别是围绕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及江苏文化强省、扬州文化强市战略,积极谋划各级各类古籍整理重点项目。

对照《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的优质供给要求,我们在经典古籍的普及出版,尤其是线装经典原典阅读、“冷门绝学”和精品出版工程中地方文库、旧志整理等方面的谋篇布局,有了一定成果。首先是针对新时代青年阅读的“文华丛书”的提档升级。这一丛书出版20年来,已累计130余个品种,范围覆盖经、史、子、集四部优秀经典读物,以质优价廉广受读者欢迎,但也存在设计陈旧、边际递减的问题,今年我们选择其中最具影响的20余种提档升级,特别针对青年读者阅读需求,更新版式、插图插画,在印刷方式和包装设计上都努力跟上时代步伐。其次是“冷门绝学”的项目策划。主要围绕“三礼”特别是《礼记》的历代注疏加以梳理,选择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著作逐句汇纂,能够直接体现自汉代以来的经学家对于经典的释读传承与经义创新,方便当今学者的阅读研究。这一系列陆续获得国家古籍专项资助,目前出版成果丰硕,学术影响日益显现。再次是地方文库、地方旧志整理方面,我们将之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工作方向,努力布局扬州市域外市场,从传统线装图书收藏与服务三轮修志两个方面发力,力争更多优质数字资源,也为将来建设地方文献特色数据库奠定扎实基础。

我们的痛点仍然体现在人才上。新时代对编辑和发行人才的综合素养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随着老一辈编辑的陆续退休,新一代编辑目前还不能完全接续,能力的提高与精神的传递还在路上。但无论如何,作为古籍出版的一员,广陵书社仍将以充分定力专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断推出更多双效结合的出版精品。

观点

守正才能不迷失,创新才能不掉队

受访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王健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结合华东师大社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实践,我从三个方面谈谈我们的做法与体会。

内容选题上,深耕特色做精品。我社依托高校学术资源,持续做强文字学、朱子学、明清近代词集几大核心板块,推进“汉字文化思想传承丛书”“清代名家词选刊”“清代别集丛刊”“近代别集丛刊”等重大项目续编;积极对接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布局汇校汇评、笺注考证和“冷门绝学”类选题,积极申报国家出版基金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深化社校协同,深度对接高校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把前沿学术成果转化为出版精品,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强的标志性典籍出版项目。华东师大社在坚守学术本位的同时狠抓大众普及,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拓展“国学名著讲读”丛书,对标新课标“整本书阅读”开发注释选读本,严谨做好校勘、注释、标点工作,让古籍真正活起来、传开来。

数智转型上,融合赋能促升级。作为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我社坚持整理出版与数字化同步规划、同步推进。把“历代文史要籍注释选刊”“国学初阶”等成熟丛书转化为数字产品,在主流电商平台反响良好,并深化数据库合作,建设专题知识库,完善检索、文本比对功能;探索音视频课程、有声书、融媒体开发,推动纸、电、声、像一体化,从资源存储向知识服务升级。同时,我们审慎运用AI辅助工具服务校勘、文本识别等工作流程,始终坚持人工审校把关,守住内容质量底线。

发行营销上,主动应变开新局。针对专业图书市场下滑、受众圈层较窄、库存压力增大的挑战,我社一是实施产品分层运营策略,区分高端学术著作与大众普及读物,精准匹配馆配、专业读者和普通大众,精细化管控印数、严控库存。二是拓宽营销路径,稳固馆配基本盘,发力新媒体和自营渠道,面向文史爱好者做精准内容传播;探索资源衍生转化,推动优质古籍在文旅融合等场景延伸,以普及读物反哺高投入的学术出版。三是与兄弟古籍社抱团协作,通过选题交流、联合推广共同开拓市场,实现双效协同发展。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不被时代落下。我们愿与同业一道,把这份文脉守好、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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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籍文献‘活’起来

受访者:黄山书社总编辑 汤吟菲

黄山书社近年来的成绩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坚持弘扬安徽文化,服务地方文化建设。近年来黄山书社积极承担《安徽文库》、“徽州文书馆藏工程”等重大文化工程。《安徽文库》是安徽省文化强省重大项目,也是备受关注、影响深远、责任重大的文化学术工程,分为《书目编》《典籍编》《方志编》《红色文献编》《要籍编》《研究编》六大部分,总体规模约7000种,共3000册,收录历代皖籍作者代表性著述及记述、研究安徽的重要著作。项目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出版两批成果194册,严格遵循古籍编纂整理的基本规律和学术规范,凸显安徽文脉的历史延续性与地域独特性。同时,我们立足安徽深厚的古籍文献资源与地域文化资源,以名家文集、全集为重点突破方向,依托安徽省古籍办,编辑出版《方以智全书》《周馥全集》等安徽优秀典籍,持续擦亮《安徽古籍丛书》品牌;深入挖掘徽州文化、桐城派文化、淮河文化等安徽历史文献价值,分类做好安徽传世文献、刻本古籍和写本文献等的整理研究,策划《安徽大学藏徽州文书图鉴》《安徽省图书馆藏桐城派珍本文献丛刊》等一批精品选题,提升安徽特色文献整理与研究水平。

第二,持续深耕传统典籍,严格质量管控,精心打造古籍精品。黄山书社积极对接兼具重要学术价值、出版价值与重大文化传承价值的古籍整理研究项目,推进《孔府文库·点校丛刊》《唐大诏令集系年校笺》等重点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工作;紧扣国家政策导向,扎实推进《西夏文〈大宝积经〉整理研究集成》《楚秦汉简日书释读》等冷门绝学的整理出版;深化与权威机构名家、大家合作,丰富资源储备,策划《楚文化大典》《汉语词族通论》等文史学术研究类项目。同时兼顾学术传承与大众传播,策划《寻踪〈永乐大典〉》《千里长淮》等文史普及类选题,持续提升出版社影响力。

第三,坚持数字与纸本融合,做活古籍文献。随着《安徽文库》和“徽州文书馆藏工程”等重大出版工程的落地实施,我们将积极打造具有标识度和传承价值的古籍数字化出版精品。徽州文书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徽州文书网)自2024年3月启动建设,一期工程已基本建成。平台整合目录数据库、图片数据库等基本功能,目前已累计入库12万条文书编目,争取更多文书图片资源入库。

而我们的痛点主要是:作为地方古籍出版社,与强社大社相比,作者资源和出版资源,尤其是头部作者资源和出版资源的聚集能力仍有差距。另外,古籍学术类著作规模大、编校难度高、质量标准严,对编辑专业能力要求较高,尤其是引文核查工作难度突出,工作量远超预期,整体进度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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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轮驱动’激活江右文脉

受访者: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张芝雄

江西人民出版社坚持以重大工程为龙头,推动古籍整理与活化阐释“双轮驱动”。

一方面,我社以《江右文库》编纂出版为核心抓手,系统梳理江西历代名人著作、地方文献、珍稀典籍,打造权威学术范本。其中,《文天祥全集》《文廷式全集》《江右文库·方志编·府志卷》《江西稀见诗话辑刊》《江右文库·方志编·县志卷》等入选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文天祥全集》《明代汉语等韵学——文献、理论与语音研究》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文廷式全集》《宋人笔记辑佚》《江西方志通考》《仪礼集释》等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另一方面,我社开发古籍普及读物,把厚重的古籍资源转化为大众可读、可感的文化产品。我社出版了《月涌大江流:万里长江诗意图》《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译注》《欧阳修文化丛书》《王安石文化丛书》《曾巩文化丛书》《千古一人王阳明》《斯人此心:陆九渊心学十二讲》等普及性读物,让古籍成果惠及更多读者,真正做到赓续文脉、服务人民。

在现实痛点方面,我认为,一是古籍重大工程周期长、受众面窄,市场回报有限,高度依赖各级项目资助,市场化可持续经营压力较大。二是“懂校勘、通数字、能运营”的复合型古籍编辑紧缺,培养周期长,制约古籍活化开发。当前我们以重大项目实战练兵,构建“专职编辑+外聘专家”协同机制,优化“双效”考核导向,延伸古籍IP与数字资源运营,努力对冲上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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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匠精神做好古籍出版

受访者:齐鲁书社总编辑 赵发国

作为国内成立较早的一家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近年来齐鲁书社深耕中华经典与齐鲁文献整理,持续强化出版主业,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

2026年度,我社加强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主要从统筹重大文献工程与强化精品出版两个方向绵绵用力。重大文献工程方面,一是锚定“山东文脉”工程建设任务,稳步推进《齐鲁文库》史志编、研究编、人物编、山水编四编的编纂出版;二是积极推进与山东大学合作的部分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及自主开发的《南社文献集成》等大型文献整理类项目。精品出版方面,主要以国家古籍整理十五年规划、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和山东省古籍整理出版工程项目为工作重点,《清宫所藏海塘文献史料汇编》等3个项目都将在2026年出版,《〈吕氏春秋〉校注汇考》等多项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也在积极推进。此外,《诗酒趁年华》等多种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在市场上也都引起了良好反响。

2026年,我社的融合出版工作逐渐走上正轨。中华武术典籍知识服务平台稳步推进,一期建设通过古籍OCR、机器翻译、实体抽取和知识关联等技术,对《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丛编》《中华射典》等武术典籍进行全文电子化,形成贯穿古今的中华武术知识体系,初步实现了“典籍数字化、文本结构化、知识图谱化”,目前已进入成果验收阶段,明年即可面世。

营销方面,我社融合产品营销、线上线下活动等延伸服务有了较大进步,一个涵盖线上平台、线下实体、新媒体直销、特装定制及馆配的立体化营销渠道网络已基本搭建完毕,为产品全面触达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社里组织年轻员工轮流参与直播业务,既缓解了人员不足问题,也加深了参与者对图书的理解,可谓一举两得。

目前社里工作中的痛点、难点主要有三条:一是传统出版的转型任重道远,融合发展之路步履维艰;二是销售市场瞬息万变,难觅适合古籍社的营销模式;三是古籍整理出版人才缺乏,社内年轻编辑居多,成长尚需时日。

在国家政策的关照下,古籍出版的第二个春天虽已到来,但春寒仍然料峭。在此大势下,齐鲁书社将努力践行“文兴齐鲁,功在学林”的办社初心,以工匠精神做好古籍出版。

观点

古籍事业贵在坚守

受访者: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奚彤云

2026年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70周年,适逢“十五五”开局,正是继往开来的一年。

今年我社有三项长周期的基础性典籍工程首发或收官:一是由朱凤瀚教授主编、历时14年完成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全60册)。该书首次对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进行系统调查、搜集、整理与研究,分9大类收录23000余件青铜器,为流失海外青铜文物建立完整学术档案。二是宋镇豪先生主编、耗时18年成书的《甲骨文合集三编》(全12册),分类辑集《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漏收及散见各处的甲骨27000余片,完善了百年甲骨学的文献谱系。三是一部基础性的重要佛学工具书——《大藏经总目提要》(共十三卷)。作者陈士强教授用时40余年,系统整理和释读历代《大藏经》收录的1400多部、超8000卷佛教典籍。

这批周期长、投入大、社会效益显著、市场回报慢的大项目顺利落地,再次印证古籍出版必须秉持久久为功的定力。古籍事业贵在坚守,70年的经历绝非一帆风顺,这也让我们能清醒认识到当下行业发展的转型态势。

对照“十五五”出版业发展规划,当前出版业正处在业态重塑、产业重构的关口,古籍出版同样进入数智化转型升级的攻坚期。立足新周期开局窗口,我社主动谋变拓局:一方面持续深耕主业,系统推进传世典籍、出土文献、海外流散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出版,守正弘典、传承文脉;另一方面全力推进数字化战略落地,依托“尚古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自研古籍OCR系统与古籍深度学习平台,逐步建成集古籍典藏阅览、智能检索、数字化加工、数据整合、成果发布、知识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古籍数字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我社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要求,坚持学术积累与普及传播并重。本年度,我社《敦煌岁时文化》《道安传》《古史新语:清华简与先秦历史文化探研》《在中国发现西学: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世界背景》等一批著作先后入选“光明书榜”“百道好书榜”“探照灯好书”“央视好书”“上海好书”等书单;我们依托上海书展、城市书房、学术沙龙,持续举办新书发布、学者对谈、专题分享等阅读推广活动,让深藏卷帙的文史知识走出书斋、走近大众,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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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点立项’到‘品牌集群’

受访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陈华栋

从经验成绩上来看,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内容选题上立足母体高校深厚的学科资源、馆藏善本与档案文博资源,延伸拓展出博物与科技典籍、水利碑刻与近代档案、地方历史文献三条特色产品线,以及“文治堂”学术普及出版品牌,实现了古籍出版从“单点立项”到“品牌集群”的跃升。《中华博物通考》(全37卷51册)作为海内外第一部系统梳理中华民族物态文明史的原创性博物学专著,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黄河流域水利碑刻集成(河南卷、山西卷)》搜集整理历代水利碑刻近两千通,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敦煌吐鲁番出土蒙书新认定残卷辑释》《〈刑部奏议〉校证》《盛宣怀全集·愚斋存稿》入选2024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创我社历史新高。

在发行营销和渠道创新上,我社以“文治堂”品牌为核心载体延伸产品生命周期,围绕核心IP推进多形态开发,让古籍以深入浅出的内容抵达大众,《不尽长江滚滚流: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获2024年度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普及读物奖;同时持续推进《中华博物通考数据库》建设,探索纸数联动、以存量成果生成数字化出版物的新通路。“走出去”方面,我社不断加深与国际知名出版社的合作,《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中国绘画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美术史》《中国科学技术通史》《〈红楼梦〉文化十讲》等相继输出外文版权。

我们面临的痛点一是青年编辑占比偏低、断层明显,懂古籍又懂数字技术的交叉复合型编辑培养周期长;二是数字化标准与数据授权规则缺位,AI训练使用的边界模糊,数据确权与复用成本高。三是古籍整理投入大、周期长、回报慢,学术品质要求与大众触达能力之间仍有落差,普及类产品的渠道运营和营销能力仍需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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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最好的继承是创造新的历史

受访者: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 孙瑜

站在“十五五”开局节点,古籍出版既迎来发展机遇,也直面数智时代带来的全新挑战。AI技术快速迭代,还需不需要专业古籍整理人才?古籍整理出版物的价值与市场在哪里?

在我们看来,AI是高效工具,但不能替代古籍整理的学术内核。古籍整理不只是简单的标点断句,更包含版本比对、史事考辨、资料汇编、索引编制、学术源流梳理,处处考验学养和判断。用陈尚君教授的话讲,AI可以找材料,但抽丝剥茧、字斟句酌的考订,必须依靠学者自身的学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做的就是邀请真正优秀的作者和出版社一道完成经得起学术检验、市场检验的好书。以我社《南北朝墓志集成》《南北朝造像记集成》为例,全书不仅完整收录原始文献,还编制人名、地名、官名多重索引,逐条梳理已有研究文献,为学界研究搭建检索桥梁。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明史考辨》,更是在版本校勘之外,吸纳当代学术成果,订正史籍记载讹误。这些深度整理成果,凝聚学者经年考据思辨,是AI难以自动生成的,也是古籍出版物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面向“十五五”,我社将继续坚守特色化发展路径。一是持续做强既有成熟产品线,推进《赵凤昌藏札》校注等国家资助项目,完善“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丛书”,推出《中国石刻学》,深耕石刻文献领域;二是紧盯学界前沿,挖掘尚未充分整理的重要古籍;三是探索经典创造性转化,打造兼具学术底色的普及读物,尝试古典新注;四是借鉴稿钞珍本丛刊模式,对稿钞校本开展多层次开发利用。

技术浪潮滚滚向前,但是古籍出版“赓续文脉、守正求真”的初心不能动摇。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我们既要主动拥抱数字智能技术,善用工具提质增效;更要守住学术底线,珍视专业人才,共同呼吁完善古籍整理成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我们要以精品整理出版,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扛起新时代古籍出版人的文化使命。

虽然上海书店出版社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的全国古联体的第一批成员单位之一,古籍出版尤其是影印出版也的确是我社一个非常重要的出书板块,但我社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古籍出版社,只是一家以文史文献和艺术人文为特色的小型综合性出版社。我社在古籍出版方面能走到今天并有一定影响,靠的就是一步一步找准自己的突破口。

延续我社早年影印出版《四部丛刊》《清经解》《二十五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等项目及整理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经史百家杂钞今注》《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等优质古籍出版项目的传统,近年来我社在古籍出版团队人数有限的情况下陆续出版了《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新出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等一批学术含量和文献价值较高且有一定规模的古籍出版项目,在学界也产生较好的反响。上述的这些项目,从选题本身的价值来说都是比较突出的,而在编者团队上,我们坚持邀请国内该领域的一流学者牵头,绝不做降格以求的事。也正是因为守住了这条“内容不打折扣”的底线,这些项目都先后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这条路我们走了几十年,我想未来还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但作为一家规模小且并非专门做古籍的出版社,我们在古籍出版工作中,也实实在在面临着两个绕不开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和专业古籍大社同台竞争时,后续优质选题的储备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困难是重大项目的推进速度受限于人力条件。我们的编辑队伍规模不大,经常是一个人同时盯好几个大项目,导致不少项目的推进周期比预期要长,工作节奏一直绷得很紧。

古籍出版虽然是偏小众的门类,但在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大背景下,我想古籍出版还是前途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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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考古’:古籍出版的新范式

受访者: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 王纯

上海书画出版社立社于1960年,作为“古工委”成员单位之一,近年来我社以上海市级“艺术文献出版中心”建设为抓手,着力强化精品生产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十四五”以来有十余个项目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且完成情况良好。同时我社又是专业美术出版社,故策划实施的古籍类项目既对标国家文化建设重点方向,又坚持自身艺术专业定位特色,打造了一批内容丰富、设计印制精良的高质量出版物,主要有三方面特色亮点。

一是以重大出版文化工程为引领。我社正在全力推进的《中国艺术文献集成》包括书法、绘画、篆刻、金石等六大部类,预计出版文献4000种,成书超1000册,将在“十五五”期间完成主体工程;它不仅将填补相关领域空白,也将首次建立中国艺术文献的科学分类体系。项目邀请安平秋、范景中、刘钊、杜泽逊、程章灿等国内文献学、艺术学界一流专家组成编撰委员会,已入选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目前项目已经推出首批阶段性成果《篆刻卷》第一辑印史之属8册,另有17册印论已经成稿并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将在2027年初推出。

二是以重点古籍出版项目为骨干。代表性成果如全20册的《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对散藏于海内外公私收藏机构的铜镜材料开展全面调查与科学整合,首次系统汇集全球范围内近六千面汉代铜镜、十万余字铭文及数千种纹饰,堪称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汉镜文献集成,该项目在研究方面也展现出研究深度与创新维度,具备里程碑式的学术意义。此类重点项目还有《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二编和即将出版的三编;“中国书画基本丛书”继去年出版《过云楼书画记 过云楼续书画记》等,今年又连续推出《大观录》《佩文斋书画谱》等重磅力作。

三是以“艺术+考古”理念求创新。艺术文博是近年来我社重点开拓的出版领域,结合先进的影像技术和创新的整体设计,深入实施“艺术+考古”理念,开创了古籍文献出版的新范式。如《晋宁河泊所封泥》一书,系依托“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成果打造的重要出版物,该书系统遴选品相完好、文字可辨且具备重要史料价值的封泥1000余枚,开展了全面深入的整理、研究与出版工作。通过高清摄影、创新版式设计,图书在普通考古图录披露材料的基础功能上,大大强化了艺术表现力,将古物之美、古文字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收获学界、业界广泛好评。类似的案例还有《日本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藏园田湖城旧藏古玺印》《上海博物馆藏金石丛书》等。此外,近年来上海书画出版社采用线上新媒体精准营销与线下新书首发研讨相结合的推广方式,探索并树立了古籍文献整理、考古文博图录出版与传播的新路径,实现了研究成果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未来同类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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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越冷,越要出精品

受访者:西泠印社出版社副总编辑 洪华志

在出版行业整体出书品种减少、产值利润下行的当下,西泠印社出版社坚持把“艺术+古籍”的专业出版路子走深走实,不追热点、不贪规模,以《中国珍稀印谱原典大系》《善本碑帖精华大系》《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三个大系”为核心,面向全球挖掘馆藏精品,以考究的印刷工艺和精湛的设计,对古籍文物进行创新复制出版,既可让古籍原本得到妥善保护,减少翻阅损耗,同时让文物化身千百,突破馆藏与地域的限制,让普通读者得以亲近真迹神韵,传统文化借此普及到大众,市场反响良好。

西泠印社在全球拥有数百名社员,百年西泠品牌积累了稳定的艺术图书读者群,这是我们独特的资源禀赋。我们抓住头部读者,深耕众筹、公众号、直播等线上销售渠道,形成了自己的私域读者群。我们的精品图书印数虽然只有几百到一千册,但因为定位精准、营销到位,往往非常抢手,很多图书上市不久即脱销,不少品种在二手图书市场溢价流通。可以说,我们把艺术图书做成了艺术品,实现了保值乃至增值——小众出版不等于小市场,关键在于找到真正懂它的读者。

作为古联体和美联体双成员,我们在古人手迹文字识读上占有优势。手札是古人的第一手资料,能真实反映作者生平、交游与时代细节,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但其整理需要释读行草书、辨认名物、考订人物等多重功力,难度大、门槛高,大部分出版社很少涉足——这恰恰成了西泠印社出版社的独特优势。近几年来我们持续在手札文献板块发力,已形成稳定的选题产品线。

此外,在渠道创新上,我们继续完善天猫、京东、拼多多、摩点的自营电商矩阵,试水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直播与图文种草,探索与美术馆、博物馆共建“艺术场景+图书销售”一体化网点,推动实现“场景引流—体验转化—销售达成”。行业越冷,越要出精品。我们将继续以专业立身、以品牌聚势,在古籍出版方阵中交出西泠答卷,也期待与同行交流学习、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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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珍贵古籍在云端新生

受访者: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洁

浙江大学出版社一直以来紧扣国家古籍工作规划,依托浙江大学文史哲、考古、敦煌、礼学、戏曲、经济史等学科优势,深度参与国家级重点古籍项目,持续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积极探索融合出版与国际传播路径,取得了稳步发展。

我们深耕古籍整理出版主业,重点项目体量逐年增长,古籍精品持续涌现。截至目前,浙江大学出版社累计承担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25种(含古籍数字化项目2种),位居全国大学出版社前列;14种项目入选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获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共47项,其中古籍类13种。出版规模同步提升,我社构建起学术典藏、地方文献、大众普及三层产品矩阵,产品线不断丰富:持续打造“四部要籍选刊”“鱼鳞图册合集系列”等大型典藏与珍稀档案文献;整理推出《武林览胜记》《湘湖珍本诗文集文献专辑》等市县稀见地方文献,填补整理空白;面向大众轻量化阅读的需求,推出《七律指南》《论语新劄(修订版)》,严守校勘标准、兼顾通俗可读,为古籍普及转化积累了有益经验。

浙大社与世界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200多家出版公司保持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整合一流的国际合作网络、广泛的传播渠道和顶尖的学术资源,积极与全球顶尖学术出版机构和文化遗产研究机构合作,为古籍整理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例如,我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著作英文译本收入“剑桥中国文库”;与威尼斯大学出版社合作的《徐霞客游记》《诗经注释》意大利文版,是全球首个完整意译本;与施普林格·自然、日本雄山阁、沙迦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合作的《良渚文明丛书》覆盖英、德、日、阿拉伯等多语种,搭建起跨文化交流桥梁。面向“一带一路”,“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已译为多种语种,深化了与沿线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作为国家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浙大社主动顺应技术革命浪潮,在古籍数字化方面持续探索,与浙江大学图书馆合作参与CADAL等大型数据库建设;主导开发《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中国丝绸艺术数字资源库及服务平台》,并与古籍研究所合作开发《中华礼学文献数据库》,以数字方式保存和传播珍贵典籍。

其中,《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建设(一期)》入选首批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已结项验收并向公众免费开放,让写本文献突破馆藏边界,进入公共阅读空间。同时,我们加大融合出版投入,探索古籍出版新形态,依托新技术、新平台策划可读性更强的数字化古籍,推动古籍在数字时代活起来、传下去。

在收获一系列出版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深刻体察古籍出版行业的现实挑战。古籍出版专业门槛高,项目周期漫长、投入成本高、社会效益显现较慢,项目实施周期长与专业古籍编辑人才短缺的矛盾,是古籍出版社当前面临的主要痛点。下一步,浙大社将充分发挥浙江大学的学术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敦煌学、中华礼学等特色优势领域,强化古籍编辑人才梯队建设,不断拓展版权输出,增强中华典籍的国际影响力,立足前沿数字技术,开阔国际视野,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服务文化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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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逻辑’与‘事业责任’之间找平衡

受访者:浙江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况正兵

选题策划上,浙江古籍出版社建立起了较为清晰的重点产品线。以“鹧鸪”总品牌总领“浙学”“宋学”“敦煌学”“考古”四个赛道,每个赛道都包含学术著作与大众普及两个维度。如“浙学”板块,承担的是弘扬浙江优秀历史文化、擦亮浙江文化标识的重要工作,是我社“立足浙江”的基础课题,也是本社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社持续深耕代表性产品“浙江文丛”,项目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不曾中断,16年间出版了1130余册图书。“宋学”的代表性品牌是“宋刻大系”,走的是高仿珍藏的路径,用现代印制技术复现宋刻神韵,目前已出8种,每一种都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又比如“批校经籍丛编”,我们将选题发掘方向瞄准前辈名家的批语校语,底本或许常见,名家手泽却是天壤间独一无二的宝贵遗存。这套书目前已经出版了16种,挖掘了诸多沉埋已久的学术成果,发潜阐幽,读者好评如潮。“敦煌学”方面,目前也有了丰硕的成果。2026年我社有7个项目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其中《浙江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十二卷)》都是著名学者参与的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

营销与渠道创新上,我社将直播间定位为“专业高端古籍自营店”,而非大众带货场。目前来看,我们直播间销售额排名前列的图书,多数均为精品古籍。“宋刻大系”第一种《金石录》仿真线装本限量、平价精装本都快速售罄,随后“批校经籍丛编”、《陶诗汇注》、“宋刻大系”后续品种持续形成稳定爆款群。直播间逐渐沉淀下一批高忠诚度的古籍精品爱好者。

痛点难点很现实,也很严峻:一是账难算。古籍整理选题往往是大书,动辄几百万字,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显著,但一部大书经常做三五年,几个编辑兢兢业业编校,首印不过千册,就算全卖光,算起账来也是负数。传统“大而全”的大型影印古籍,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出版形势。本社策划的“宋刻大系”“批校经籍丛编”等彩印精品书,走“小而美”的路线,但这条路对选目、制作精度和成本控制的要求极高,单品成功难以简单复制。如何在“行业逻辑”与“事业责任”之间保持平衡——这或许是所有古籍出版社都不得不面对的切身之难。二是书难卖。目前,原有的线下渠道和传统的货架电商渠道,都在逐步萎缩,只有自营渠道有缓慢增长,但我社的自营渠道建设仍处于爬坡期,营收占比相对较少,增长不足以冲抵传统渠道的下降;图书销售折扣一路走低,盗版影印又侵蚀利润,平台的算法又实行价低者优先推荐,规则一变,投入便可能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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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全流程

受访者:中西书局副总编辑 陈闵梁

2026年,中西书局加快推进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和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聚焦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的编辑出版,重点推出《悬泉汉简(陆)》《睡虎地西汉简牍(贰)·算术》《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拾壹)(拾贰)》《敦煌悬泉置墙壁题记》等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成果。

在工作中,我们强化协同合作意识,规范整理出版流程。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前期是发掘保护,中期是拍摄扫描、释读整理,后期是编辑出版。从前期到后期,涉及人员众多,耗费时间较长,且各管一段的工作方式不利于形成统一的规范流程。因此,我们尝试加强与考古文博单位、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协同合作,提前介入前期、中期工作,共同确定相关的规范和体例,并积极参与制订《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实施方案》《简牍发掘、保护、整理与出版工作规程》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更有效地打通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全流程,进一步提升出版质量。

另外,我社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学科纵深发展。一直以来,我社维护好与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出土文献》期刊(本领域目前唯一的专业期刊,2021年入选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来源期刊);同时,我社打造及合作的《出土文献研究》《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史》《古文字论坛》《殷周历史与文字》等连续性学术集刊也充分发挥了发现作者、挖掘选题、锻炼编辑的作用;此外,中西书局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组建数字出版团队,开发建设“楚文字编纂平台”和“清华简电子书平台”,目的是充分利用平台,推进不同学科的交流互动。

与此同时,专业古籍出版正面临需要持续应对的挑战。中西书局在2026年也面对重重困难,主要是受多重因素影响,学术专业读物受众圈层相对有限,市场承压,销售增长难度较大,由此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展望2027年,我们的选题亮点仍聚焦于出土文献整理报告的刊布。中西书局将推出《悬泉汉简(柒)》《睡虎地西汉简牍(肆)》《扬州汉墓简牍》《连云港汉简》等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成果,其中两种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