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学新经验
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多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脉络的关键节点,由此形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新时期的基本布局。相较而言多少被轻视的是,1984年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实则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文学的经纬流变中也发挥着深刻影响。在该次会议上,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作了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大会报告,报告中张光年将“深入生活”作为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几点新经验”加以推出。张光年旨在表明:“文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是同作家们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深入人民生活的问题紧密联系着的。思想只有获得实际生活的营养,才有生机和活力。”
事实上,“深入生活”自“五四”以来就构成了中国作家的显豁课题。李大钊在1919年有言“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而“左联”初期倡导的“工农通讯员”运动,其初衷也是以政治动员形式推动左联作家“深入生活”。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进一步明晰了“深入生活”作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核心坐标的意义。嗣后,丁玲、周立波、赵树理、柳青、孙犁、茹志鹃等一批作家的文学实践无疑是在此逻辑框架下得以展开与运转。由之也不难理解“深入生活”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重要经验构成与话语基础的价值意义。不过张光年何以借第四次作代会的报告将“深入生活”确认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进入历史新阶段的“新经验”,这是颇具意味之处。
“改革开放”语境下被重审的“深入生活”
张光年在第四次作代会所作报告涉及“深入生活”部分时,从社会变革角度回应何以要将“深入生活”纳为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经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我国社会生活的前进和变化,对于作家来说,也只有通过熟悉当前改革中的人的心灵的变化,才能得到艺术的掌握与反映。深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人心,是当前作家深入生活的最主要的课题。”具有呼应关系的是,同一年前夕,冯牧在《文艺报》撰文旨在昭示“深入生活”内嵌的实践性特质:“什么叫‘深入生活’?深入生活——这就是作家观察、体验、研究、认识生活、积累生活,进而到艺术地提炼生活、反映生活等综合的过程;也是作家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过程。”很显然,国内文学界在此特殊时刻高倡“深入生活”,也紧扣自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事件所对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主题诉求。
但另一方面国内作家如何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深入生活”,甚至作家应不应该遵循原先“深入生活”所倚仗的纲领规范,构成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主要分歧。在1980年代初即“深入生活”渐趋形成论争时,有参与者忆起1960年代的一段往事:“一九六四年我在北京访友,碰到一位长期在我国从事文学翻译的美国专家,交谈甚欢。在谈到‘深入生活’的问题时,他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作家常常讲‘下生活’,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们平时不在生活里?据他讲,在国外并没有‘下生活’的问题。”改革开放伊始随着中国与域外世界重新建立纵深联系,不少在彼时访华的西方作家、学者,皆在论及“深入生活”“下生活”时有着相似困惑。剥离这些疑问的外壳,除去源自不同意识形态阵营驱动下文艺从业者关于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与政治、文艺的大众化、文艺的民族形式这几组命题的迥异解读,一定程度上也普遍映照出同期国内诸多写作者的彷徨:我们身处在怎样的“生活”?要“深入”到怎样的“生活”?这两类“生活”又是什么关系?这一系列问题,也根植于“延安讲话”及随后社会主义文艺逻辑路线。尽管“深入生活”被置于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准则的核心地带,但其又收缩于“为工农兵服务”的对象范畴。相应规范在“延安讲话”阶段有着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改革开放初期旧“二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业已因其不合时宜转向新“二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学服务),倘若国内文艺界对“深入生活”的理解程度仍停留于旧“二为”的价值范畴,很显然不符合“改革开放”锚定的时代精神与文学态势。
《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刊登了一组颇具意味的文章,包括丁玲《生活 创作 时代灵魂——与青年作家谈创作》、高晓声《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刘心武《我掘一口深井——生活问题随想》、马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苏叔阳《生活模式与现实生活》,其中刘心武一文引申出的“一个人只要活着,便有生活”与对“工农兵方向”的另类观点,旋即引发全国范围关乎“深入生活”的激烈讨论。但就“工农兵方向”这个角度而论,刘心武在文章中实质上并未否定“工农兵方向”的功效,只是其意在凸显“工农兵方向”这一曾奉若圭臬的“生活”之外的广阔天地。而这些看似兀自响起的“刺耳”的“声音”,恰恰勾连着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文学逻辑起点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而1981年尽管构成了作家是否应继续深入“工农兵生活”的讨论的关键年,但兹举“工农兵生活”这一方向所包含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趋向为例,1981年却又是反映农村新气象的创作高峰年。1982年初,崔道怡在向病中的张光年汇报1981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情况时,张光年指出“深入农村”理应仍是“深入生活”的主要方向:“现在我们敢于挺直腰杆整顿党风,是因为广大的农村稳定了。因此,大量描写农村新变化的作品,就不是一般的题材问题了。这就是生活现实,这就是创作的实际。”因此,包括《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所刊载文章从不同代际作家的视域出发对“深入生活”做出分析论证,其深层次意旨也就绝非单向度肯定或否定某类题材创作,甚至是全面推翻“深入生活”,而是应理解为社会主义文学经验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进行自我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一系列争鸣与论证后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张光年将“深入生活”内置于社会主义文学新经验的脉络下,一方面揭橥了“深入生活”是社会主义文学经验谱系不可撼动的肌理构成,此外,张光年所述也呈现“深入生活”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文学”共同分享的视域下的特征、内涵、边界,包括是否转变、为何及怎样转变。
而正是这时期的讨论,首先揭示的有关“深入生活”的观念误区,是左翼文学、延安文艺至新中国成立前30年很长一个阶段中“深入生活”与“到生活中去”的概念混用。“到生活中去”是“深入生活”的逻辑前提,但两者绝不可等同视之。《小说选刊》1983年第7期刊发了史铁生回忆自己插队经历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其中一段表述牵涉“生活体验”与“体验生活”的具体辨析,或可延伸为对“深入生活”与“到生活中去”差异性的说明:“我们那时的插队,和后来的插队还不一样;后来的插队都更像是去体验生活,而我们那时真是感到要在农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码开始的两年是这样。现在想来,这倒使后来的写作得益匪浅。我相信,体验生活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抱着写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许多感想而要写点什么,两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远。从心中流出来的东西可能更好些。”一年后路遥写的创作谈《浅谈深入生活》接续史铁生的思路:“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写小说或创作其它艺术作品才需要深入生活的。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是生活中的普通一员,用普通人的身份去参与生活,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待生活,用普通人的感觉去感觉生活。……我体验到,第一种状态可以很快产生作品,并且也不乏生动性,但不能产生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而第二种状态下产生的作品,因为自己对表现的生活有切肤之感,因此作品就能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象《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可以说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作品。”
史铁生与路遥各自的言说,实则共同指向“深入生活”这一命题在其彰显之初未被厘清的写作者主体意识与具体实践的缠绕关系。1984年由《文艺报》《人民文学》组织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浩然提到身处变革社会的写作者怎样“深入生活”的话题:“生活经历丰富并不一定能写出成功的作品,必须解决正确认识生活问题,才能以新的观念来正确评价新的生活。”“深入生活”被提出伊始,本意是促成众多知识分子自觉融入“工农兵”的生活,在自我革命与改造的基础上同“工农兵”对象形成价值立场、情感结构等方面的同构关系,但该倡导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渐趋演变为“做客”性质的创作采风。1960年,赵树理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发言,以亲身经历阐述“深入生活”何以避免沦为“做客”:“为了避免下去做客,我每到一个村子里,总要在生产机构中找点事做——后来有了干部下放的制度,这事就不需要自己找了。我常把我的做法叫作和群众‘共事’——即共同完成一样的事。……要和群众在一块做事,自己就变成了群众生活中一个成员,重要的情况,想不知道也不行。”赵树理尤其强调了“久”之于“深入生活”的必要性,他总结为四点:一是久则亲;二是久则全;三是久则通;四是久则约。赵树理呈示的“久”,从纵深层面来看意味秉承知识分子身份的写作者怎样摆脱定位为“他者”的素材搜集者形象,真正从“工农兵”的视角、情感、立场观照与再造自身同外部世界。而时间转至1980年,高晓声亦有相似感喟:“我一再看到,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我周围的农民兄弟,从来不消沉,他们总是振作精神,努力去克服。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生活下去,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能过得好一些。……当在记起自己的时候,我也就会看到,我并不比他们更困难;于是我自然而然同他们一起去斗争,……我就这样变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就这样变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耦合了赵树理期许的写作者“深入生活”最终“变成了群众生活中的一个成员”。但“变成了群众生活中的一个成员”并不说明写作层面由之照搬“群众生活”,因为从“深入生活”的现实实践再转向“深入生活”后的文学实践,这之间存在着写作者主体如何把握现实生活与艺术生活、现实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位置向度。同样是1980年,茹志鹃在《百合花》创作谈中就自言有如此“庆幸”之处:“现在回想起来,可庆幸的一点,是没有按着那一段真实生活来加以描红。而是在原来的生活感受基础上,重新捏出了一个人物,又根据这个人物的需要,再回头来看过去的生活素材,并改造、综合它们。”在“深入生活”的前提下怎样依循审美标尺与实践刻度“改造生活”与“综合生活”,同样是重审“深入生活”之于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此可见,从1960年赵树理的期许至1980年高晓声的喟叹与茹志鹃的自我庆幸之间,蕴含“深入生活”从价值预设到具体实践、现实生活到艺术生活之间的过渡,这也表明之所以将“深入生活”重新归于社会主义文学新经验范畴,最终还是落位于改革开放语境下如何重新理解与遵循“深入生活”的实践性旨归。
颇具意味的是,由此反照1950—1970年代在知识青年群体中开展的“上山下乡”运动,或可认为构成了改革开放前期中国文学颇为重要的现实经验与思想资源的来源。而最初以“知青作家”面目步入文坛的韩少功、阿城、史铁生、梁晓声、叶辛等人,无疑是“新时期”在“归来者”之外被广泛关注的写作者群体。他们特定的经历背景实则承接的是赵树理所言“久”之于“深入生活”的主张,而这些“知青作家”的现实遭遇及文学化展现,演绎为改革开放前期特殊的审美形态、审美向度。颇具意味的是,这些早年的“知青作家”对“上山下乡”经验的充分呈示,并非显现于1980年前后颇具现实速写意味且布满“血与泪”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而是写作者基于更漫长历史时期的积淀后的文本写照。如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因之后的“马桥事件”影响而得到公共社会层面的聚焦,但这些关注的“眼球”与“口水”多停留于“事件”表征层面,鲜有深入勘探《马桥词典》文本本身在“世纪末”体现出的新质:“续约两年时间的‘马桥事件’,其实反而使《马桥词典》直至当下依旧被众多研究者、批评工作者低估与误读。”所谓“低估与误读”,其也隐含于多数读者没有认识到《马桥词典》在韩少功多年“深入生活”及反思“深入生活”基础上的深刻价值。另一方面通过《马桥词典》理应体察的是,早年的“深入生活”经历对写作者的后续影响往往贯穿终生,这在韩少功其后出版的《暗示》《山南水北》《日夜书》《修改过程》等作品中依旧有着印迹接续。从上述所举“知青作家”延续至今的文学创作能看到,这一代写作者尽管在随后的写作脉络上或许会出现“自我变法”,但他们的观念立场、视野结构、宗旨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以特定年代在“山”与“乡”的现实经历(包括与之相关的、可能未必具有自觉性的“深入生活”实践)为原点,有论者便指出“‘到生活中去’的作家,即使是空手而回,没有创作上的直接收获,也不应该怀疑‘到生活中去’的意义,因为‘空手’不等于‘空脑’,无形中,他的认识结构已经起了变化了。而这种变化了的认识结构,也就为以后重新认识生活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实/虚”转换、社会主义文学新空间与知识界“着重点”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双百”方针在内义层面的调整与“二为”方向在对象层面的重构,以及该阶段“深入生活”在“其意涵发生某种去政治化转型”,促使写作者以此为契机重新把握“深入生活”。而彼时“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的社会主义文学属性,包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重新被聚焦,使得“深入生活”成为多数写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前提条件。第四次文代会以来凸显“社会主义新人”“大写的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令写作者的“深入生活”往往自觉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人翁”身份定位。如“改革文学”涉及的题材领域的丰赡性,也要求写作者投身到真切也愈发复杂的现实生活。
但1980年代中期国内文学的“向内转”趋势,包括“意识流小说”“先锋文学”等风尚的渐兴,其出现的一个特征变化就是写作者在创作理念上由“实”转“虚”。以余华为例,又似乎能够理解这种书写转向的逻辑必然性。王侃教授认为“余华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所以,假如作家的基本文学观建立在对‘实体经验’的高度崇拜上,那么,不要说面对托尔斯泰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巨擘,即便是面对同时代的中国作家,如张承志和邓刚,他在巨大的自谦和自卑中,肉眼可见地流露出难以自抑的无奈和绝望”,因此“他意识到,他必须而且完全可以与旧式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彻底切割,……他必须像卡夫卡那样,做文学长河的逆行者,在文学传统之外另觅再生之地”。从这个角度讲,长久以来被中国当代文学所忽视的“虚构之刃”是余华等一批不具备如张承志那样曾在广阔天地游驰的写作者的新出路,而同时也理应承认这拓殖了当代中国文学一度被遮蔽的维度。但不得不引起重视之处是,对“文学”之“虚”向度的盲目追求,导致诸多写作者出现对实体经验的轻视,因此也就造成他们不再将“深入生活”视为写作的必要的因式项。而延续至19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潮流,其内典型文本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就在于对“生活”的看似个体化同时却愈发公式化的处理。甚至如“新写实小说”在《钟山》杂志形成声势时,《钟山》编辑部便坦言这些小说纵然以“新写实”为名,但底色却是“对纷纭复杂现实情状无从把握的一种逃避”。而响应者频频以预设的、片面的认知观念编织生活,或将生活定义为混乱而又类同的“小时代”,最终导致“个体”与“生活”因自我收缩、自我臆想而扭曲变形。19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及谈歌、关仁山、何申等人进入工厂、企业走访调查的创作路径,尽管有意重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轨道,但这股创作风尚高倡的“分享艰难”在主观构想与实际生活的错位,包括“现实主义冲击波”裹挟下的作家作品多将社会矛盾与人际冲突止于“问题”而无法形成超越,实则说明其时不少写作者的“深入生活”及具体创作,依旧逃脱不了通过定期、定题材、定对象的“做客”方式图解“人民”与“生活”,甚至是依照自己预制的情感与萎缩的想象力去强行包裹未得到彻底体验的“生活”。也是在1990年代,国内文学界、研究界有关“民间”的讨论,后续至21世纪关于“底层”“人民性”的论争,以及错综复杂的观点输出,也揭示了“深入生活”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逐渐淡出,令写作者与外部社会生活的关系愈加脆弱。生活经验匮乏而又沉溺于空中楼阁的写作者,其唯有的路径只能是竭取并不可靠的“自我”。
“深入生活”被指认为是历史新阶段中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经验,也部分源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全球化浪潮与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空间与社会主义文学空间的变动。如前所述,对于写作者来讲,并非身处某一特定空间就必然意味“深入”到这一空间对应的“生活”,相反,由于空间的重置,对那些在“城”与“乡”之间游移且不乏焦虑感的作家而言,他们需要主动调整“自己活动的范围”22。1993年,贾平凹在《废都》“后记”里开篇即吐露心迹:“一晃荡,我在城里已经住罢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过一部关于城的小说。”由《废都》“后记”投射向城市空间的纠结情感,也勾连此时贾平凹极真实的惶惑。《废都》问世不久,李洁非便撰文呈示了一个其时多数批评者皆有所提及的问题:“贾平凹对城市这一社会机体尚未形成他自己的一个完整的看法,因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将他在城市的那些零零碎碎的见闻组织成强有力的情节结构。”何故于此?梳理原因,其一是贾平凹早年乡村经历成为其在文坛最初崭露头角的经验来源。相较写作城市题材作品时的惶惑,贾平凹曾有言:“当年写《商州初录》一系列作品,我并没有想到很多。当时最基本的想法是为了寻找我写作的根据地,曾经数次下商州,走遍了那里的山水与村镇,从此我再没有成为写作上的‘流寇’。”而长期所依赖的写作经验同时可能演变为写作者难以克服的块垒。其二也说明“深入生活”同写作者在某地生活(如贾平凹之于西安)的时间长短没有必然联系。
而从地缘政治角度观照,由于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造成的社会主义阵营震动,包括“历史终结论”的甚嚣尘上,关于何谓“社会主义文学”、何谓“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深入讨论减少,这也造成国内多数写作者尚未及时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写作者的“深入生活”准则之于重新敞开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空间的独特性。结合其时国内众多的文学创作,写作者指认的“城市”依旧简单地定位于“乡村”的背立面,未曾剖析城市内部在全球化语境与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结构调整。而自1990年代后期始,原本为写作者熟稔的乡村社会也渐趋陌生化。尤其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怎样结合“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新世纪农村题材进行文学想象与文学表达,成为国内写作者迫切的创作任务。但纵观该时期的乡村题材书写,写作者描绘的乡村生活仍多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初期的滞后景象。正在发生的乡村重建对乡村题材文学创作而言是一次新的机遇,转型进程中的中国农村与农民,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独创性与原创性的样本,且是催生新的社会主义文学经典的渊薮。但写作者没有足够重视这一点,写作者也就因此沦为“城市”与“乡村”的双重隔膜者。
彼时相当数量写作者对于所处时空内在变革缺乏“深入生活”的认识、意愿及有效途径,也关涉19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知识界的分歧与“着重点”转移。199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分歧,通常被认为集中于“人文精神大讨论”与新左派/自由主义之争这两个具体节点,但如此论断也导致观察者们对于在此前后发生的一些“细枝末节”的疏漏。2018年,李敬泽同李蔚超的对谈提及1991年《人民文学》杂志社在山西召开的会议,李敬泽对这场现今业已淹没于史料汪洋的会议有着特殊印象:“大概是1991年吧,《人民文学》在太原开了会,我没去,朱伟他们去了,……我记得回来后他们很兴奋,状如打了仗放了炮。我记不住他们的具体观点了,但现在让我复述的话,我想实际上是要重建文学和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不是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关系,而是一种新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当时强调了‘对话’。因为‘现实’正以‘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李敬泽这段表述中强调的“对话”,本应成为知识分子写作者从1980年代末转向1990年代后何以重新“深入生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而1993年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作为“一个集体情绪表达”影响持续至今,但反而是这场看似热闹异常的跨域讨论,暴露了知识分子所关注、焦虑、批判的可能是脱离实际的无效命题,而其终端是20世纪以降身为启蒙者、立法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自二十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多处于边缘地带,但他们似乎并没有走出虚幻,没有走出自己的误解,他们固执地坚持判断性的错误:现实对他们太不公道了。”梳理“人文精神大讨论”期间各类锐利而又略显空疏的观点论见,也许确如亲历者多年后的回忆所述,尽管有着美好意愿,却是“一场徒有‘对话’形式却无‘对话’功能的‘对话’”(张闳),未曾真正如李敬泽所期许的那样形成“新的关系”,这也导致一部分“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者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的文学样式”,也注定是被社会潮流抛弃的文学。而改革开放时代作为社会主义文学新经验被倡导的“深入生活”,在1990年代知识界的讨论中却又是被漠视与悬置的。没有真正将“深入生活”与“实践性”相关联的知识分子写作者只是在若干命题幻象之间达成若干自我感动却又孤立无援的“事件”。汪晖在世纪之交出版的《死火重温》“序”里有过耐人寻味的追抚:“文章成为‘事件’,却没有真正的论敌,因为他们并不把它当做文章来对待,而是看做某种象征。议论就是议论,口耳之间,如入无物之阵。这实在始料未及——我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1993年以来,知识界已经开始了许多讨论,许多重要的问题正在被过分情绪化的批判所遮盖。”重审1990年代,我们注意到徘徊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知识分子,最终只能扮演满腹牢骚的失意者。而他们将盘综错杂的“生活”耐人寻味地简化为“标题党”式的“事件”,在此沉溺、在此狂欢。
也恰是在1990年代,有学者抛出“深入生活应该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观点。此论自然有其针对“深入生活”一度被机械化、公式化的检视与批判效用,但倘若因之便认为“深入生活”不必“任何先决条件”,似乎有值得商榷之处。要指出的是,多数作家“深入”的“生活”往往是他们熟悉的人事环境,但也因了熟悉,随之可能生出不自知的盲区,这正如高晓声强调的:“你要真正熟悉这些你所熟悉的人,你还得扩大你的视野,去看看另外一些人。”只有通过“看看另外一些人”,才能经由交互、比较、对话等方式从更恰当的角度确认所谓“熟悉”的“生活”的位置价值,以及“生活”中变动的“人”与“问题”。至于如何“扩大视野”,包括“扩大”哪些领域的“视野”,皆意味着“深入生活”的文学实践具有必要且必然的条件设定。而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部分对于“深入”与“生活”看似普遍化却又随之趋于逼仄的理解,甚或是将“深入生活”全然抽离于文学创作外,势必造成写作者对“生活”背后复杂的社会空间与趋势氛围逐渐丧失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力、分析力。因此“深入”怎样的“生活”与怎样“深入生活”当然首先取决于写作者的主体选择,但也不应忽视这两个向度延伸出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大众等核心议题及隐含的改革开放历史新阶段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命题、新经验、新方向。
“敞开的写作”、重建“自我”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可能
1998年由李敬泽、李大卫、邱华栋、李冯、李洱等人小范围组织的讨论,后以《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为题出版。其中关涉“个人写作与宏大叙事”的交流中,李洱旗帜鲜明地提出:“我觉得个人写作必须放在经验的层面上展开,这是基本前提;第二个前提是,写作必须是从个人出发,而我说的‘个人’并不是封闭的,相对而言,私人写作是比较封闭的,是自言自语的。个人写作实际上是敞开的写作,我理解的个人真实性是指个人跟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个立场上才能显示个人性的缺失。”李洱所言,也是对1980年代后期始将“个人写作”指认无关“深入生活”等文学观点的纠偏,更关键的是,李洱的论述旨在重建改革开放时代写作者进行“深入生活”的宏阔坐标。颇可玩味之处在于,同样是1998年,韩东、朱文等人发起的“断裂问卷”事件,或应归纳为19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文学界由“群”与“代”滑向“个”的写作趋势的总结性样本。李洱在李敬泽、邱华栋等人组织的那场在当时并未引发过多关注的讨论中的发言,却标示出个体与时代、“个”“代”与“群”如何形成“敞开”关系。而李洱这段表述中引而不发却应得到廓清的要点,即社会转型背景下“深入生活”何以实践,实践何为。
李敬泽、李大卫、邱华栋、李冯、李洱:《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而21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进入新时代,“人民性”无疑是建构中国文学与“深入生活”新关系的显豁的关键词。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而自2024年《延河》杂志推出“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论坛”等栏目及刊发编辑部文章《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以来,“新大众文艺”成为热议话题。作为新媒介语境下接续“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传统的重要命名,“新大众文艺”在此过程中被反复讨论的聚焦点即如何认识其内所涉的“新”,这也是使其从“醒目的命名转换为深刻的命题”的立论前提。李敬泽认为这之中的要点是“人民性”:“新大众文艺的根本之‘新’就是人民大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进而改变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文艺形态。”而“新大众文艺”内嵌的“人民共创共享”新质,为强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与实践路径。
以“人民性”为基点,也重塑了“深入生活”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学语境下的形态特质。结合晚近中国作协等组织机构开展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等活动,也是从组织团体层面扶持、引导国内作家明确怎样以“深入生活”为轴剖析“人民”与“人民性”的内涵本源与逻辑结构。这之中尤应留意,相关活动从“生活”的创作题材领域拓展写作者的视野维度,同时也在具体的“深入”上注重写作者的主观意愿与社会趋势、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相统一。且相较之前一个时期相关组织部门对此类活动的管控,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团体机构以“深入生活”引导、协调作家的过程中,也经由此类方式对自身进行必要的内部改革,进而“社会的组织功能显得更加广泛而有力,并发挥着积极的规范作用”。
此外,国内权威性文学奖评选活动也意在将获奖作品作为突出标识,探索时代变奏中写作者与“人民”“深入生活”的互动关系。以2023年揭晓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为例,获奖的五部长篇小说《雪山大地》(杨志军)、《宝水》(乔叶)、《本巴》(刘亮程)、《千里江山图》(孙甘露)、《回响》(东西),是作家秉持特定的艺术生活标尺“深入”现实生活、打通“最后一公里”的结果。杨志军接受采访时被问及驻扎青藏高原牧区经历对其的创作影响时直言:“我们那时候骑着马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去采访,有大量的时间和牧民们生活在一起。采访任务完成了,人还在草原上,有时候一待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这种经历对一个作家非常重要。因为职业的关系,你关注到基层的很多敏感的当下性的问题,但同时你又坚实地和老百姓、和牧民群众生活在一起,住他们的帐篷,跟他们一起劳动、娱乐、放牧、骑马。对我来讲,这些东西都融入进了我的血液。”如果说,杨志军的《雪山大地》承接的是赵树理、高晓声一脉将自己“变成了群众生活中的一个成员”,通过“住他们的帐篷,跟他们一起劳动、娱乐、放牧、骑马”等方式强调对作家久违的实体经验的张扬,刘亮程的《本巴》则包含如何将庞杂(甚至是沉重)的实体经验进行“轻处理”,某种程度上这是辗转重提与回应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经由“深入生活”这一命题生发出的“虚/实”之辨。而关于乔叶的《宝水》,相较作者在创作谈、访谈多有提及的“跑村”“泡村”,随笔文章《要爱具体的人》或许有着更为悠远的指涉,也更能体现乔叶对地域与生活的“漫长”的“认识、理解和感情”。“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意在摆脱的是对“人”与“人民”的空洞所指,也是对20世纪以来“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艺”对接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再认识。而“要爱具体的人”在“深入生活”这一维度的价值指向,表明写作者不仅仅是将“人民”的“生活”视作“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创作来源,而更应该是“自我”与“人民”如何建构情感共同体的基础。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与权威性的长篇小说奖项,纵然每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审结果或多或少会因公众审美趣味、文化立场的多元化倾向而形成别样论见,但以新时代以来茅盾文学奖的评审规则、评审过程及获奖作品的“深入生活”取径为例,其实质也是通过文学制度层面的引领,尝试为社会主义文学提供文学经典及其经典化研究的样本。
而在媒介变革与受众转向背景下持续激发作为社会主义文学新经验的“深入生活”,也拓展了未来朝向下现实主义文学理路的广度与厚度。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启动“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其后循此风尚出现的《要有光》《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我的二本学生》《我在北京送快递》等作品,映照出新大众文艺朝向下“深入生活”的主体“变法”、实践路径新探与现实主义精神深化,这无疑也是“非虚构写作”等概念在晚近被聚焦的精髓:“拒绝被生活裹挟、安排和驯化,而是主动质疑和追问世界的‘理所当然’,反思、批判性地打碎和重建人和世界的关系,重新厘定自己的位置并安放自己。”联系2020年“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昭示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真正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显然有理由认定,这也是当前强调文学应“深入生活”的核心所指,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文艺”在此前提下方有可能产生。
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