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唱和传统与诗歌精神的扩容
来源:文艺报 | 张执浩  2022年03月28日07:46
关键词:唐诗 古典文学

“无情游”算得上是李白贡献给后世的一种高级情感体验。写下《月下独酌》时,李白在长安。诗人在朝中担任翰林待诏,世人皆以为这是他孜孜以求的人生高光时刻,然而,这首诗却向我们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他并不快乐。李白写酒的诗太多了,且大多充满了喜感和酣态,却很少有这样的情景:没有呼朋唤友、酒气熏天的热闹场面,只有月、影、人之间的相互顾盼和怜惜,清寂却并不冷清,歌舞相伴却遗世独立。总之,这不太符合我们心目中所熟悉的那位诗人形象。然而,当我们转念去思想李白的这一生,又不难发现,他热闹风光的生活表象下其实始终怀揣着一颗孤独之心。李白一生并没有多少真正精神意义上的朋友,诗人同道中也只有贺知章、孟浩然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尽管曾与杜甫有过交游的经历,杜甫也多有深情款款的诗作呈献于他,但后者在其心中的分量似乎并不太重。倒是司马承祯、丹丘生等道友是李白十分看重的,沾溉道流,接受道箓,寻仙访道,在李白漫长又曲折的人生线路中,这无疑是一条引人注目的主线,何况他惟一一次侧身朝堂的经历也与他深厚的道缘有关。除此之外,在李白留下的诗篇里,还有一些面孔模糊如汪伦似的人物,这些来自民间和底层的江湖情谊,几乎贯穿了诗人的整个写作生涯。从这个意义来看,李白并非薄情寡义之人,而是他狂放高蹈的性情使然,永远不会被现实生活所羁绊,哪怕行于穷途,也秉持着江湖儿女江湖见的爽朗性格。在觥筹交错的人生现场,李白的孤独或李白似的孤独感,只是若干诗人情感面向的一个缩影,我们能够接受那位“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的酒仙,也就能够接受“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的伶仃人。

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曾长期致力于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诗学的研究,他曾在《中国诗歌译集》序中不无钦羡地指出,当西方的诗人们还在全神贯注地沉溺于爱情书写时,爱情作为文学主题的重要性,在中国诗歌里已经悄然逊位于友谊了。应该说,这样的发现还是极具慧眼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诗经》到汉魏乐府诗,从两情相悦到生死契阔,我们看到,无论汉语诗歌语言在发生和经历着怎样的变化,但诗歌的主题仍然一直聚焦于对爱情的书写和刻录上,男女之情在这一时期被推崇到了至高的位置:“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国风·周南·汝坟》)“愿言追昔爱,情款感四时。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兰若生春阳》)那种爱而不得、得而复失的情感体验,那种丰富、深沉又专注的情感内蕴,占据了古诗里极大的篇幅。这种浓墨重彩的书写局面的形成,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乱世飘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阴阳两隔的情感形态;二是天荒地老的生活现场,造就出了亘古亘今的情感面貌。这两种看似相向而行的情感状态,都能够激发和催生出至清至澈的情感高峰体验。因此,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念:最好的诗都是情诗。我们甚至可以据此进一步推论,最早的诗歌书写者都是以情人的心态,在探触和揣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正是这种近乎“无邪”的书写心态,确保了人类原始情感的纯粹、真挚和内在稳定性。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便是在爱情主题相对集中的这一时期,仍然有大量的文人把目光和笔墨投注在了对现实生活,以及个人内心世界的深层发掘上,他们的书写构成了这一时期文人整体精神的觉醒力量。爱情主题由此逐渐转向为写作者对时光、生命、友情等主题的探究,“人生天地间”或“人生忽如寄”之类的感喟,取代了“以胶投漆中”或“同袍与我违”之类的吁求。其实,这也是汉语诗歌精神内部的一次大规模扩容。诗人文士们在苍茫的时空里探寻着生命的意义,感受着自我的存在,同时也在不断地感应、接收着来自于茫茫时空中的情感波段,以期寻找到同气相求的声音:“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诗经·小雅·伐木》)这声音,就是友谊之声。

在诗歌写作尚未被纳为文人仕士们求取功名的必备条件的时代,诗歌的功用大多在于培育和驯化世道人心,它或许有助于提升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但这种影响仍然局限在圈子内部,是一个人才华和学识的象征,体现着个人的性情和涵养。诗人们之间的友谊往往是从投赠一首诗开始的,之后才有了交游和唱和。这种风气从来不曾间断过,如果说早期还具有某种私密性,只是个人情感的外化手段,那么,后来就慢慢演化成了文学传统的一部分,甚至因其更能体现创作者的真实内心,而成为后世检索诗人情感世界的可靠文本。

唐人孟浩然算得上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唱和诗人,从广义上来看,他一生都在写应景和酬和诗。在孟浩然流传后世的200多首诗篇里,有一首是投赠给张九龄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我看来,这首诗可以视为我们解锁孟浩然平生心路历程的一把钥匙。与很多年轻时代就发愿入仕的诗人不同,孟浩然因家境富庶,无生计之忧,一直捱到了将近四十岁,才萌生出科考的念想,而他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外界朋友的蛊惑:既然大家都认为他才华出众,既然他的好友们都位列朝堂了,自己为何不去试一试呢?于是,公元728年,孟浩然也欣然踏上了科举之途,信心满满,却不料落第了。此事无疑是对他那颗骄傲之心的一次重击。在长安盘桓、干求了一年多后,愤而离京:“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留别王侍御维》)事实上,倘若我们在了解了孟浩然的性情和科考动机后,就不难看出,能否入仕对他来讲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他也没有真正具备报国济世之心。闲散,好玩,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朋友们在一起宴乐,这对孟浩然来讲才是重要的人生大事。在唐代的所有诗人中,孟浩然可能是最受朋友欢迎的一位诗人。我相信,当李白吟哦出“我爱孟夫子”时,一定是发乎真情,否则他不会专程去襄阳寻访这位隐逸的同道;同样,我也相信如下诗句出自于王维真心的赞美:“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在王维的心目中,整个当世朝野或许只有他笔下的这位性情舒朗自如的诗人,才是自己的知音。不然的话,他何必要把孟浩然的画像绘在刺史亭里呢?能收获到李白、王维这些当朝大诗人的情谊,对于时运不济的孟浩然来说,其实已是命运的额外奖赏,而至于能不能出相入将,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那么重要了。公元740年,被朝廷贬往岭南的王昌龄遇赦北归,途经襄阳,专门来鹿门找孟浩然游玩,两人见面心中欢喜,日日饮酒欢宴。孟浩然当时背部患了痈疽毒疮,但还是陪着吃了不少他喜爱的汉水“查头鳊”,结果旧疾复发,病逝于涧南园内。王昌龄强忍悲伤,一路西行至巴陵,意外碰见了同为孟浩然好友的李白,谈及此事,不禁唏嘘不已,作诗《巴陵送李十二》。同年,王维以殿中侍御史身份主持南选,路过襄阳,写下了《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这是诗人之间神秘又浅淡的情谊,笔墨简省,云淡风轻,却饱含了绵绵不绝的悲情。

无论在哪一个世代,在茫茫人海之中,诗人都是少数人,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又必须是传达出多数人共有的情感,通过个人对生活最独特鲜活的体验和发现,来探触人世间最普遍、容载量最大的公共情感生活。从根本上来讲,诗人的限度和诗歌的难度均在于此。诗人无疑是以自我形象存留在世人记忆库中的,但这种形象的塑造并非由某一位诗人来独立完成,它往往有赖于众多诗人的合力建构。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往文学史时,才会有所谓魏晋、初唐、开元、元和,乃至元丰等所谓代际诗人的划分。这种依托于历史断代的截面分类法,固然具有一定的时效和代表性,但仍然会牺牲弥散在诗学内部的诸多个性面貌——恰恰是这样的差异性,才是诗歌的活力所在。浩瀚文牍,我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诗,愿意把诗歌从无数典籍中抽离出来,形成一条勾勒中华文明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更看重诗人面貌的丰富性,以及由这种丰富性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歧义与可能。也许在部分人眼中,诗歌只是生活的附属品或附带产物,但在另外一些人心目中,诗歌却是生活的目的和本身。也就是说,通过诗歌和诗人对待诗歌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触及到汉语语言对民族性格的塑造。每一位诗人对诗歌的不同理解,会造就出不同的诗歌品质,和全然相悖的诗人情貌。无论是“文人相轻”,还是“文人相亲”,都能够通过诗人的思想路径,在人世间找到各种各样的呼应关系。而最高的呼应,还是应该回到对诗歌本身的忠诚度这一层面上来,譬如韩愈与李贺,这对差不多隔代相亲的诗人,凭借他们各自对诗歌的忠诚度,从汉语语言内部发掘出了“呕心沥血”的文学品质,也达成了某种为后世广泛接受的文学友谊。

《旧唐书·元稹传》记载:“(元稹)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近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婉。”而在《旧唐书·白居易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这两则文献记录了唐元和一代诗人里元、白二人,令后世瞠目结舌的情谊。发生在元稹与白居易之间的唱和,最终将诗人之间的友谊推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读元白长庆二集诗》中这样写道:“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傅重微之。再三不晓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究竟是诗歌成全了友谊,还是友谊触发了诗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所有的诗人都是对孤独有着深刻体验的人,而诗歌应该是诗人举在手中的火把,除了能驱赶旷野里的黑暗,还能在黑暗中发现另外的同行者。“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白居易《梦微之》)这应该是一支火把熄灭之后,另一支火把的喃喃自语。

(作者系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