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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兴起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作家试图通过对当代社会现实生活和现当代历史的具有广阔时空跨度的史诗性书写，以历史眼光和当代意识重新观照和审视“中国”，进入中国历史和文化内部，发现和重塑中国形象。阿莹的《长安》是其中代表性的一部。小说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军工题材的选择和军工人形象的塑造，更在于其以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和具体性，建立历史事件与个人事件的连接，体现了作为现代文体的历史小说品质。

关键词

阿莹 《长安》 历史叙事 现实主义 时代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相对于农村题材小说（或乡土小说）、革命历史小说和历史小说、知识分子叙事来说，都市小说和工业题材小说一直是个较为薄弱的区域。正因此，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和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铁水奔流》作为少有的典型之作屡屡被提及。此后，“改革文学”开山之作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也被视为工业题材小说，加以论析。1这些小说涉及发电厂、机车车辆厂、钢铁公司和重型电机厂等工厂、工业题材领域，以之为背景，描绘发生在工厂中的革新（改革）与保守、集体与个人、技术与政治以及工人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斗争。

自1980年代以来，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逐渐成为小说的表现对象，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使与市场、消费、商业等密切相关的都市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逐渐占有越来越重的文学份额。乃至出现了商业小说或商界小说类型。但工业（题材）小说仍是遭遇“漠视”和冷遇的存在。“工厂”“工人”在19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现身，大多与“问题”意识、“创伤”记忆和“底层”言说有关，最典型的莫过于“现实主义冲击波”“主旋律小说”或“底层写作”中的部分作品，如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编》《年底》、张宏森的《车间主任》、李佩甫的《学习微笑》、曹征路的《那儿》等。其中，工厂、工人更多的是作为腐败/反腐败斗争、底层之命运与发声的介质，与企业改制、兼并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现代企业机制和工业发展逻辑等并非小说叙事的主体内容，工人往往呈现为下岗职工、官僚主义和腐败力量之受害者或自发之反腐败力量的形象。这些与工厂、工人有关却无关工业的小说，很难纳入工业小说范畴。工业小说的发展尚且如此，更遑论军事工业题材小说，它无疑是其中更为薄弱的环节。

在此意义上，阿莹以军工为题材、以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为人物形象，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篇小说《长安》，便凸显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将由此入手，在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视域中，分析其历史叙事，揭示其作为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美学表意形式及其内在精神结构和思想意涵。本文研讨的问题和目的，一在阐述文本并将其置于现实主义论域中，进行观照和评判；二则以文本为典型个案和方法，思考和揭示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症候性问题。

一、史与诗：历史的还原与审美重构

从题材内容上看，《长安》属于当代重大军工历史题材小说。作品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30年间的当代历史情境中，讲述长安机械厂的筹建及其在中国社会和政治曲折中的发展。

一方面，小说具有极大的历史还原性。注重环境、人物和细节的典型化的现实主义，是返回历史叙述真实性的最佳路径。作者营造极具真实感的历史情境，制造浓郁的历史气息，唤醒和重建一个已经消失的历史世界。小说中的长安机械厂是苏联援建的战略装备项目，它的建设，既是共和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重大战略谋划，又直接左右战场上的胜负，关系新生共和国的安危，《长安》在当代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下，将“长安”作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描述了新中国初建时期，内部环境极为复杂，外部面临国际势力干预和侵略的国内外形势，体现了“长安”建设和发展中面对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斗争性，勾画了“长安”与中国、世界之间的历史性关联。当代中国的重要历史和政治事件，被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描述出来。包括国际和地区间的矛盾冲突，从抗美援朝战争、170师的惨败，到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回援建专家，从中印边境冲突，到中苏珍宝岛冲突，从攻打金门岛失利到万炮震金门及其引发的轰动性国际效应；国内的社会政治形势，从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到“文革”时期“长安”内部的政治派别斗争，揪斗“走资派”，到工业学大庆，军队内部的“梅花党”案，直至 1970年代末多位领袖先后辞世，“改革开放”开篇等。

通过“历史还原”，《长安》不仅在当代中国历史脉络和国际关系框架中，为“长安”设定历史叙事坐标，描画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历史遭遇和处境、命运，而且借助艺术方式复活过去的历史，渲染时代政治和国内外氛围，在具体的情节、人物、事件、场景和细节上，营造出那个时代的色调和氛围，提供了一种整体性、弥漫性和背景性的气息。让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更为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重建了一种切实的历史感。

更重要的是，小说并不将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作为直接表现对象，它“不叙述历史事实”，或者说《长安》之所以将这些历史事实描绘出来，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历史对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如中苏关系的急转直下，对忽小月处境和命运的深刻影响；如京城爆发的政治风暴，不仅影响了忽大年、成司令的命运，更对“长安”这样的军工单位造成巨大冲击，直接影响了其生产和科研，破坏了“长安人”彼此之间的关系。《长安》是“历史”的叙述，也是“人”的叙述。

另一方面，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向度。《长安》还原历史情境、氛围，却不是在复制历史。作家用现代的眼光观照历史、发现历史。小说写的是历史，也是现实。“长安”不是存在于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历史陈迹，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历史中的“长安”不属于历史，它不是周秦汉唐的帝都，而更属于现实中的我们。“长安”这面镜子，折射出“我们”和“现实”熟悉的面影。黑格尔说：“历史的事物只有在属于我们自己民族时，或者只有在我们可以把现在看成是过去事物的结果，而所表现的人物或事迹在这些过去事物的连锁中，形成主要一环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事物才是属于我们的。单是同属于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这种简单的关系还不够使它们属于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在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的相关，它们才是属于我们的。”2“长安”艰难曲折的建设发展历史中，蕴含着“长安人”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自力更生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和奋斗精神。这些精神质素，不是只存在于历史中的事物，而是沟通和连接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精神传统。通过对这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精神薪火”的阐释和传递，忽大年、黄老虎、哈运来、忽小月、连福等就不再是个别的人，围绕他们发生的那些故事就不再是个别的事，工厂、车间、厂房便不再是个别的场所和情境，而是宏阔时代的影像和沟通历史与现实的“典型”。这些典型的人、事和情境，透露出作家对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长安》以文学的方式重建历史，是一部史诗性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史诗‘叙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是史诗性存在的基本前提。事实上史诗拒绝个人化的私人叙事，‘史’与‘诗’是辩证共生关系，‘民族的大事’和‘民族的精神’是史诗之为史诗的体类规定，而个人的诗性的创造是使其达成‘艺术作品’的实现方式。”3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尤其是进入当代文学阶段，“史诗”成为衡量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标准”。宏阔的时空跨度，深刻的思想内涵，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对文学虚构的深度切入，纷繁复杂的文体结构，各阶层各职业各身份人物的塑造和复杂的人物关系设置等，成为长篇小说的“史诗美学标准”。这直接关系到“史”与“诗”即历史与文学（长篇小说）的关系。相比之下，历史叙事侧重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文学叙事则更侧重对人尤其是对人的内心的表现。如何处理历史与人、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作为历史叙事的长篇小说面临的问题。在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家别林斯基看来，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事件与个人事件的结合。他在比较了长篇史诗和长篇小说这两种不同文体之后，认为长篇史诗是古代世界的产物，在那时“只存在着社会、国家、民族，可是人，作为个别的、特殊的个性，却并不存在”4。而长篇小说作为人类新文明和历史新时代的产物，包含繁复多样和充满戏剧性的无限的生活元素，在它的世界里没有神话般的生活和高大英勇的英雄，有的只是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生活是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的，举凡人的心灵与灵魂的秘密，人的命运，以及这命运和民族生活的一切关系，对于长篇小说都是丰富的题材”5。他之所以高度评价英国著名长篇历史小说家司各特，便是因为后者对人、人的命运和心灵的秘密的突出表现，体现了长篇小说作为现代文明和生活产物的实质，“司各特用自己的长篇小说解决了历史生活和个人生活之间关系的问题”6。别林斯基更为具体地指出：“历史小说不叙述历史事实，只有和构成其内容的个人事件连结在一起时才采用历史事实作为描写的对象……因此，历史小说仿佛是一个点，作为科学看的历史，在这个点上和艺术融合为一体了；它是历史的补充，是历史的另外一个方面。”7在历史小说中，历史事件是与个人事件、个人生活和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个人有意无意地参与到历史中去。《长安》既在描述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这“前30年”长安的历史，又在表现这段历史“前30年”以“长安人”为代表的个人事件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体现着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的美学特质和艺术魅力。

作为一部经历了1980年代“现实主义重构”之后的作品，《长安》自然不会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模式，但也未采用批判性现实主义范式，或者说，小说的叙述者既非战士型，亦非精英知识分子型，而是一个经历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却又对那段历史有着深切反思的“长安人”——“军工人”。历史的光荣与辉煌以及造就这光荣和辉煌的精神和信念，是需要铭记和阐扬的，而历史中的痛苦和创伤，也不能和不应被忘却。《长安》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世界重建，并不展开于某种先验的单一的立场，并不出之于某种单一的痛苦反思或激情怀旧，而是将一个陌生的曾经“神秘”和“敏感”的题材内容，处理为一个具体的“人的故事”和“生活故事”。

《长安》体现着卢卡契所说的历史的“直接性”。卢卡契认为，有些人道主义历史小说家为避免把“历史降低为纯粹背景、装潢布景的作用”，而“从头起就在一个非常高的抽象高度上去领会他们的材料。他们按照这种思想选择历史大人物来作能够合乎情感、思想适当地体现作家所为之斗争的那种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理想的主角”。然而，“这样一来，历史事件的直接性就丧失了，或者至少有丧失的危险。因为历史的重要人物之所以重要，正在于他们把散布在生活本身中间的、以纯粹个人的形式、纯粹私人命运的形态出现的问题，提高到想象的高度，加以一般化”8。当作家为概念、教条（即便“政治正确”）等“一般”去寻找“特殊”的形象时，那么，不仅会丧失其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其艺术上的失败亦是必然的。

《长安》中有绘声绘色的场景描写，如“长安人”工作和生活，忽大年和靳子的家庭生活，忽小月和连福的恋爱；有形神兼备的人物，既具有粗豪刚硬的军人气质又隐忍而讲究谋略的忽大年，善良单纯、朝气蓬勃却又略显执拗任性的忽小月，性格爽直、刀子嘴豆腐心的黑妞儿，心思狭隘、睚眦必报的门改户，质朴纯良而寡言的满仓等。小说讲究情节组织和编排。开篇便是发生在戒备森严的八号工地的工程总指挥遇袭事件，使悬念丛生，并借此引出忽大年与黑妞儿的故事；接下来的工地透水塌方事件，不仅以悬念吸引读者，而且引出忽大年与成司令的战友和上下级关系，以及主人公与成司令一家的故事。其他如苏联专家客车被砸事件、炭渣事件、“梅花党”案、诬告忽小月者究竟是谁、为何反复诬告等，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起伏跌宕的情节，抓住人心的冲突，鲜活逼真的细节，以历史与生活的具体性和形象性，通过逼真的生活世界的塑造，用莎士比亚化的现实主义方式将历史形象化艺术化了。

其次，《长安》的历史叙事中贯注着作家建立在人性和人情基础上的浓厚情感。小说以“长安”和“长安人”为叙事对象，具有还原历史、呈现历史真相和事实本相的客观性真实性追求，但基于文学是人学、是伦理学和情感学的认知，小说又具有浓郁的主观性叙事特征，包含着作家的情感、态度和道德、价值立场。这一立场在《长安》叙事的伦理学维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在相互交错的多重伦理关系中，走进人物意识到或未曾意识到的历史进程，并在浩荡历史中获得情感认同和意义归属。

其一，单位伦理与职业伦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单位，是一个具有相对的自足性、封闭性和地方性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长安”除了具有彼时单位的普遍特点之外，其作为一个事关国家安全，在重大国际争端和冲突中，有着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和意义的国家性机密军工单位，不仅为“长安人”提供稳定安全的生活空间和特殊规则与制度管控下的生产空间，更为其提供强烈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感。“长安人”的军工人身份和价值认同，不仅有其作为工人阶级和国家主人的自尊自豪和劳动者的尊严，也有其肩负保家卫国使命的神圣感，因此，“长安人”的主体性具有工人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内涵。但不止于此，“长安人”又是一个以建设和发展、发明与创造为己任，尽职尽责的现代职业伦理共同体。同时，这也是一个以情感和家庭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共同体。

其二，地缘、血缘、亲缘、家庭等，建立了“长安人”的另一种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不仅是人物重要的生活内容，也是叙事情节推进的动力和重要的叙事线索。其中又可分为：地缘伦理关系，如来自东北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哈运来、连福，有老家在胶东半岛的忽大年、忽小月、黑妞儿等；血缘和亲缘关系，如忽大年忽小月兄妹，忽大年、靳子和子鹿、子鱼一家；有恋人关系，如忽小月和连福，曾经“拜过堂”的忽大年和黑妞儿；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上下级关系，如忽大年和黄老虎、忽大年和成司令、忽大年和马铁龙等。通过描述夫妻间的相互扶持，恋人间的守望期盼，战友间的肝胆相照，上下级的情同手足，小说的伦理学叙事维度不仅切合中国人生活实践经验，也确立了小说的人学立场，呈现了历史中的“个人事件”，将建设、发展的宏大国族话语融入日常生活和情感的人性话语之中。

《长安》作为现代小说的关键是，并未以革命伦理和职业伦理否定和取代情感伦理，以历史的客观性否定历史叙事的主观性。在作家看来，真实的历史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既是“外部”的中国/世界史，又是“内部”的人性/情感史。人创造历史，历史及其叙事不能湮没“人”这一历史主体。对当代军工历史的叙述，需要当下主体对历史主体的体验、召唤和复活。因此，《长安》在实质上是当代思想、情感和话语的产物。但其不同于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改写和对经典现实主义叙史模式的解构、颠覆，作家并不试图以主观的历史感受和流行的后现代话语立场、模式，去质询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真相之有无，从而打破历史叙事的整体性、本真性和可靠性。从发掘个体生命和情感世界，肯定个体生命价值的角度看，小说体现出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态度，这种立场和态度是对人、个体在历史叙事话语中被忽略被掩盖的历史主义写作的反思。

《长安》将家庭伦理、情谊伦理与历史的反思性批判性结合，将后者融入前者，甚或局部借用善恶有报的传统伦理剧模式（门改户的结局），将批判性转换为情感的审美净化和精神升华。小说在揭开、暴露创伤时，也抚慰、弥合和治愈创伤。

二、国族伦理与个体伦理：

当代史的重写与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

关于文学中的历史重写问题，佛克马认为：“有些作家用夸张的方式来描述真理的相对性，想说明真理名义下的种种主张都是独断的。在这样的观念下，重写就不能给人们认识现实与历史提供一种更恰当或更真实的视角；相反地，它关心是否与潜文本或是其他的重写一样作得漂亮。后现代语境允许各种可能的重新方式。”9在后现代语境下，在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结盟，从而将真理、正义、崇高、神圣消解为某种特定话语的塑形，将文学纳入文化市场的消费逻辑的情势下，历史便失去其真理、客观、权威的面目，无法提供深层的意义和价值资源，“传统并没有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也没有特别值得重视的真理；凡事都可以怀疑、模仿与嘲笑”10。历史、传统，集体记忆、个人记忆，在当下的个体视角下，失去了其历史感、现实感和神圣感、崇高感，变得游戏化、戏谑化和情趣化。《长安》选择的不是这种戏拟、戏仿的路子，也不是以个人价值追求和个体生命史书写，质疑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的改写和演义路子，小说重建历史真实，追求合情合理、逼真可信的艺术效果的目的和写法，更接近朴素的传统现实主义。“相对于潜文本而言，新文本会显示出某些主要的或仅仅是次要的变更。它提示着传统的连续性，或许还有发生于其中的某些关键性变迁。在传统文化中，比如实行共和政体之前的中国与浪漫主义之前的欧洲文化重写大多数强调传统的连续和革新，重写的必要性只在说明传统的生生不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做的也仅是稍加更新和调整。”11这里强调的是历史重述和重写的延续性，而非新文本和潜文本或前文本之间的割裂性、对立性和对峙性。

《长安》体现着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历史叙事“延续性”特征。小说真实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初军工业的建设、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面临的艰难处境，以及在此困境中新中国第一代军工人的心态、心境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写出了人们的创造激情和和衷共济、相濡以沫的真情。通过“长安”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对中国国防、军事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以及长安人的艰苦卓绝的干事创业和奉献、牺牲精神，小说深情讴歌中国人民杰出的智慧、坚韧的意志、兢兢业业的工匠精神和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

作家通过塑造忽大年、忽小月、哈运来、连福等将智慧和勇气融于一身的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英雄形象，描绘了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是如何具体化地生活化地体现在这些生活和工作中的普通人物身上。这些以普通面目现身的英雄，可以看作梁生宝一样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对自己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却又有各自的心性气质，他们的情感世界丰富而又用心专一，他们在生活中不拘小节却在工作上细致严谨精益求精。诸多类似的品质造就了他们作为人、个体和“长安人”、军工人的充实而又矛盾的统一体，具有丰富、复杂、独特的心理个性和人格内涵。小说形象而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中国和她的人民所参与的伟大事业所具有的神圣性崇高性和巨大的魅力。在这些方面，小说延续了中国主流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意涵。

同时，作为现时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现代历史叙述，《长安》摒弃了讲述那个革命年代故事时常见的某些僵硬的表达模式。这既是1980年代以来文学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也是现时代中国文化政治转换的成果。

小说淡化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政治观念、阶级观念，弱化激进革命时代的乌托邦激情和梦想，对军工人的刻画更为灵活生动多样，更具个人心性气质，更突出其个人才能和心理，尤其是在情感活动方面倾注了更多的心思和热情。这显然更加契合时代对“个人”及其独特世界的理解和尊重，也更契合现时代对“人民”这一抽象集体性概念的更具活性的理解。12可以说，阿莹以符合自身情感气质的灵活的方式，重释了当代（革命时代）历史（传统）的思想内涵，使小说体现出当下创作主体对历史、现实和世界的新的感知和理解方式。这种感知和理解方式，使《长安》虽然属于以日常生活和人性话语对经典现实主义模式的纠偏性“补写”，但同时也跟那种突出日常生活世界、突出世俗人性价值和人情美感的历史叙事，区别开来。

《长安》展现了中国现代主体建构的这一双重维度和中国现代主体的双重面孔。中国现代主体的建构包括既矛盾并生又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即国族主体（在特定历史形势下转换和体现为阶级主体）和个人主体。《长安》讲述军工业这一直接牵系国家安全和民族未来的重大军事工业的发展史，有意识地设置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中国与印度、苏联等毗邻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局部冲突和战争，包含清晰的国家主权立场和深厚的民族国家情感。这一立场和情感，是“长安”建设和发展的根源和动力，也是“长安人”获得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和主体归属感的深层依据。在八号工程筹建初期，因涵洞透水事故，成司令唯一的儿子卢可明和两位冲压工牺牲；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忽大年带领长安人走上前沿阵地，保障队的火炮技术员、年轻的没有谈过恋爱的毛豆豆牺牲于流弹，成为边境保卫战中牺牲的唯一女性。《长安》充分揭示民族国家情感对于“长安人”所产生的高度的精神凝聚力，正是由于这一深厚情感的感染和推动，他们才能成为一条强大而隐秘的战线，成为一股坚实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完整的军事装备力量乃至国家战略力量。

同时，《长安》对个体生命价值和尊严的诚挚关切，体现着中国现代主体的人道主义和个性化生命向度。小说将“军工人”由神秘的幕后推向前台，从正面肯定性地描写他们的劳绩，指出这一默默无私地奉献青春、热血和生命的独特群体的历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表现了他们每位可敬可爱生命的个性、性格、心理和精神世界、人格魅力。

在这方面，主人公忽大年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人物。他从师政委调任地方，奉命筹建长安机械厂，但始终未曾失去对金戈铁马硝烟弥漫的战争生活的渴望。在担任“长安”党委书记和厂长期间，繁琐的事务性工作和复杂的人事关系，使他时时感觉“还是在部队痛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自然、直来直去。习惯于战场搏杀的军人思维，使他在发生塌方工亡事故时，感到困惑不解：“搞建设，也会死人吗？”小说既写了他刚劲坚毅的军人气质、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和无私忘我的精神，也写其身处靳子、黑妞儿之间的心理矛盾和对妹妹充满纠结、郁闷的牵挂。同时，小说也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理和性格方面的不足，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他也不够细腻，尤其是对曾与自己拜过堂的黑妞儿和亲妹妹忽小月，缺乏设身处地的理解、同情和共感。

即便是对相对次要的人物，作家也以简笔勾画其性格、品质。满仓原是万寿寺的和尚，后还俗成为一名军工人，小说描写了他的老实厚道、与人为善，尽管有“迷信”思想以慈悲为怀，是少数一直关心忽小月的悲剧遭遇和心灵痛苦的人之一。通过他，小说写出了国族性（人民性）、人性和个人性之外的“佛性”与悲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科研所长焦克己，原本可以找到舒适的工作，却选择了支援大西北。他自称“凡夫俗子”，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却毫不动摇地坚持“以身报国”的理想，他性格偏于柔弱内向，却在别人忙着开批判会时，冒着风险研制反坦克火箭弹。

靳子经历过枪林弹雨，脾气刚硬，而作为妻子和一名女性，又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既粗放豪爽又细腻敏感，既大大咧咧又有小心思小谋划。忽大年的老战友之子、西安交大学生红向东充满理想、热情和批判的激情，却不够成熟冷静，在忽小月被迫自杀身亡后，他陷入了苦闷、懊恼和自责之中，却由此而警醒，决然和黑妞儿、满仓等一起参加为忽小月伸张正义、讨还公道的“触及灵魂的行动”。钱万里是小说中不太讨人（尤其是主人公忽大年）喜欢的较为神秘的人物。他在解放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经历过恐惧的长期煎熬和难言的磨难，这造成了其看似谨慎世故的性格，但也正是他在主人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仗义执言，让被揪斗被批判的主人公重见天日。

这可以说是作家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观照人物，在日常生活和情感中写出人物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的产物，也是主体觉醒和确立的作家对“人”的存在的肯定和秉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推动者，但“人民”并非抽象概念，历史的发展是由无数普通人的劳作和命运积聚与汇集而成。《长安》将活生生的既作为群体又作为个体的“军工人”置于历史/生活前台的聚光灯下，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表现。

三、崇高美学、时代精神和批判意识：

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结构及其美学症候

《长安》是一部充满崇高感的小说。现实主义尤其是中国主流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致力于建构具有总体性品格的文学形式。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样式，普遍追求宏大叙事美学，可称之为“宏伟现实主义”。因此，吴义勤认为：“对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崇高感是其主要的魅力来源。”在谈到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重新涌现崇高美学现象时，他进一步指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文学走进中国的深层历史与现实，在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强劲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发掘中国自身内部的历史、文化和人性的艺术追求，有深层关联。”13新世纪长篇小说着力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连结，以求获得对现实的整体性观照，一则使历史获得现实感、时代感，二则使现实获得历史感、纵深感。新世纪小说的崇高美学建构便与这一历史/现实之间的有机对话性建立起的深度历史-美学模式直接相关。

首先，《长安》的崇高美学与现实主义总体性建构密切关联。中国国族（阶级）主体的建构在时间（历史）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展开。就时间（历史）而言，《长安》并不局限于1950年代以后的当代中国史，更由此向前延伸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史。小说的历史叙事之纵深感，主要源自与主人公有关的关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忆。小说以个体回忆的形式进入现代历史讲述。忽大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军人经历是作家进入个人化现代历史叙事的基本路径：晋北山城的战斗，太行山嚼野草打游击、反围剿的日子，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日子，日军投降后与国民党军队的太原战役，以及在贵阳大山中剿匪的战斗。1950年代之后忽大年的个人和家庭生活遭遇，以及他作为军工人对中国国际关系冲突——中苏、中印及台海关系（这一点主要由忽小月、连福等直接参与，忽大年和其他人作为间接参与者或见证者）的参与，则是以个人关联当代史的主要方式。这样，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和个人事件、个人事实，历史与生活、与个人，人的命运、人的灵魂、人的内心世界就与民族生活、国家命运，得以巧妙地结合。

就空间而言，小说不仅突出了“长安”、西安等中国区域/地域内部，也横向扩展到国际/世界，牵连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冲突和中苏边境冲突等国际事件。因此，《长安》的叙述就具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纵深感和开阔感。其中，主人公曾经所在的170师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惨败和梦断汉江的悲壮行程，是主人公念念不忘的心头之痛，也是推动他忘我投身军事装备研发的最大动力。这是主人公个人的记忆，也是军工人的创痛记忆，是对沉痛历史的刻骨铭记，也是开创和推动军工业新的历史的根本动力源。小说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上讲述“历史”，便是建立对“历史”的根本性理解和总体性想象，正如从周秦汉唐帝都的古城长安，到现代“长安”，既是对历史之名的借用，也是对历史的超越和新的时代与历史的创造。

这种历史/现实的总体性是借助经验性还原得以建构。作家走进历史的“原初”状态，致力恢复历史原形原色。但在“还原”背后，却有着清晰坚实的总体性“建构”意图，它是对历史/现实全方位的总体“阐释”和观照，其崇高感产生于历史/现实宏阔深远的格局、气象和厚重沉雄的蕴涵。

其次，《长安》的崇高美学亦是当下主体在时代意识促动下对总体性崇高的美学再造，体现着总体性美学的现时代转换，是总体性与时代感的对话融合的结晶。

从“军人”到“军工人”，显示着崇高精神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延续、再造和新生。值得注意的是，《长安》并未直接从政治信仰、组织力量或革命意识、阶级觉悟等方面来塑造人物，包括忽大年等主要人物的塑造，也不着重于其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和那个年代普遍存在的政治理念。忽大年作为“长安”英雄并不是僵硬的理念化象征性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长安》对此有着巧妙的叙事处理。一方面，在“故事讲述的年代”，高度革命化政治性话语的存在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小说尊重这一历史事实，通过成司令等军委高层和钱万里等地方党政领导对主人公的信任、支持和对“长安”发展的关切和组织，以含蓄间接的手法描述了主要人物的忠诚和“长安人”的信念。另一方面，小说又从普遍性时代氛围中梳理和抽绎出军工业和军工人的特殊性，突出身为“长安”主要党政领导的主人公的军人出身、军人作风、军人气质。同时，阿莹又借助“讲述故事的年代”的时代精神，在“故事讲述的年代”和“讲述故事的年代”之间，发掘能将其连接起来的普遍性意义，借以沟通历史与现实、历史感与时代性。《长安》这一由普遍性到特殊性，再由特殊性到达更高的普遍性的辩证过程，显示出作家的匠心和用心。

相对于单维性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认同，小说凸显了主人公作为军人、军工人的职业素养。他的“成功”和“长安”的发展一样，凭借的是技术、才能，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牺牲精神，是分工分明又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正是这种个人的和集体的团队的职业伦理，使他们能在政治风云激荡的特殊年代，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使自己的军队和国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中保持主动，卓然屹立。小说对军人、军工人的职业伦理和敬业精神的强调，在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关系设置和情节与细节等方面多有表现。

一个具有症候性的现象是，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更多笔墨用在更具事业心和职业感的人物尤其是技术人员身上。如忽大年、忽小月、连福、哈运来、焦克己等得到更多肯定性描述。相比之下，筹建时期的保卫组组长、后升为副书记的黄老虎，虽然十四岁时就参加游击队，打鬼子、送情报，遭遇过不少硬仗，但在“长安”时期却因命运之神的垂青，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当上副书记之后，提拔之心蠢蠢欲动，热衷于权力争夺和斗争，认为“新社会就是要改天换地”。对于这个被衣锦还乡的权力梦想异化的人物，作家给予更多严肃的审视。门改户不仅思想观念僵化机械，更是一个无心生产和技术革新的告密者、阴谋家和政治投机分子。他造谣生事，诬告和陷害忽小月的清白，导致后者自杀身亡。

作为“军工人”的典型代表，忽大年不仅是军人出身，更是一位永远的战士和军队指挥员。他倥偬岁月戎马生涯，屡立战功，步步升职。直到正在参加西南剿匪时，接到军队命令，肩负起筹建军工厂的绝密使命。小说反复提及让忽大年耿耿于怀、心意难平的失败战役，如170师在朝鲜战场全军覆没带给他的“耻辱”，金门海战一万将士血染海岛是他的心头之痛。他痛感装备落后，希望研制和生产先进火箭弹来弥补自己的缺憾。“长安”成了他再战雄风的战场。在“长安”，忽大年始终是“昂首挺立在前沿阵地的老兵”，正是凭着这种“老兵精神”，他最终成为顶层认可的“杀手锏”专家。忽大年的成功是“长安”和“长安人”的成功，很难完全用革命信仰和政治信念作出解释，“实践出英才”，更重要的或许是延续和发展自己职业生命的意志，严谨敬业的职业态度，对职业的尊重和为此献出全部热情、精力乃至生命的“实践”。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作家在忽大年形象中寄寓着一种不忘军人初心和使命，不计个人得失，不骛名利的进取和实干精神。他的老搭档、老下级、现任八号工程保卫组组长黄老虎，他的妹妹忽小月、妻子靳子，原东北地下党、现总工程师哈运来，技术员连福，以及从胶东半岛黑家庄千里寻夫到长安的黑妞儿等“长安人”，都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新中国默默无闻的建设者，是共和国脊梁式的人物。

《长安》并不突出政治信仰、革命理想和革命意志在“长安”建设和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因此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便具有超出“革命”“政治”阐释轨道的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小说书写“军工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和伦理道德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思想和观念的祛魅而回归日常逻辑和人性逻辑。但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小说完全消解了社会文化一体化时代由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建构起来的神圣性和崇高感，实际上，小说恰恰由此散发出更为普遍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境界的诉求。在超脱了时代性政治性的局限之后，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在《长安》中得到了延续性的重构。在这个意义上，《长安》将曾广泛存在于英雄主义崇高模式中的“革命激情”成功地转换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和时代感的“创业激情”。

历史的意义得自现代的发现和阐释，文学创作需要历史的观照。现实主义文学要保持其生命的活性和力度，同样也需要使其自身获得历史观照，成为历史之物。日常生活同样如此。在别林斯基看来，“艺术的历史倾向应该是对于过去时代的现代看法，或者是代表一个世纪的思想，或者是时代的悲哀沉思或者明朗欢乐”。14艺术的历史倾向和历史观照，并不是简单地复述历史，而是要用现代眼光现代兴趣去观照历史，提出对历史的“现代看法”。何谓“现代看法”“现代兴趣”，用何种“现代看法”“现代兴趣”去观照和表现历史，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针对自己时代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低俗化问题，别林斯基尖锐地批评道：“如果艺术迁就现代的兴趣，就会自贬身价。如果把‘现代的兴趣’理解作时髦风尚、市场行情、流言蜚语、街谈巷议、世俗琐事，那么，如果降低到对这些‘现代的兴趣’发生共鸣，艺术的确是只会起十分可怜的作用的。”15有鉴于此，别林斯基提出，历史题材艺术创作中包含的“现代看法”“现代兴趣”，“不是阶层的兴趣，而应该是社会的兴趣，不是国家的兴趣，而应该是人类的兴趣。”16作家阿莹在通过《长安》传达和表现历史认知和体验时，没有从阶级、阶层或单一政治的立场和价值观出发，他既坚持了民族国家的立场，而又从社会的、人民的或人性的、人类的价值观出发，努力体现更具普遍性的人类价值观，深刻揭示人的生活、生命和心灵的脉搏的跳动，获得更高的价值和更恒久的意义。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长安》关注个体生命、个人的生活和心灵世界，讲述“个人事件”，但并未把人物写成纯粹的个体。作家试图写出人物是如何在自己的时代情境和历史潮流中获得自己行为的心理动机，如何将思考、设定和选择自己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小说中的人物既是个性鲜明的“个人”，又是具有历史性的个人，与19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个人”“私人”有根本不同。这一“个人”的历史性，需要在“个人”与其所处历史和时代的关系中去理解。

首先，对高度政治化阶级斗争化历史情境下个体生存和命运的揭示。小说细致完整地描述了忽大年、黄老虎、成司令、忽小月、连福等个人在政治动荡风云变幻中的历史遭遇。正当“长安”建设进入正轨，突发的工亡事件，导致忽大年被降职、下放劳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文革”期间，他更被诬为“大叛徒大特务”“走资派”遭到批斗，他的艰辛、磨难、憋屈和可怜，仿佛一头被囚于铁笼的雄狮；军委高层成司令在京城也遭到批斗。这些“走社会主义的当事人，被打成‘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忽大年忽子鹿父子承受骤然失去妻子、母亲的巨大打击和悲怆的痛苦。

小说对忽小月、连福各自的经历、命运及其悲剧性爱情，有着饱满动人的描写。从山东到东北再到被人公报私仇“流放”大西北，从公派苏联学习到遭遇诬告被提前遣返回国，从俄文翻译被下放到车间，忽小月的遭遇颇为波折。她不仅遭到周围人的疏远、排挤，还不被亲人理解。她关心火箭弹技术革新，就工艺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写信请教苏联专家，却被怀疑为泄露军事机密的“间谍行为”，戴上“特嫌”帽子；又因所谓“谋取不义之财”问题，处处遭遇冷漠和打击。她为科研鸣不平，贴了一张批判官僚主义的大字报，却被罗织罪名，遭到卑劣、肮脏的挟私报复，门改户以一张充满怨恨、恶毒、咒骂的大字报，将这个“纯洁的精灵”逼上了绝路。她被迫自杀的悲剧，却被黄老虎等政工人员认为是给长安人抹黑的“自绝于人民”之举。“小河南”为她立起的木碑也被黄老虎叫人拔掉。小说通过这个活泼、爱美、爱时髦却又以善意待人的姑娘，揭示了其看似柔弱却性格刚烈的心理性格，通过“美”的毁灭悲剧，控诉了历史和人性中的“恶”。

从东北支援“长安”建设的连福，是日据东北时期的敌伪留用人员，一个火箭弹方面的技术行家，因在日本兵工厂改进炮弹公意，被日军授予嘉奖。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他被诬为“潜伏特务”“肃反漏网的反革命”“日本人留下的钉子”和打砸专家车辆的“内控的反革命”，不仅被开除厂籍关押，还被抓到煤矿挖煤劳改。这些政治构陷不仅伤害了其个人，也毁灭了忽小月和他们的爱情。

其次，对历史的偶然性的揭示。“将必然性视为与人无关却要人奉为神圣的铁律，不仅窒息‘人’和‘文学’的生命，也在根本上否定了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关于偶然性的观点，一是强调偶然性本身可以自然纳入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而不是作为必然性的载体，承担言说必然性的工具；二是偶然性的功能体现在加速或推迟历史的发展也即决定历史发展的速度；三是偶然性的命运，是被其他的偶然性所补偿或补充。”17偶然性是历史事实，其在历史发展中亦有独特的功能，因此有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的使命之一恰恰就是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因此历史题材创作完全有权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运用偶然性进行叙事。离开了偶然性就没有任何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可言了。”18《长安》将偶然性作为历史事实和生活事实来加以表现，直接牵连甚至决定人物的命运。忽大年与黑妞儿拜堂之后的“离家出走”和黑妞儿的千里寻夫；连福的命运与其在日军兵工厂因一泡尿解决炮弹工艺难题有直接关系，纯属偶然事件；忽小月从胶东到东北再到“长安”、兄妹重逢，整个过程充满不可预知因素，而她与连福恋爱中刻骨铭心的悲怆和生不如死的痛苦，也是由于彼此误会所造成的无法联系、沟通和重逢造成的；卢可明和毛豆豆的牺牲也具有极大的偶发性；等等。《长安》对历史偶然性的描述，不仅使历史打破了必然性统治的神话，以历史叙事的直接性、具体性破解了历史的神秘性超验性，思考并突出了历史中“人”的主体价值和地位，扩展了小说的情感和审美空间。

四、作为一种建设性资源的“批判性”

《长安》讲述了一个既充满挫折、创痛和焦虑，又洋溢着创新、创造和发展热情的中国故事。作家通过人和国家的历史叙事，重建个人族群主体认同。小说对“长安”坎坷而光荣的历史的回溯，对“长安人”百折不挠齐心聚力共创大业的精神的歌颂，对造就挫折和创痛的社会政治和人性因素的反思与批判，交织出一幅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复杂精神图景。

《长安》中的反思性批判性精神维度，是“秉笔直书”的中国传统史家风范和新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叙事重心并不在以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和历史遗产）与现实的对照，借用历史遗产形成对当下现实的批判。毋宁说，作家通过对历史的交杂感伤、痛苦和追忆、怀恋情感的言说，以实现重寻初心使命和民族振兴的史诗性文学建构。因此，与其说“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记忆被召唤为一种批判性精神资源（如同1990年代的“主旋律”小说和部分“底层叙事”“新左翼写作”那样），不如说，这种记忆在《长安》中被转换为一种现时代语境下的建构性资源。

在“后30年”语境中，小说借助军工题材和军工人形象对“前30年”的讲述，是建构“新（军工）人主体”和当代中国主体的理想主义的政治美学实践。作为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长安》的历史叙事并非要返回“前30年”历史、思想和文化情境，并以之为衡定“后30年”的准绳，小说同样包含“后30年”的重要文化遗产如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并以此为武器反思和批判“前30年”的激进政治理念及其实践。将激进政治从“前30年”中剥离出去，而保留其平等民主内涵和国族主体诉求；将同样极端和庸俗的“私人化”生活政治从“后30年”中剥离出去，而保留其自由自主内涵和合理性个人主体诉求，并在两个“30年”之间建立一种相互映照并汲取彼此合理成分的关系。在《长安》中，沟通两个“30年”，将“故事讲述的年代”和“讲述故事的年代”连接起来的，是奉献牺牲精神、敬业创业精神和大国工匠精神。这是《长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有机联系的价值依据，也是小说讲述一个总体性“中国故事”的价值基底。《长安》内含的“精神”和“价值”观，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统一，它以看似超越时代的普适性精神，传达了现时代的“时代精神”。作家“与时代同步”，文学对时代精神的传达，未必是亦步亦趋或贴标签式的，那种对某些当代主题或命题作罗列、铺陈的做法，并非作家的明智之举。《长安》转向历史经验领域，却用具体而深刻的艺术创造，言说了当代中国经验和时代精神。

进一步看，无论是国族主体性的建构，还是人的、个体的主体性建构，都是20世纪中国经验的重要构成，也是现时代中国文化政治主体建构不可或缺的，亦是能够汲取、转化并由此获得新生的集体记忆和文化遗产。尽管在主流视野的期待中，批判性维度终归需要成为一种积极的建设性资源，但未经深层反思和批判的文化遗产何以、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方能发挥其建设性持久性的能量，文学如何建构具有内在深度的人性、民族性和人类性经验，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

注释

1 如李杨对《乘风破浪》与《乔厂长上任记》的历史关联性研究，参见《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2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6页。

3 丁晓原：《史诗与史诗的深情对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4 5 6 7 [俄]别林斯基：《诗歌的分类与分科》，《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1、584、52页。

8 [匈]卢卡契：《人民性和真实的历史精神》，《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叶逢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9 10 11 [荷]佛克马：《中国和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范智红译，《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12 如白烨指出：“习近平讲话中的‘人民’，则带有极大的普泛性，他讲话中的‘人民’，有时是指民族主体，有时是指社会主人，有时是指广大读者，有时是指服务对象。总体来看，这里的‘人民’，泛指人民大众，是广义性的。”参见《文艺新时代的行动新指南——习近平文艺论述的总体性特征探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13 吴义勤：《人民性与现实主义崇高美学》，《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

14 15 16 [俄]别林斯基：《通史教程》，《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82、381、382页。

17 关于历史叙事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及其功能的分析，参见王金胜《“总体性”困境与宏大叙事的可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

18 童庆炳：《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历史题材文学前沿理论问题》（第1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