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6月25日至28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湖北省文联、武汉市文联主办的“一曲弦歌动四方——重温《凤凰琴》系列文艺活动”在湖北英山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阎晶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湖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邓务贵，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张士军，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李蓉，英山县委书记郑光文等出席并致辞。於可训、陈思和、潘凯雄、何向阳、何弘、丁帆、南帆、李师东、程永新、汪政、王春林、韩春燕、李遇春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活动。

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刘醒龙是写作上的多面手，他在小说、散文以及剧本创作方面都有重要收获，甚至可以说，他也是文艺创作上的多面手，除了文学写作之外，他在书法等艺术方面也有很深造诣。作为小说家的刘醒龙，他的创作起步早，更难得的是，他坚持创作四十年以上，四十年坚持从事一项事业，始终保持高水准和新突破，这非常难得。他同时有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组织工作的履历。

作为小说家，刘醒龙的创作体裁多样、题材宽广。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创作上都有不俗成绩，从题材上讲，既有革命历史题材，如《圣天门口》，也有现实与历史相互映照的题材，如《黄冈秘卷》，然而刘醒龙创作史上最具影响力、最能够体现他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以及艺术成就的，是从《凤凰琴》到《天行者》的现实题材创作，是他对乡村教师这一具有特定历史印迹的社会角色的真切关注，真实表现，真情礼赞。乡村教师，乡村里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里的最基层者，他们身上有着多重特质，他们直面贫穷与落后的残酷，同时又承担着传承文化的责任，还有自身身份的尴尬与焦虑，比如转正与转不正，等等。

从小说意义上讲，刘醒龙抓住的不是一个题材，不是说他塑造了乡村教师就是为当代中国文学填补了一个形象空白，更重要的是他借助这样一个社会角色，捕捉到了人物的复杂性，刘醒龙紧紧抓住乡村教师这一社会身份的特性，并为之注入鲜明的时代特点，乡村教师是文化坚守者、传播者，也是个人理想的奋斗者，同时又是无私奉献者，在他们身上，一样，高扬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鲜明主题。

回首一百年前，鲁迅塑造孔乙己这一形象时，那种悲苦、窘迫，一个底层知识分子的不幸令人唏嘘。《凤凰琴》《天行者》中的张英才等，依然是小人物、小知识分子，却有一颗黄金般的心，有着高扬的理想和崇高的境界，这就是时代之变，也是作家的诚实，从中体现着文学表现时代质变的力量。自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通过描写小人物，尤其是小知识分子在大时代当中的命运变迁，从而反映历史，表现现实，有很多例证，刘醒龙的创作在这一序列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刘醒龙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荆楚文风与大别山的淳厚相得益彰。他的作品体现出炽热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在刘醒龙那里，不是标签，不是口号，不是创作谈里的表态，他写出了生活你的艰辛、事业的艰难，更写出了人性的温暖。他没有回避矛盾，恰恰是在揭示利益冲突和矛盾斗争的过程当中，把平凡人的生活写得复杂多样，在揭示问题中弘扬了时代主旋律。

一个作家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故乡。受到故乡人的欢迎，这并不单单是人们对他所取得的成就、获得的荣誉的一种认可，或为之骄傲，更是因为他写的就是故乡、故乡人，他的作品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有着直接的关联。他让故乡的人们从中感受到一种亲切和温暖，这正好体现了总书记所强调的“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的创作宗旨。今天这个活动在刘醒龙的家乡英山举行，可以说意义是多重的。祝贺刘醒龙，感谢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对文学事业的高度重视。感谢各位专家，希望接下来的学术研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徐粤春（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中国评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刘醒龙的《凤凰琴》及《天行者》是以文立心、以文立魂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两部小说塑造出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乡村教师形象，并以高贵的人文精神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乡村教师谱写了一曲生命赞歌，以史诗品格忠实记录了人民群众为发展乡村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奋斗、牺牲和奉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进程中一支坚实而又清晰的文学脚印，他们身上体现的人性光辉和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我们期待今天的中国作家、艺术家能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满腔热情和全部身心去拥抱现实，用灵魂去反映、去描绘、去书写新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云激荡，为后人留下更多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精品。

何向阳（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作为这次的主办方之一非常荣幸。我和《凤凰琴》的缘分还是很深的，一九九二年发表的时候我就是读者之一，然后一九九四年我在河南工作，河南有一位导演拍了一个四集的《凤凰琴》的电视连续剧，我当时是一个电视剧的副导演之一。还有一层缘分，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工程中出版了一套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我选了刘醒龙先生的《凤凰琴》，百年百人百部，从鲁迅先生开始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整个一百年的历程。

我最想表达的就是，《凤凰琴》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意义是真实再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乡村民办教师的际遇、命运和情操，完整体现了一位作者为人民书写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凤凰琴》和《天行者》都是现实主义的杰作。

《天行者》获得了文学长篇小说国家级的最高奖就是茅盾文学奖，是二〇〇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九二年在《凤凰琴》发表了以后引起了文艺传播的高潮，电影《凤凰琴》获得了金鸡奖，百花奖和华表奖，这个是非常罕见的，而且都是最佳故事片奖，就是它是以内容为王的，就是文学性是第一的。另外改编的电视剧也获得了电视剧的最高奖飞天奖，作为一个文学的文本它向艺术的辐射力，后来在话剧舞台上，在一些舞台剧上也有传播，包括一些广播对小说的宣传，掀起了文艺传播的热潮。它的群众性和人民性都体现出来了。同时还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变化。

我认为刘醒龙的《凤凰琴》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推动了整个社会进步的潮流，能与其影响力相当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比如莫言的《蛙》就对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转型产生了影响，而《凤凰琴》则让整个社会开始关注知识分子，尤其是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凤凰琴》发表以来的这三十年，即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是从改革开放一直到新时代的过程，我愿意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考量《凤凰琴》这部作品。在《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的总序里，我谈到小说是留给后来者的考古学，它面对的不是土层和古物，但是发掘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它面向的是民族精神最深层的奥秘。作家这个田野考察者交给我们的是他的个人的报告，是一份份关于民族心灵的记录，有一天把这些报告收集起来，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份长长的报告，在报告的封面应写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考古。

陈思和（复旦大学资深教授）：

疫情以后我几乎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了，但是很奇怪，我连续参加的两次会议都是刘醒龙作品的讨论会，今天是第二次了，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这个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第一个感受是，《凤凰琴》以中篇小说的体量囊括了长篇小说的结构，虽然囿于篇幅限制，不能进行很深入的心理描写，但却刻画出了其中每个老师的变化，读起来非常饱满、实在，一点没有虚的地方。

第二个感觉是，《凤凰琴》的意向到底是什么？在一般的小说或者其他的文学作品里，如果出现了琴的意象，多半是有点暗示爱情故事或者是感情故事，比如知音、断琴等等，但是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特别感到意外，我才知道这个故事是很震撼人心的。那么反过来想，我觉得凤凰琴的意象就非常明确了，它象征着乡村教师的命运，象征着乡村教师要改变自己命运所做出的努力，我觉得这是为整个时代留下的烙印，留下了一个以后的孩子可能不明白，但他应该去探索、去了解的历史。

我还有一点感受，这个作品是很壮丽、很凄凉的，刘醒龙在处理生活线索的时候其实记录的是很残酷的现实生活，我感兴趣的是刘醒龙在写乡村教师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时候写出了一个非常感人、非常温馨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虽然教师利用学生家长的劳动力来帮助解决劳动贫乏和生活问题，但转而他们又为学生付书费，帮他们安排吃住等等，这里就形成了师生、农村、农民、知识分子这样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这里可贵的是在中国的民间山区还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的美德，就是农民对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尊重，这个关系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它给了我一个非常美好的乡村印象，尽管他们很贫困，他们很被动，甚至于很痛苦，但从他们亲密无间的互助关系的体现中，我觉得醒龙是有创见的。他把真正潜伏在农村的生命力和力量都写出来了，他笔下的这些农村的场景是有力量的，跟启蒙小说不一样，启蒙小说是去帮助农民、拯救农民、教育农民，可这里的知识分子也是农村的成员，他给了民间一个非常广阔的视角，这一点与小说中老师为了去竞争转正的名额而争斗这样一种比较壮烈的状态形成了互补，这个互补里既有知识分子要改变命运或者个人要改变命运的追求，也有农村集体的力量。

第三个感受，就是里面写出了人生的变化，我们的很多作品，尤其是现当代很多作品人物的出场基本上是在陈述一件事，人物本身的思想和心理是没有反差和变化的，而因为《凤凰琴》具有长篇小说的结构，它写了每个人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很重要的，这些变化如果运用到长篇小说里就会有很丰富的展示，虽然它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是我觉得是写得成功的。因为这篇小说写于一九九二年，那个时候正好市场经济刚刚开始，还存在最后的桃花源，所以这篇小说我觉得是传统农村的民间生活模型，这个模型随着后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大规模的离开又发生了变化！

於可训（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刘醒龙的《凤凰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虽不能说它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但在促成这个问题解决的影响力上却不容小觑，那就是让中国乡村教师最后得以全部转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部作品促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的命运改变，这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毫不夸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关心乡村教师这个最基层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作家和作品不是很多，我能想起的有叶圣陶先生笔下的那些“灰色的小人物”，虽然刘醒龙写的也是小人物，但却不是灰色的。他们虽然很贫困、地位很低下，但却有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有自己的职业自信，并怀抱理想。此外，刘醒龙的作品是面对中国现实、面对中国问题的，不旨在解决启蒙叙事的抽象的概念问题，这个我觉得是他创作中最了不起的地方。他近几年的作品已经进入了中国问题的叙事框架，这也是我们今天谈刘醒龙作品的现实主义意义之所在。现实主义不仅是写现实的东西，还得用你的思想去写现实，刘醒龙作品的这种写作思想是我们应该给予特别关注的。

丁帆（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毋庸置疑，《凤凰琴》是成功的，它突破了《村支书》观念的局限性，占领了当年悲剧美学写作的制高点，以致后来我对改编的《凤凰琴》电影淡化悲剧色彩的篡改极不满意，觉得电影远不如原作更有现实主义的悲剧美学意识，无形中竟消弭了小说中的悲剧美学。

《凤凰琴》是一个标杆，它是刘醒龙后来作品美学风格的一次定位，我以为这部作品所获得的许许多多的荣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悲剧美学效应给刘醒龙日后的小说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带来了强大的活力，一步一个台阶一直走到《圣天门口》。毫无疑问，是悲剧的力量使刘醒龙的作品别具一格，与同时代、同题材许多作家的风格不同，刘醒龙的小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从中国乡土小说领域来说，它在题材上的突破是有创新性的，从一贯被冷落的中国教育题材小说创作上来说，这种触及广大农村基层教育命门的作品从内涵到形式的悲剧叙说又是前所不及的，作品并不仅仅停留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悲剧美学引起同情的基础上，而是开掘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悲剧写作场域，将英雄情节置于普遍的底层知识者和追求知识者的身上，开启了悲剧英雄的新篇章。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

《凤凰琴》这部作品的时代性是建立在它的真实性的基础上，或者反过来说，它的真实性是建立在时代性的基础上，他把那个时候的民心、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及人民的愿望表达出来了。故事虽然很凄凉，却因为其中精彩的反讽手法，读起来妙趣横生。所以好的小说的情感得是丰富多样的、变化的，它甚至可以是矛盾的，它有所悲哀却又豪迈，但它又终究是在讲述那些为乡村教育事业奉献和牺牲的故事。

《凤凰琴》发表三十年了，但刘醒龙的创作追求始终不渝，他在每一部作品里都想突破自己、超越自己，所以他后来的很多小说都有对二十世纪历史的把握，这种把握非常有力道，但是他却在怀念乡村派的语言，他的描写性、叙说性以及他下笔的狠辣，让我非常震惊，也充满期待。

南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刘醒龙的作品常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悠长的感动，是对人间温情的认可，是一种宽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凤凰琴》中的很多人物并没有很高的知识水平，但他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卑微却坚韧的人生追求，并不非常耀眼，但却有持续的人性的闪光。他们并不是非常彪悍一往无前的英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缺陷，但即使屡屡遭受生活的各种挫折，也不能淹没他们的良善，他们就是在这种良善之中，在一种非常简陋的教学形式和艰辛的生活之中，在失望与希望不断交替中成长起来的乡村知识分子。

实际上，作家的身份驱使刘醒龙从人物性格和冲突戏剧化上展示问题、展示人物的感情，包括年轻人的生活追求与艰苦现实之间的矛盾，包括展示乡村教师苦苦的期盼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刘醒龙在人物的悲欢离合和爱恨情愁之间察觉到社会问题的复杂程度，进而展示了掩藏于这个社会问题内部的人性的深度，我觉得这是《凤凰琴》在文学意义上对教育问题的真正的贡献。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从普通人的追求和愿望中发掘历史的动向，从普通人的情感波澜中发现社会问题，应该从普通人的日常言行中发现宏大和诗意，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生最生动的诠释。这即是刘醒龙文学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了。

蒋述卓（暨南大学教授、广东省作协主席）：

《凤凰琴》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却充满了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充满了人性的关怀，这种悲天悯人主要是通过人性的表达、人物的命运来刻画和展现的。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里既有悲壮，又有温情，充满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按照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其实刘醒龙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握了。其中，凤凰琴的出现是一个意象、一种精神。很平凡、很朴素，在大山深处不为人重视，但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仍然努力拼搏，不忘初心，忠于职守，追求改变，敬业奉献。另外，《凤凰琴》中的典型的场景，比如说升国旗、唱国歌，用笛子来伴奏，这个画面将永远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景象。

李师东（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总经理、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

刘醒龙的《凤凰琴》是三十年前我在《青年文学》工作时编发的，当时我们围绕文本策划了不少活动，比如开研讨会、出版《凤凰琴》的单行本、联系同名小说电影的改编，还专门邀请刘醒龙参加《青年文学》创刊十周年的纪念会。当时我不会想到三十年后“凤凰琴”成了地名——湖北还有个“凤凰琴村”，同时也不会想到时隔三十年，在英山会有这样一个隆重的重温《凤凰琴》的活动。《青年文学》创刊以来，发表过的作品众多，有些当时反响不错，后来却时过境迁了，但像刘醒龙的《凤凰琴》到如今仍非常有影响力的为数不多，同时它也是现在被我们生活化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我认为可从三个纬度研究《凤凰琴》。第一，作者的创作纬度。我觉得可以从发散学的角度进行切入，从刘醒龙三十多年的创作脉络中去梳理，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价值；第二，作品的现实性。《凤凰琴》在上世纪就是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中生成，我认为有必要重返当时的现场，走进相应的社会文化语境去探寻《凤凰琴》产生影响的深层机制和传播的特点；第三，文学经典化。当代文学经典化是中国社会文学繁荣发展的成果展示，同时也是我们历史自觉、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三十年后重温《凤凰琴》，正在是在积极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有效语境，给新一代的文学创作提供经验和启示。

王尧（苏州大学教授）：

《凤凰琴》具有文学史和社会史的双重属性，既写了乡村教师，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何为生活，它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也起了一些重要的作用，更得以证明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是可以在当下生存的。

同时，《凤凰琴》实际上也提供了一种分享艰难的写作方式，它的人物形象是非典型的，它不是消费悲情，也不是滥情和煽情，而是提供了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来回答时代关切的问题的形式，具备充分的现实主义的特点，但是也包含现代性的特点。因此，刘醒龙在《凤凰琴》和之后的《分享艰难》中创造的一系列的创作方法也是我们在研究创作时需要关注的。

吴俊（南京大学教授、校长助理）：

我想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开拓的视角来谈谈文学史和类型小说。首先，是对作家个人而言的文学重塑和再造。它是作家的标志性或者特征性的写作方式之一，鲁迅的《野草》其实也是属于个人文体的重塑，这一点对于作家研究来说是探讨作家创作经历一个重要的路径。

其次，是关于文学史。从来都只有少数作家被聚焦，能够代表一个时代主流文化现象的作家才能成为伴随文学史研究的经典作家。只有少数作家能够体现每一个时代文学或明或暗的发展变化，并且只有能提供主流文体和思想价值观的作家才能成为一个伴随文学史的作家。从这一点来说，刘醒龙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到新时代文学的一个标杆性的作家、经典性的作家，这也是讨论文学史的路径。

最后，从类型小说来看，狭义的类型小说的出现可以说是现代文体诞生以后的事情，但如果从广义的小说文体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类型文学、类型叙事的写作跟人类文学写作的历史一样长久，它诞生于原型主题叙说，在写作的书写形态上史诗具有历史和记忆的功能，还具有人类经验的教化功能，在专业范围内可以认为它具有一种教育属性。在这一点上，历史性记载、历史文体、教育文体通过文学的方式写作可以说是各个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最悠久的书写形态。如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育，从这个角度而言，刘醒龙的作品也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汪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今天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反复被大家证明的前提，就是说刘醒龙的《凤凰琴》已经是一个经典了，然后很多老师都在讨论它为什么能成为经典？《凤凰琴》在一定意义上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作品。我想换一个视角，就是语言学的介入与《凤凰琴》的经典化。我对文学经典最高的评价就是它应该是一个知识，文学如果是经典的话必须是知识，而不仅是一个作品。一部文学作品要成为经典必须要出圈，如果只在文学里面讨论它肯定不是经典，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是只在文学的范围里自成经典的。《凤凰琴》已发表三十年了，可以来编刘醒龙文学辞典了，当然这个可能有一点夸张，但这是一种方向、是一种路径。所以从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黄冈秘卷》《蟠虺》，一直到《凤凰琴》和《天行者》，刘醒龙在知识书写上已经建构了多少个系统？我们要细细想一想，只有这样才可以抵近刘醒龙的知识核心。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们有一个共识，基本上认为《凤凰琴》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参与社会议题的现象级的文本。一个现象级的文本怎样成为一个文学的经典？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现象级的文本特别多，但是我们今天除了在文学史书上看到这样的一些作品的名字之外，平时的国民阅读中间很少再提及这样一些在八十年代有影响的现象级文本，但是刘醒龙的《凤凰琴》在三十年以后我们依然在谈论它。《凤凰琴》如何从当时的现实主义级文本变成一个文学经典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现象级的文本到最后怎么可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怎么样延续和扩展它的生命周期，它跟在怎样的土壤上生长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研究《凤凰琴》肯定要观察刘醒龙的文学创作是在怎样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他的文学起点是什么。二是一个所谓的现实主义级的文本跟他的文学创作可以走多远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谈《凤凰琴》当然会谈到《天行者》，但是我们还会把在《天行者》之前刘醒龙很多的长篇，比如《圣天门口》《分享艰难》《生命是劳动与仁慈》这样的长篇小说，在《天行者》之后还有《蟠虺》、《黄冈密卷》这样的一些长篇小说。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创作的话，我们今天可能也不会去谈论《凤凰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刘醒龙这样的一位作家是一个既有现象级文本，同时也有真正意义上文学经典的作家。

李遇春（武汉大学教授、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凤凰琴》发表三十年研讨会的召开意义非凡，今天我想谈一谈，《凤凰琴》的经典化意义，我觉得它的经典性和经典内涵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的：

第一，它可以打动人，文学首先要作用于人的灵魂、作用于人的心灵。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很多文学作品可以用理性的“手术刀”进行剖析，但却不一定能感动我们，而真正的文学经典首先要在情感上俘获读者的心，而后才能经得住理性和学理的双重剖析。刘醒龙的创作就包含了浓得化不开的情感，那是对乡土的情感。他曾说，再伟大的人回到故乡都是孙子，因为你必须对故乡怀着深厚的情感。所以大量的情感投入，就是他作品感人至深的重要因素。

第二，理性的因素。《凤凰琴》的创作是包含了多种话语体系的，不难发现，在情节的推进中，小说由一个启蒙的故事演变为对中国的底层民间知识分子身上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人格魅力的赞扬，即由启蒙进入到中国本土传统的文化，进入到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精神的血脉。同时这也是主旋律的文学作品，传达了正能量，因为它通过大山、小学、乡村教师所体现了对国旗的崇拜。最终，政治的话语、精英的启蒙话语包括传统本土的话语完成了充分融合。所以虽然这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是里面所包含的思想能量是非常复杂，是三合一的，这是它成为经典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理性因素的融合。

第三，在艺术性上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方式，以乡村教师转正为中心故事，采用中国传统美学理念、中国小说美学，包括绘画技巧里的散点透视方式，将多个独具特点的人物是并置共同的存在，共同塑造了这样一部非常中国化的小说。我认为这是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转折之际，出现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一部焦点性的经典性的作品。

王春林（《小说评论》主编）：

《凤凰琴》经过三十年的时间检验后已完成了它的初步的经典化的过程，这是什么意思呢？《凤凰琴》是一个中篇小说，后来以《凤凰琴》为基础又延伸出了长篇小说《天行者》，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天行者》《凤凰琴》往往是在谈论同一部作品。就是说，当我们谈《凤凰琴》已经完成了初步经典化的过程的时候，可能也是在说《天行者》已完成了初步经典化的过程，其实刘醒龙不仅是《凤凰琴》和《天行者》，还有我个人很喜欢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我觉得也是完成了经典化过程的一部小说。今天的会议让我想起二〇〇五年在大连召开的中国小说学会年会，在那个年会上我有一个发言，后来在会议综述有一段话，既提到了毕老师，也提到了我，这个可能和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是有关联的，这一段话是这么说的：“毕光明通过对短篇小说文本的分析，指认一个小说经典正在生成时代的到来，而王春林则从自己近几年来对长篇小说的追踪式阅读体验来确证了毕光明观点的合理有效性，他认为最起码如莫言《檀香刑》、王蒙《青狐》、贾平凹《秦腔》、格非《人面桃花》、刘醒龙《圣天门口》等均可被视作优秀的带有明确经典意味的长篇小说，从普遍的文化形态来看，我们似乎总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身边有巨人存在、有杰作产生，这样的一种漠视当下文学存在的心态显然是不可取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样一种文学现实的存在，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文学小说经典生成的时代正在到来。”当时其实毕老师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在中国文学界已经出现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迹象了，比如现在莫言已经拿了诺贝尔奖了，《凤凰琴》已经三十年了。我认为《凤凰琴》《天行者》再加上《圣天门口》，刘醒龙目前的很多作品已经完成了他的经典化的过程，这是我要表达的第一个意思。

我想表达的第二个意思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七十年形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作家群体，我愿意把其中一个群体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一代，另一个群体我愿意称之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白银一代，这个“黄金一代”指的是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作家，包括醒龙先生在内，包括莫言和贾平凹等等一系列的作家，就是这一批作家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一代。原因是在他们成长的关键阶段，即他们的童年经历过生活的苦难，体验过人生的苦难。很重要的是，等他们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更好赶上了非常重要的八十年代，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新启蒙的时代。除此之外，还有他们文学创作的天赋，这个是没有办法讨论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在以上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学的黄金一代。

至于中国文学的“白金一代”，主要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这一批作家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群体。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非常重要的作家群体，我觉得同样也跟八十年代启蒙的时代紧密相关，八十年代是这一批作家成长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时期，打下了他们的思想底色和精神底色。我认为，黄金一代作家、白银一代作家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两个非常重要的作家群体，这两个作家群体的形成又正好和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关系非常密切，这个问题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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