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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斑》创作谈:从一只猫开始 
来源:收获杂志(微信公众号) | 朱个  2026年11月20日10:18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dog person。

狗回应人的呼唤,会帮助人把日子过成一套值得依赖的秩序,散步、回家、喂食、吃药、玩耍、睡觉。你照料它,它也照料你。十五年里,我靠这种互相照料确认“生活还在继续”,直到它离开。世界并没有立刻崩塌,日子看起来仍在照常运转。但有些东西从此消失了:爪子在地面上的哒哒声,鼻子探过来闻一闻的动物气息,夜里翻身时那一下笨拙的叹息。那种消失并不悲壮,更像一种被撤销的日常。我忽然不知道把“照料”放到哪里。

就在那段时间,一只猫闯进了我的生活。起初,我固执地认为,狗的衰老削弱了它的威慑力,狗的死亡更像是提醒周边的动物,这个院子是无主之地了。猫出现得很像一个误会,先是花丛里被惊动的影子,后来是迅疾逃窜的脚步,再后来是门外的叫声,直到一个暴雨天,它自作主张睡在了门口。它不等你同意,也不照你的安排来。你开门,它退开三米;你放下吃的,它不动;等你转身离开,它才吃。吃完了,它就走,什么时候再来,你也不知道。它不讨好,也不凶,只是把边界划得很清楚。

我后来才慢慢明白,猫不是来填补空缺的。我以为自己能给它一个家,却不能因此认定,这就是它想要的。它肯来吃一顿饭,不等于愿意留下,它转身走开,也未必是在拒绝我。我得先承认它有自己的意志,接受一种关系可以不以拥有为前提。

《虎斑》就是从这种门里门外的相处开始的。小说的主人公林芮,处在一种很常见又很难说清的生活状态里:一切都在运转,但世界已经不再一如往昔。她住在郊区,窗外是热得发白的夏天。她浇花、做饭、写作、开会、回消息,操心远在北美的女儿,听丈夫讲述一再延长的旅程。日子一格格推进,那部长篇却迟迟写不下去。就在这种重复里,一只虎斑猫忽然闯进屋,打碎了花瓶。林芮的日子里,多出了一件不在清单上的事。

我写猫,最初不是为了可爱,是因为它的出没会改变叙述的节奏。它出现时,人的思虑被打断,它不出现时,人又会在等待里想起许多事情。脚爪、胡须、毛尖的颤动、轻灵的跳跃,这些具体的东西把大词挤开了,让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更难处理的问题——如何与一个不归自己支配的生命相处。

狗是家庭秩序的一部分,猫却像一个随时可能撤离的邻居或者室友。它可以靠近,也可以拒绝,可以依赖你一顿饭,也可以下一秒就消失。你能做的很有限,放下食物,退回去,等待它的决定。对于习惯了承担、解释、接纳、维持的林芮,这种有限起初是新鲜的,却也并不轻松。她有过耐心的等待,也有过不愿开门的时候,她的善意并不总能胜过疲惫、顾虑和自保。

这也影响了我写这个中篇的方法:少解释,多呈现,让行为承担更多的分量。会议室里那些正确的话、群聊里绕开的争论、短视频中一闪而过的口号与广告,都在影响人物说话和判断的方式。现实的压力常常落在很小的地方:迟迟办不下来的签证,一句写完又删去的话,一个“狗头保命”的表情,一百年前的足球场旧址,手机屏幕熄灭时掌心里的汗。我希望这些细节能让人感到,一个人是怎样生活在具体的时间里。

我试着去写一个这样的主人公,她的“具体”会溢出主题,从我预设的结构里逃逸。她有自己相信的东西,也有根本性的怀疑,会对家庭感到亏欠,也会厌倦那些已经习惯的付出。她可以短暂动摇,但动摇未必成为信念更加坚定的前奏。我不想急着替她的痛苦找出意义,也不想把她的退让一概解释成通达。比起让她成为某种观念的例证,我更想理解这个人。林芮经常不把话说到底,她把话咽下去,把节奏放慢,把“该说的”变成“能说的”。这种克制首先是一种生活技巧。写作也变成同样的事,不追求把世界讲明白,而是尽量把个体经验讲得可靠,让别人在可靠里自己听见一些更大的回声。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慢慢变得没那么执着于回应了。我开始接受,有些关系不靠承诺维系,有些爱不需要被反复证明,有些生命靠近你,不是为了成为你的所有物。把手收回来,仍然可以爱,让它走开,也仍然可以爱。

这大概就是我写《虎斑》最私人的动机。我失去过一只狗,也慢慢学着承认一只猫的主权。在一段很现实的生活里,我想写出那一点缝隙里的自由感——它未必使人安心,也没有替谁解决什么,但它曾经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