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正如有学术同行已经明确提出过的，我们衡量评价一部小说作品，最起码应该从“写什么”“怎么写”，以及“写得怎样”这样三个层面①入手来加以展开。用相应的文学术语来说，这里的“写什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题材问题。从题材的角度来说，阿莹的《长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7月版）当然应该被归入到所谓“工业题材”的范畴之中。然而，一旦提及工业题材，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一题材的创作总体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极不平衡现象：“这一描写范围被严格窄化的所谓‘工业题材’创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它们大多数显得乏味，即使是出自有经验的作家之手。”②只要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稍有了解的朋友，就不会否认洪子诚相关描述与判断的准确性。关键的问题是，导致如此一种不合理现象生成的原因到底何在呢？对此，我也曾经给出过自己的思考：“首先，虽然当下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总体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却依然是一个以乡土文化为主体的农业国家，现代都市工业文化的匮乏乃是导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从中国当代作家的基本文化经验来看，他们大多来自于广大的乡村世界，乡土生存经验的丰富与工业部门生活经验的相对贫乏，乃是中国当代作家所拥有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精神特征。第三，更为根本的一个因素当然还在于从事于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小说家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艺术天赋的问题。”③依照一种相对严格的文学标准，已然超过了七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确非常稀少。除了蒋子龙的一系列工业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其他能够一下子进入我们脑际的相关作品，甚至连一部也找不出来。

既然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如此乏善可陈，那么，大声疾呼相关优秀作品的出现，也就是我们这些从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那些拥有这一方面丰富生活经验的作家，更是应该做出相应的积极努力。而我，也只有在结识阿莹之后，方才得以了解到，他不仅有过在军工企业长期的工作经历，而且也已经在着手创作一部以军工人为主要关注对象的长篇小说。阿莹为《长安》的创作所做的努力，最起码有三个方面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首先，是一种足够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虽然说曾经是一位军工人的阿莹本就有着相当丰富的军工生活经验，但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他仍然在竭尽可能地努力了解把握军工人更多的生活经验。尽管说在生活和文学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相比较而言，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作家对生活一种独具个性的理解与开掘，但能够占有更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却依然是保证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阿莹的这一番看上去多少有点笨拙的“田野调查”，对于小说创作后来所取得的成功，绝对称得上是功不可没。

其次，是来自于文学史的相关“规训”。要想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必须对相关的文学传统有相当的了解。具体到阿莹这里，当他准备动笔创作《长安》这部以军工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就必须对既往工业题材的总体创作情况有所了解。正如阿莹自己在“后记”里所坦承的，为了能够胸有成竹地从事《长安》的写作，他不仅先后阅读了一批国内外的工业题材小说，而且还对这些工业题材小说思想艺术上的得失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深入思考。比如，“我在阅读我国工业题材的小说时，感觉这类作品喜欢沉浸在‘方案’之中。解放后的作品习惯反映技术方案的先进与落后，后来的作品习惯反映改革方案的正确与否，当然这类作品也的确诞生了经典。但我想，我这部长篇小说不应拘泥于方案之争，而应抓住人物在工厂大院里的命运来铺排，所以我将人物置入巨大的工业齿轮中去咬合去博弈，以便释放人物内在的性格。也就是说想努力反映军工人的灵魂轨迹，而没有仅仅将工厂作为一个背景，以使工厂大墙里的喜怒哀乐具有更为深刻的时代烙印。”④能够在广泛阅读文学史上同类作品的同时，不无敏锐地发现既往作品业已模式化了的思想艺术弊端，最大程度地保证了阿莹在《长安》的写作过程中，最起码不会简单地重复这些思想艺术模式。

第三，写作《长安》的过程中，已经有过四十多年文学创作经历的阿莹，为了作品能够拥有更高的思想艺术品质，不仅十几易其稿，而且还四处向文坛各路“诸侯”虔心求教。在当下这样一个人心日益浮躁的时代，一个拥有数十年创作经验的作家，仍然能够对文学抱有一种敬畏之心，仍然能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精益求精地潜心打磨一部长篇小说，只是先后多达十五六次不厌其烦的反复修改行为，就应该获得我们充分的敬意。很大程度上，阿莹的《长安》之所以能够以如此一种成熟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与他这种精益求精的打磨和修改脱不开干系。

与既往的那些工业题材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相比较，阿莹《长安》的值得肯定处究竟何在呢？细细想来，最重要体现在所谓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紧密结合。对于这一点，阿莹自己在“后记”中已经不经意间有所涉及。当他强调既往的那些工业题材小说“喜欢沉浸在‘方案’之中”，强调“解放后的作品习惯反映技术方案的先进与落后，后来的作品习惯反映改革方案的正确与否”的时候，无论是“技术方案”也罢，还是“改革方案”也罢，所有这些围绕种种“方案”展开的工业叙事，实际上都属于我们所指认的所谓宏大叙事的范畴之中。如果具体到工业题材领域，所谓宏大叙事，就是指那些只是一味地注重工厂劳动生产流程的展示与描写的工业题材作品。具体到阿莹的《长安》，其中宏大叙事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客观事实。比如，原先被不无神秘地称之为“八号工程”，后来被称之为长安机械厂的兵工厂，是怎样在西安城墙外的韩信坟，从最初的赶工期修建厂房，到后来的造出一般炮弹，再到后来终于制造出了能够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媲美的二代反坦克火箭弹。比如，在整个长安机械厂由无到有，由最初的一千五百人的规模而最终发展到八千人的大厂的过程中，连福、焦克己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是怎样凭借着自身的智慧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如同忽大年、黄老虎、哈运来这样的厂领导又是怎么样想方设法地战胜各种困难，积极组织劳动生产，终于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北京总部下达的目标和任务。所有这些描写与叙述，全都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长安》中的宏大叙事部分。但除了以上这些直接关注描写长安机械厂差不多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宏大叙事部分，阿莹也还把相当多的笔墨，花费到了以忽大年为突出代表的一众军工人日常生活的展示与描写上。举凡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乃至于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阿莹都以非常细腻的笔触，进行了真正可谓是鞭辟入里的生动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工业题材小说作品，之所以总是令人味同嚼蜡，乏善可陈，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优秀作品，一个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作家们在写作过程中过分地或者说只是一味地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而从根本上忽略了更能够见出人情冷暖的日常叙事的缘故。我们都知道，与工业题材小说的备受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的，乃是乡村题材小说创作以其骄人成就引人注目。在我看来，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其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的日常叙事。也因此，一条切合艺术规律的表达就是，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要想获得相应的思想艺术成功，首先必须做到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更进一步说，还必须使得日常叙事成为文本的主体部分）的有机结合。

注释：

①参阅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王春林《<飞狐>：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新收获》，载《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第176—177页，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1月版。

④阿莹《后记》，见《长安》，第470页，作家出版社202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