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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书余记——一个爱书人的回望与自白
来源:北京日报 | 谢其章  2026年11月20日07:06

作家梅娘(1920-2013)于北平沦陷时期非常活跃,发表的作品遍布古城杂志报章,可谓凡有报刊处即有梅娘,结集的有《鱼》《蟹》,故被戏称为“水族作家”。

此期《万象》封面画取意高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一九一四年第九期《游戏杂志》封面画,取意白居易《以镜赠别》句“因君千里去,持此将为别”。

人生或可分为三个阶段,假设你能活到九十岁或更多,且将三十年设为一个阶段。“三十而立”乃人生第一阶段之结束,同时开启第二阶段;“六十耳顺”乃第二阶段之结束,第三阶段之开启。我人生的搜书之旅,开始于三十而立,而今我亦逾古稀之年,“读日无多慎买书”,本不该再以搜书为日课了。

现在所谓的“搜书全记”是这么计算出来的:我已出版《搜书记》《搜书后记》《搜书劄记》,这二十六年的“搜书记”加上没有出版过的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二〇年的搜书日记,合并修订整理为“搜书全记”[即《搜书记(1986—2020)》,中华书局2026年5月出版],以图完整地回顾一个爱书人的辛苦路。有没有一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况味,只是自己的感觉。

说起来,有那么一点儿伤感,又有那么一点儿诀别的意味。想起金性尧先生在《闭关录》后记里的话:“书名《闭关录》,固然也可解为闭户著书、闭户读书之意,但对我来说,也便是关门书的别称。今后零星的文章虽然还是写,但要出书,却办不到了。”这一年金性尧八十八岁,四年后去世。

想自己几十年来如一日地买书,的确一言难尽,不知从何说起。忽然想到徐清秋《求书散记》里的“五阶段求书”,正好可以被我所用。《求书散记》刊于一九四六年上海《永安月刊》,徐清秋称:“余自弱冠后,对于书籍之爱好,有与年俱增之概,几乎视为第二生命,即在烽镝遍地之际,仍竭力以护存之。犹忆过去求书情况,颇有足述者。按余之求书范围,每随年龄思想而转移,约可别为五阶段,第一时期为小说,第二期为杂志,第三为综合性书籍,第四为专门书籍,第五为文献史料。每一阶段中,均有相当可珍之册籍获得。惜于丁丑之役,被毁大半,今所保存者,仅为劫余之物,思之有余痛焉。”忽然想到“求书”比“搜书”意味深长,口吻似乎也客气了很多。但如今改名已然来不及了。

我似乎没有如徐先生那么泾渭分明的五个阶段,如果要分的话,大概三个时期比较适合我。第一时期是一九八九年之前;第二时期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第三时期最长,一九九七年至今。

第一时期没有目标清晰的“搜书”和“求书”,只能说喜欢书和喜欢买书吧,更没有版本的概念。第一时期,一般而言就是初级阶段。它是通向高级阶段的必经之路,绕是绕不开的。愚笨者初级阶段长些,聪慧者则短些,我属于前者,第一时期长达十数年之久。所谓“愚笨”,具体到“搜书”上就是胡乱买书,买了许多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书籍。跟风买书,什么书时兴买什么书,也是愚笨的表现。于我而言,第一时期“愧而不悔”,那些不值一提的书籍,我一本也没有抛弃,偶尔翻出它们反而有一种温馨而惆怅的感情。没有它们,我可能会走向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由于一次偶遇,我的搜书之路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第二时期由此开始。那一年春夏之交,我由于生计的关系,获得了空前多的空闲。某天,我在琉璃厂闲逛,鬼使神差地钻进了海王邨里面曲里拐弯的一家旧书店,后来才搞清楚那是中国书店的一个分店。此店的特别之处是能够直接从“大库”里拿好书,或者读者开书单他们去“大库”里给你配书。“大库”位于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北角,那座造型像一条船的四层楼即是(此楼建于一九二〇年,俗称“船楼”,原为京华印书局所有)。这座船楼对于痴迷古旧书刊的淘书者来讲,就是一座神秘的宝藏之楼,据说公私合营以来大包大包的古旧书仍处于未开封的状态,等于时光的凝固。

通常店里只有一两个顾客,店员永远比顾客多。我第一回进来时,由于翻书的手法不太轻,还遭到老店员的呵斥:“这书可禁不住你这么翻!”由生客到熟客,总是要经过“做成几单生意”的磨合。一来二去,老店员知道我不是只看不买的“蹭书客”,口气也温和了下来。而我心里透亮,书商也是商人,“先敬罗衣后敬人”免不了。某天我见到柜台里放着一捆书,书顶刷着红褐色,我很好奇,便请店员拿上柜台打开来看,才知道不是书,是《万象》杂志,而且是全套的四十四本(含号外一册)。从来没见过如此小巧可爱的杂志,我想要,可店员说是给某图书馆留的,不能卖给我,我立刻沮丧了。我去此店的频率大约是两周三次,去一次看一眼《万象》。《万象》一直安静地在柜台里等待,很久了图书馆也没来取。大约两个月后,店里管事的老店员种金明师傅下令:“卖给小谢吧!”

这样的方形小杂志集中地生产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大概有六七种吧。自《万象》落掌之后,得陇望蜀,我问种师傅能不能给我专门找这种小杂志。不久,《大众》《春秋》《茶话》陆续给我从大库找来了。那段美好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后来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对我讲,向大库递书单配杂志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唐弢,另一个就是我。

海王邨蜜月期奠定了我收集民国杂志的专题(与徐清秋“第二期为杂志”不谋而合),这条路一直延续到今天。海王邨之后,我所得之珍稀刊物多数还是来自中国书店其他分店,如六里桥39号楼、西单横二条、海淀中国书店等。

第三时期以一九九七年为起点,有几个只有我心里明白的缘由。能公开说的有这几点:一,我不再独来独往地淘书了,结交了几位书友,一直交往到今天;二,我开始向报刊大量投稿;三,我着手筹备出书。

如果说前两个时期只是纯粹的淘书阶段,那么后二十年有一个升华,也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我称之为“以书养书”,再说得好听一点,买了这么多书,总得阅读吧,总得消化吧。“以书养书”算的是经济账:二十年来我所得稿费,差不多与购书款扯平,再说得庸俗一点,一万来册书刊近乎是“免费”得来的。稿费里的苦辣酸甜本是个有趣的话题,却很少有人写文章,我只读过邓云乡的《稿费沧桑》、张洁的《不再清高》。稿费不像稳定的薪水,有固定的发放日子、固定的数额,稿费金额是多少往往没谱,日期也没谱。我记日记,记购书账,也记稿费账。我写过一段话:“除夕那几天给我寄稿费的报纸、杂志、出版社,我会特别地感谢,我把这些稿费视为年终奖金。”

三十多年来之日记,三十多年来之搜书生活,三十多年来之辛苦,换来三十来本不成器的小书。书原本是没有的,写得多了,也便成了书。三十多年来之生活,一万多个日夜,当然不只“搜书”一件事情,而我的存在感似乎仅系于此。想说的话很多,回首苍茫,沉郁感发,归结于一句话吧:“是到了该结束说再见的时候了。”

(作者为藏书家、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