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宋晶在修画

要永远保持对古籍的敬畏心和责任心

宋 晶（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员）

2015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专业毕业后，就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刚到组里的年轻人都会先跟随前辈老师学习古籍操作的基本技术，一边旁观老师们的修复工作，进行模仿学习，一边通过独立完成一套样书的制作熟悉基本操作、掌握不同装帧形式的制作方法。这段时间的学习对于刚入行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不只是技术上的入门，更多还是在日常观察学习的潜移默化中了解这个行业的一些默认的规矩，比如说水杯不可以放在修复桌上，以防万一倾倒，污染书叶；再比如平时工作不穿高跟鞋，移动古籍的时候需要用压书板托在下面，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在移动古籍位置的时候避免意外损伤。这些细节给当年刚入行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修复师们的这些习惯都是出自对古籍的敬畏心和责任心，这些比修复技术更为重要。修复的目的是为了让古籍能够更好、更长久地传承下去，如果无法保持对古籍的责任感，就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修复师。

古籍修复工作是很枯燥的，对修复师的耐心是非常大的考验。不过修复工作也是很有挑战性和成就感的，有些破损非常严重的古籍，已经无法正常展开阅读，甚至碎成好多片或者粘在一起成了书砖，通过仔细的调查分析，制定详细的修复计划，经过耐心细致的整理修复，最终最大程度恢复书籍的原貌，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2017年至2018年，我有幸参与了“天禄琳琅”修复项目，这是我在国图参与的第一个大型修复项目。从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的我还只能算是修复新人，所以当初修复的时候，一直在看着组里前辈的修复来参考学习，同时每个修复步骤操作之前我都要找老师请教，确定是否合适，再三确认没问题之后才敢动手。这一册古籍的修复周期非常长，在修复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不是指简单的操作技术，更多是面对不同的状况该怎么分析判断，在保护古籍的前提下选择最恰当的修复方式。

书画修复和古籍修复技术上存在很大差异，组长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组成修复团队，一起学习，一起训练，一起定方案，一起完成修复。这段经历很好地培养了我的团队意识，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古籍的装帧形式有很多种，除了常见的线装等之外，像舆图、金石拓片等是以经折、册页、立轴等形式来装帧保存的。而书画修复工作的经验积累也为掌握这类藏品的修复技术打下了基础。在今年启动的一批馆藏珍贵古籍修复项目中，我主要负责的就是部分经折装舆图和裱轴拓片的修复工作。以其中的2张克鼎拓片为例，原件破损严重，画心完全断裂，大面积缺失，有严重污渍，局部纸张絮化。经过这些年的经验积累，我已经可以独立完成对藏品情况的分析判断、实验检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修复方案，并最终完成修复工作。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古籍修复不只是对文物藏品的修复，其技艺自身也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在国图的这些年，见证了古籍修复技艺得到传承的同时，人们还会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努力实现创新发展。除了传统的修复技艺学习训练之外，我们还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很多古籍所用的材料目前已经没办法在市场上直接购买了，以前可能只能通过老师们的经验判断，寻找相似度最高的材料来进行修复，但现在我们可以引入一些科学分析手段，分析纸张的纤维成分、丝织品的结构数据，再根据检测结果来进行仿制，就可以定制出最为接近原件的修复材料。我们最近在修复的敦煌遗书和永乐大典都是用上述方法来实现材料定制的。定制出材料之后，再根据相关检测结果和文献资料记载，判断当时使用的染料，模拟染色，并进行材料老化，这样处理之后的材料无论从材质、颜色还是老化程度上都会与原件最大限度贴近，既可以保证修复效果，又因为相似的材料和老化程度，在之后的传承中也可以保证原件与修复处相对同步的老化进程，不会随时间加重差异，保证修复效果的可持续性。

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主题为“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作为一名修复师，我深刻地感受到近些年国家对古籍修复越来越重视，相关的拍摄和宣传越来越多，这也让古籍修复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走进人们的现代生活。唤醒更多人的古籍保护意识，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怎么做会对古籍造成伤害，怎样保存会达到更好的保护效果。古籍修复技艺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活态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局限于对前辈技艺简单的学习和继承，而是充分发挥年轻多学科背景的优势，将更多的知识技术引到这一领域，在原有的基础上开拓视野，不断尝试创新创造，激发出新的活力。（ 程佳 采访整理）

在研究中见证古籍修复的价值和变迁

刘 蔷（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是一位古籍版本研究专家，出于研究工作需要，我经常会去中国国家图书馆浏览馆藏书籍。自2009年起，由我着手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海内外现存清宫天禄琳琅书的调查与研究”，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中的“天禄琳琅”藏书，在对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书修复的过程中，我也走近了国图中从事古籍修复的工作者。

“天禄琳琅”是清代乾隆年间将皇宫各处藏书中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掇其菁华置于昭仁殿而成的重要藏书。虽贵为宫廷善本专藏，但从建立直至20世纪50年代，几经坎坷，磨难频生。其间，火、盗、兵、蠹，致使前编书尽毁，后编藏书也有损佚，664部中已有近40部不见影踪，存世的600余部主要存藏于大陆和我国台湾地区。我的学术工作就是从事古籍版本学和目录学方面的研究，要确立《天禄琳琅书目》在版本学和目录学史上的学术地位，我课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存世的664部“天禄琳琅”书找到。

在长达10年的调查中，我不断进出国图查阅古籍馆藏，确认了国图是典藏“天禄琳琅”书在台北故宫之外的第二大收藏单位。国图所藏的“天禄琳琅”书的特点，一是宋元版书的比例高；二是书籍残缺的数量多，每一部书背后都有一个辗转曲折的流传故事。我的深入研究也推动着国图对馆藏“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的启动。2013年6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完成了“天禄琳琅”未编书的编目，并对其进行了破损情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批书籍中10%属于一级破损，急需抢救性修复，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此为契机，计划开展“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用若干年时间完成对这批珍贵古籍的修复，随后，邀请古籍修复领域有关专家对“天禄琳琅”修复方案和工作计划进行论证。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正式启动，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担任首席专家。经过8年多的努力，项目涉及的破损古籍全部修复完成，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多达300多册重度残损的古籍需要修复，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我曾主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焚余书”（特指抗战时期曾经战火而幸存的一批古籍）的整理和修复，因此对古籍修复所涉及的工作、技法都有所了解。古籍修补是一门复杂精深的传统工艺，一部书的修补需要很多道工序，如揭页、去污、去霉、洗净、整补虫蛀鼠噬痕迹、补齐烧焦缺损书页、溜口、装帧成册等。同时，修补者还需要细致耐心以及不厌其烦的工作精神。最重要的是，这些古籍所具备的文物价值，令它们保留着特定时代的美，修复古书不仅是保持和延续古书原有的文物价值，还要延续、不能破坏这种美。“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可见古籍修复对参加修补工作人员的要求之高，同时，他们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可想而知。

整理、修复古籍需要付出很多心血。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中提到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便是描述古籍修复师应具备的本领。一位合格的修复师，不仅需要高超的修复技术，还要集古籍版本知识、保护知识、文史知识、艺术审美于一身，并且能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可谓是一种修心之旅。在工作中我接触、熟识的朱振彬，眼见他20年来悉心完成国图古籍修复工作，头发从乌黑变成花白。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同样承接着这一指示精神，在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营造良好氛围。站在古籍保护、修复的角度，我认为，如今古籍修复工作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修复人才也在迅速成长。以“天禄琳琅”修复项目为代表的契机和平台，让修复人才在实战中得到锻炼。

结合10年来古籍保护和修复的发展历程，我心生感慨：通过“天禄琳琅”书200余年聚散和当今被重视、被修复的经历，可以看到书运的通厄，反映的是文运的盛衰，又折射出国运的兴败。（于帆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