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些年《劳动者的星辰》（2022）、《我在北京送快递》（2023）、《我的母亲做保洁》（2023）、《我的皮村兄妹》（2024）等与劳动者相关的非虚构作品引起关注。[1]这些作品的作者是多元的，《我的皮村兄妹》的作者袁凌是记者出身的非虚构作家，《我的母亲做保洁》的作者张小满做过记者、目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是尝试过文学创作的快递员，《劳动者的星辰》的作者是从事家政、布展、地摊商贩等工作的打工者，来自北京皮村文学小组。相比袁凌、张小满二人，胡安焉和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属于素人作者，他们以“我”为视角讲述自己打工、工作的故事，这种“做什么，写什么”的书写模式既与非虚构写作中强调以自己为方法的自我民族志和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的自述体有关，也与20世纪以来以群众为主体的写作运动的传统有关。本文聚焦北京皮村文学小组（2020年改名为新工人文学小组）中家政女工的文学创作，她们以自己的故事为主，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从事家务劳动以及在城乡之间漂泊的生命史。笔者选取这些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家”，从四个角度解读她们与四个“家”的关系，分别是丈夫之“家”、雇主之“家”、母亲之“家”和公益之“家”，既对应着生活、工作、被生养和精神满足的地方，也表征着每个人生命中所处的四个空间，只是对于不同的性别、不同的阶层而言，他们对这四个空间有不同的体认。“家”在中国有着丰富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一个健全和健康的家庭，可以继续有效履行尚未社会化的家庭功能，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安宁和可持续性发展奠定基础。首先，“家”经常与“国”放在一起，中国人是通过“家”来体认“国”，或者说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理解为像“家”一样的政治、社会和伦理秩序，20世纪以来对现代家庭的形塑始终是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隐喻；二是“家”是社会或者说良好社群的象征，公司、单位都被想象为一种公司之家、单位之家，仿佛“家”是庇护、温暖、互助的空间；三是“家”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在封建时代往往与家族、宗族联系在一起，到现代之后，现代家庭变成了小家，“家”是个体被养育、成“家”立业的中介。可以说，这些家政女工以“家”为主题的文学书写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不仅展现了成千上万的打工人在工作场景、家庭等社会空间中的多重异化，而且通过文学创作实践追求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普遍价值。

一、家政女工的文学创作：从被书写对象到文学书写者

家政工是指在家庭空间中从事月嫂、保洁、保姆、护理、小时工等家务服务的劳动者。在古代社会是封建主仆关系上的佣人、仆人、下人从事的工作，而在现代社会则是建立在雇佣关系上的家务劳动。

在劳动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领域中对家政工及家政劳动进行过深入讨论，大致有三个角度，一是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雇佣劳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家务劳动由跨国劳工承担，这就涉及全球化浪潮中跨国家政女工的生存状况，以及代际迁移对她们自身及其家庭的影响[2]；二是从社会不平等视角出发，关注女工与雇主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性别、种族和公民身份，有学者提出，许多家政工因移民身份而无法像雇主一样享有公民应有的待遇。性别、种族和公民身份是主－雇之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体现。[3]在人类学与劳动社会学视角下，有学者认为“作为阈限主体的家政工与雇主母亲之间身份转换与地位逆转并不能消解结构的秩序与差别，但她们在阈限中积极地参与到某种结构中去，尽管这种结构是幻想的、虚拟的，但仍然能为家政工提供极大的满足感，它的最终效果是为结构等级中不同阶层提出和解，阶层间有可能建立良性的社会关系”[4]；三是关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争论，是通过更社会化的方式解决家庭养育、养老问题，还是把家政服务放置到家庭内部来解决，而且家务劳动中还存在性别分工问题，妻子、母亲等女性承担了更多家务劳动，这种不可见的家务劳动变成了不被报酬化的隐形劳动，在家务劳动领域需要推动性别平等。如有学者用情感商品化来关注家务劳动本身[5]，认为家政工需要根据雇主的要求来“压抑”和“引发”自己的感情，从而造成自我的分裂。[6]由于不能表达真实的情感，家政工逐渐与自己真实的情感疏离，导致情感上的异化。[7]近年来，国内有学者综合以上维度，从整体上认为女性内部的阶级分化，是导致跨国家政女工的替代劳动衍化为特权阶级女性寻求解放的工具的原因。对来自南方国家的贫穷跨国家政女工来说，成为特权阶级女性的家务劳动替代者非但不是实现性别阶级跨越的正道，还使其在伦理位序中降格，进而实质性地沦为仆从性的存在。父权制伤害、资本主义剥削与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压迫，三者彼此交织，共同造就了跨国家政女工面临的消极境遇。[8]

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家政工、保姆的形象。简而言之，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形成了三种家政女工的文化想象，一是受苦的可怜人，如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阿Q正传》中的吴妈，老舍的《骆驼祥子》里的高妈，茅盾的《子夜》里的王妈，吴组缃的《官官的补品》里的奶妈，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的宋妈等，这些老妈子是伺候老爷、地主的下等人；二是大地之母般伟大的女性，如鲁迅的《朝花夕拾》中的《阿长与<山海经>》里塑造的一位养育、教育“我”的奶妈“长妈妈”的形象，诗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中对遭遇不幸和困苦的保姆的赞美，这些叙述来自被照顾者男性少爷的视角，奶妈则是善良的奉献者和启蒙教育者；三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打工者，如张爱玲的《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娘姨阿小是个要强的都市女性、张抗抗的《寄居人》把保姆作为都市里的“寄居人”、王安忆的《富萍》中的阿姨富萍是从乡下到城市闯荡的女性、刘庆邦“保姆系列”小说《找不着北：保姆在北京》借保姆的视角来书写城市生活的另一面等，这些作品把从事家政工作的阿姨作为社会边缘人来书写，她们虽然经常遭遇雇主的歧视，但也是有自主意识的现代女性。

这些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保姆形象，在专业作家笔下，是在社会阶层和性别意义上处于弱势位置的都市景观中的他者。对于本文所分析的家政女工写作者来说，她们身兼两职，在家里是生育、家务的免费劳动力，在外面则是从事家政劳动的、为家里挣钱的女工，她们不再是被现当代作家书写的对象，而是成为参与文学创作的主体，提供了从家政女工内部来观察其劳动状况的维度。2022年出版的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收录了皮村文学小组9位成员的作品，其中范雨素、李若、施洪丽、王成秀、李文丽等五位作者是女性，她们大都从事家政工作。在此之前，在皮村文学小组主编的《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作品集》中，除了以上五位，还有赵新亚、尘埃、马湘湘等三位家政女工的作品。可以说，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在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皮村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是服务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公益机构北京工友之家为工友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每周六晚上七点半，那些对文学写作和阅读有兴趣的工友们便会来听课，一起度过两个多小时的文学时光，这些漂泊在城乡之间的劳动者从此有了一所文学的港湾。《劳动者的星辰》里的作者范雨素、李若、李文丽等在参加文学小组活动之前，基本没有从事过文学写作，正是这种文学小组的出现，使得她们有勇气用文学作为表达情感的工具。这种以工友之家为代表的工人文化空间是一种对新工人文化社区的重塑。在1950年代到70年代，依靠国家单位制建立了工人新村和以工人为主体、以工业为底色的工人文化，在单位空间内部有工人俱乐部、读书小组等各种群众文化活动。1978年之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工人社区解体，另一方面是进城农民工处于流动、边缘状态。文化志愿者与社区服务机构合作、共同创造了新的文化公共空间。这种通过社会力量重建的新工人文化社区，尝试培育有主体性的新工人文化，有利于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主体身份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包容。范雨素、李文丽、王成秀、施洪丽等都长期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范雨素是湖北襄阳人，因为哥哥有文学梦，家里有很多文学期刊，这让她从小就养成了文学阅读的好习惯。20世纪90年代她来到北京，做过小商贩、保姆、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临时工等职业，在皮村租房子住。2014年她参加文学小组之后开始写作，2017年4月24日非虚构作品《我是范雨素》在移动媒体“界面·正午”上发表，家政女工从事文学创作的现象成为大众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李文丽2017年从甘肃来到北京打工，这些年她在北京换了很多工作，主要从事照顾老人和小孩的家政服务。王成秀是河南省商城县人，在北京从事育儿和家政工作30多年。施洪丽是四川简阳人，在火车站摆过地摊、擦过皮鞋，近些年在北京从事月嫂工作。

相比专业化、职业化的工业劳动，家政服务具有特殊性，家政工作的主要场景是在家庭内部，不是工厂、车间、办公室等典型的工作空间，对雇主来说家庭是私人场所，对家政工来说则是工作的地方，而家政女工又不是家庭成员，她们是家庭中不可见的“隐身人”。范雨素在《久别重逢》中写到，“我”在雇主家从事家政工作，这也是别人的“家”，“我”成为雇主家“穿上了用卑微的米粒做的隐身人”。[9]家政女工的特殊性在于她们工种的前缀是“家”，这意味着她们工作的场所和劳动过程都在家庭内部完成。从文化意义上看，家庭是传承人类知识与经验，联系亲缘关系的场所。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家庭是社会基础的生产单位；从行政意义上看，家庭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从社会意义上说，家庭又是中国公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家政女工工作的场所是他人的家庭，她们通过工作介入他人的家庭生活，又反身被这种职业经历影响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与日常生活。对于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功能来说，“家庭与其他社会组织最本质的不同是其成员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亲缘联系”[10]。而作为外部成员的家政女工，就是在他人的家庭内部成员与自身工作建立的关系间游离，这种割裂状态使得家政女工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承担着诸多现实压力。

如果把“家”作为一个核心意象，在家政女工的书写中，有四个“家”，分别是丈夫之“家”、雇主之“家”、母亲之“家”和公益之“家”。这四个“家”既是家政女工所身处的不同的人生阶段，也是不同的社会权力塑造的空间。这些家政女工创作的文学作品用简洁的语言与细致入微的情感，呈现了她们从乡村到城市、从丈夫之家到雇主之家、从打工者到文学书写者的多重人生体验与心理状态，尤其是在文学创作的加持下，这些由女性新工人生产的艺术作品与她们在社会阶层所处的身份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倒错”状态，成为我们观察现代社会家政女工的一个独特的研究切入点。

二、可见的家务劳动：从丈夫之“家”到雇主之“家”

这些家政女工的作品大多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了个体的生命际遇。如李文丽写了很多与她类似的家政女工的故事，如《一个农村妇女的蜕变》《给家政工姐妹的一封信》《小菊的一些事》《我在纠结中返工》《2020年第一次工作以失败而告终》《天南海北返工记：家政女工的纠结》等。从这些作品中能看出家政女工共同的人生轨迹，很早就结婚，然后是生育、照顾家里，完成生育任务之后，外出打工。如家政女工小菊，“十八九岁的时候，小菊也没有和身边的女孩子们两样，相亲、看家、谈彩礼、订婚、结婚一系列的事情，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完成，小菊在大人们的按排下，通过媒妁之言懵里懵懂的把自己变成了别人家的媳妇”[11]。

这些从女性视角展开的故事，能使我们看到她们结婚后对丈夫之“家”的感受。《我是范雨素》中提到“我”得了“恐男症”：“现在的我，不敢和男人说话，也没有和男人说话的机会。过去做育婴嫂时，每天和我说话的人，也只有女人。”[12]之所以会恐惧男人，是因为“结婚短短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13]，这种家暴的经验在很多家政女工的文章中经常被提及，也使得她们的外出打工变成了一种逃离丈夫的出路。李文丽在《一个农村妇女的蜕变》中多次讲述自己结婚后，本来喜欢唱歌、跳舞，却受到丈夫和夫家人的阻止，等到结婚生子之后，又时常遭受丈夫的家暴。在丈夫意外车祸残疾之后，她为了养活孩子，被迫外出打工。李文丽在《小菊的一些事》中讲述了小菊年轻时生女孩被婆婆冷眼相待，直到给婆家生了儿子才不受气，即便如此，“小菊不但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和照顾孩子们的一切事情，还要经常遭受老公的打骂、婆婆的侮辱，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好多年”[14]，等孩子长大了，小菊进城打工，才真正离开家。逃离丈夫之“家”，她们成为了进城打工的漂泊者。施洪丽收入《劳动者的星辰》中的非虚构文章《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用简洁、引人入胜的语言，呈现了她十余年在四川打工的见闻，尤其是混迹火车站，见识到处于法与非法之间的鱼龙混杂的“江湖”社会，这些故事显示了她跌宕起伏、不屈不挠的人生，也呈现了1990年代以来草根阶层在市场化大潮中挣扎的生命力。

她们的作品从家政女工的视角呈现了家务劳动的过程，让这一隐形劳动变得“可见”。这些作品中主要书写了三种家务劳动过程中的体验：一是作为情感劳动的家务工作。家政劳动与其他的工作相似，有一定的操作规范，但也有巨大的不同，家务劳动难以量化、标准化，比较灵活和琐碎，既包括做饭、保洁等体力劳动，也包括育儿、照顾等情感劳动。其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需要随时与雇主商量，在雇主的“监督”下完成工作任务。一方面她们在照顾老人、小孩时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除了做饭、做家务之外，还要陪老人聊天、散步以及承担儿童的早教职责，她们不是老人的儿女，却要像儿女一样照料老人；她们不是孩子的母亲，却要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婴儿。如李文丽在《我们是一群家政女工》的诗歌中这样描述：“北京，我们把你的家当做自己的家/我们把你的家打理的比我家还好那么多/我们把你家老人/照顾的比自己老人还要好/我们把你的孩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去呵护。”[15]另一方面她们的工作经常在雇主的注视和挑剔之下完成，随时随地回应雇主的各种“需求”，李文丽在《我在疫情期间匆匆上户》一文中讲述了自己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在忙完做饭、买菜、带孩子、洗衣服的工作之后，“我走进我的卧室，关上门的一瞬间，我看到客厅里的墙上监控器深不可测的眼睛，像个幽灵一样闪着红色的光瞪着我”[16]。与其他看不见“雇主”的打工人的工作不同，家政女工与雇主朝夕相处，这就把雇主与被雇佣者的权力关系人格化为家庭空间里的“主人”与打工者，家政女工与雇主的日常情感、伦理关系会直接转变为员工与老板的阶层关系。

二是从事家务劳动能直观地感受到社会阶层的区别。来自农村的家政女工，到城市中产阶级或富裕阶层之“家”工作，其最大的“震惊”体验是社会阶层的差异。王成秀的诗歌《我站在城市的高楼里》：“我站在城市高楼里/远远望去/这轮清冷的月光/映着我远去尘土满面的家”“心被囚锁/把这个家怎样打扫干净/我带着的孩子/说我不是她家里人/时光 我没有辜负你/把我的孩子变得已陌生”[17]，这首短诗清晰地呈现了“我”身处双重空间和经验中，高楼里的雇主家与远方的“尘土满面的家”、精心照顾的雇主家的孩子与变得陌生的“我的孩子”。这种“高楼”的视角让“我”看到了社会阶层的落差，其非虚构作品《高楼之下》讲述了在帝王般豪宅里的雇主家看到的场景，如在楼下的宠物店看到业主们花重金给小宠物洗澡、美容，“不禁想起原来我们老家农村那些父母打工留家的孩子，连城里的小狗都不如。城里开了这么多宠物店，农村那么多留守贫困儿童。自己站在酷迪宠物店。一阵无奈地空想”[18]。这种农村与城市的“视觉”感受，使得家政女工无需获得批判理论，就知晓被主流媒体所遮蔽和掩饰的阶层“隐秘”。类似的阶层差异在范雨素、施洪丽、李文丽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如《我是范雨素》中提到“我运气真好，我做育儿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两个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给男雇主的如夫人看护婴儿的”[19]。这种自己的家（乡村）与雇主的家（城市）的对比，使得家政女工更直观地体认到社会阶层的分化。

三是家政工在工作中遭遇雇主的不信任、歧视和偏见。在《久别重逢》中，范雨素讲述了从事家政服务时因在看护婴儿问题上与雇主发生争执，被雇主辱骂和殴打，最终尝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尊严而未果的故事。范雨素把这种劳动者遭受歧视后的心理描述为患了城市“文明恐惧症”，这种“文明恐惧症”就是一种社会阶层分化的都市生活，“中国人里这个叫作农民工的群体，他们有好多个亿。他们背井离乡，和亲人分离，简单谋生。他们的父母叫‘空巢老人’，他们的妻子叫‘留守妇女’，他们的孩子叫‘留守儿童’。我是他们，他们是我，我们构成了金字塔的底座。这是我看到的文明社会，我对这个文明社会深深恐惧”[20]。这种“金字塔的底座”使得“我”处于阶层（穷人）和性别（女性）的双重弱势状态。李文丽也在文章中写到家政女工曾遭受雇主性骚扰、欺辱等。当然，她们也会遇到一些善解人意的雇主，与家政女工成为好朋友，并在她们需要帮助时施以援手。

如果说家政女工时刻感受到雇主家的家人的“人肉”摄像头和客厅等室内空间的摄像头的监视，那么这些家政女工的文学写作则把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颠倒过来，由被监视的、被监督的“隐身人”变成有主体性的书写者，她们的文字表达了一种想获得城里人理解的渴望，她们期盼不再遭受雇主的怀疑和歧视，“只希望雇主们不要用敌视、怀疑、挑剔的眼光对待我们”[21]。

三、寻找文学的庇护所：从母亲之“家”到公益之“家”

在雇主之“家”，家政女工作为劳动者，感受到的是雇主与保姆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者的不平等关系；在丈夫之“家”，家政女工作为妻子，经常遭遇丈夫的家暴。相比之下，作为女儿成长的父母之“家”则使她们感受到温暖的回忆，这涉及对故乡、对母亲的追忆。在范雨素、李文丽的作品中，母亲是养育和呵护自己的人，是正面的、积极的、有行动力的女性，母亲的言传身教是传递爱、尊严和同情心的来源。

《我是范雨素》是范雨素的自叙传，该文用简洁、诗意的语言呈现“我”的成长和家庭成员的变故，如大哥哥文学梦的破碎、大姐姐的死亡、丈夫的家暴等。这篇文章中也塑造了一个坚韧、有行动力的母亲，“我从记事起，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父亲不说话，身体不好，也干不了体力活。屋里五个娃子，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22]。母亲不仅在家里是兄弟姐妹的主心骨，还长期在村里当妇女主任，为人处事公道，在村民中也很有威信。母亲给“我”和其他孩子的不只是呵护、疼爱，还有正直和爱。如母亲庇护村里的外来户，从不欺负弱者，这种爱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怜悯，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敬互爱，是一种平等的、有尊严的爱。这给范雨素很大影响。在她进城打工之后，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她却向更弱势者传递爱和尊严，“我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23]。就连她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女儿，也传递这种爱别人、爱弱势者的精神。2020年的“三八”妇女节期间，文学小组举办了一场题为“百年画卷里的中国女人”线上征文活动来庆祝妇女节，号召工友们写写身边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家人。李文丽的《我的母亲》就是这次征文的稿件，她写了勤劳持家、有爱心和正义感的母亲，这一形象也是千千万万农村妇女的典范。李文丽用很多小故事讲述忙忙碌碌操持家务、任劳任怨照顾子女的母亲，母亲不识字、不会讲大道理，但心地善良、充满爱心和正义感，这些都使母亲成为李文丽的榜样。

如果说雇主之“家”是家政工临时工作的场所、丈夫之“家”是想逃离的地方，那么母亲之“家”也不是永恒的温柔乡，因为农村女性一旦出嫁，就不属于父母之“家”，在父母所在的村庄也没有了宅基地。在《久别重逢》中，“我”的社会身份是女儿和母亲，“我”始终处于被抛弃的无“家”无“所”状态，当“我”长大离开家，“在男权社会里，老家已没有我的家了”[24]，从产权的意义上看，故乡不再有“女儿”的位置。与家暴的丈夫离婚之后，范雨素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母亲之家，母亲想收留女儿，“但大哥哥马上像躲瘟疫一样，让我赶紧走，别给他添麻烦了”[25]。也就是说，故乡、家对于结了婚的女人来说不再是家，她无法回到母亲之家，这是男性的/父权的家，“这个时候，我已明白，我没有家了”[26]，“我”先后与盗墓贼刘芒芒、盗宝贼金庸原偶遇，受二人欺骗，怀孕生女后，独自完成生产、养育女儿的职责，“我”成为无“家”的单亲妈妈。这种无“家”无“所”的状态，既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区隔，也是性别上的驱逐，但范雨素的表述背后又隐含着一种自主意识，一个勇敢、坚韧的单亲妈妈，靠自己的力量独自养育两个女儿长大。

从这些家政女工的书写中，以工友之家、鸿雁之家为代表的公益机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两个公益机构也以“家”的名义，免费为新工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这里成为她们逃离雇主之家的临时的避难所，既是周末休息的放松的地方，也是自由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空间，这成为雇主之家、丈夫之家和母亲之家之外的第四个“家”。2002年孙恒、许多、王德志等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用音乐版税创办了公益机构北京工友之家。2005年，工友之家从西北五环外的肖家河搬到了东五环外的皮村，工友之家主要以社区服务的方式为工友提供阅读、戏剧、电影等文化服务。鸿雁之家成立于2015年，是在北京专门服务于家政女工的公益组织，经常开展家政女工艺术节、联欢会、春游、摄影、音乐、舞蹈、写作、健康等公益活动。2018年鸿雁之家提出绿色家政工的概念，推广生态、环保的理念。这些公益机构以社区公共服务的方式，在社区工作者的引导下，开展以新工人为主体的活动，以文化、艺术等方式促进他们的自尊自强和互助团结，如鸿雁之家组织家政女工共同创作了歌舞《百手撑家》，呈现家政女工撑起雇主的家，也撑起自己的家的主体状态。

在李文丽的作品中经常呈现出城市生活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丈夫残疾后，自己被迫外出打工挣钱，如做小生意、在啤酒厂做搬运工、在北京做家政工，体会到打工的辛劳，另一方面她在北京也找到了追求自己文艺爱好、兴趣的空间。2017年4月底因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微信公号上成为爆款，使得范雨素和皮村文学小组曝光在大众媒体的聚光灯之下，也让李文丽、施洪丽、王成秀等家政女工看了范雨素的报道而来到皮村文学小组。李文丽的自述《一个农村妇女的蜕变》提到“我每个星期都有休息日，在这个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我又用手机搜到了专门为我们家政女工提供休息娱乐和学习场所的鸿雁之家，每次休息时我们都一起娱乐学习放松心情”“我的文学路，从参加皮村文学小组开始，也是手机的指引让我晦暗的认识走向了阳光”。[27]对于这些从事文学写作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媒体的关注让她们获得更多发表和讲述她们故事的机会。

鸿雁之家和皮村文学小组为李文丽在都市中寻找文艺梦想提供了可能性，通过这样两个机构，李文丽也认识了更多和自己一样的家政女工和同样喜爱文学的朋友，因此，李文丽不仅写了多篇家政女工的文章，如《在早春二月的料峭寒风中她看到了树上的一抹红》《写给五年前小雪的一封信》等，而且还画了很多家政姐妹的粉彩画像，从中可以看出深深的“姐妹情谊”。在找工作遇到困难以及临时没有住处时，鸿雁之家也能提供及时的帮助。“在鸿雁之家和姐妹们聊天、唱歌跳舞，让我们紧张疲倦的身体不再僵硬，为接下来一周繁忙的工作，充满了电加足了油，不知不觉中，日子一天天过的好快！”[28]施洪丽在《我的环保工作之旅》中记述了参加鸿雁之家组织的环保志愿活动的经历，她从中了解到更多环保组织的志愿者，这一活动也让她认识到环保理念并非只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教养”。施洪丽认为健康、环保的生活习惯比较容易养成，但昂贵的环保食物、环保衣物使得家政女工难以接受。尘埃是《鸿雁之声》社区报的记者，她采访了其他家政女工的故事，让其被更多朋友看到。范雨素也担任文学小组编辑的电子刊物《新工人文学》的主编，每期杂志她都参与编辑，并撰写卷首语。范雨素总能结合这一两个月的大事，写下一篇充满诗意、思想性的卷首语，如“活到老，学到老”“书写人生第二回”“今朝逢春悲寂寥”“漫卷诗书论文章”“风物长宜放眼量”等。这些卷首语海纳百川又文思千里，既不讲空话，也不局限于个人琐事，而是从普通人、从女性的角度，写下对时代、历史和人生的观察。范雨素还写过两篇关于记者的文章《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和《我采访的记者》，这两篇文章逆转了记者与被采访者的权力关系，作为被采访对象的范雨素反过来“采访”记者，她以这种方式展现被采访者与记者的平等，这也是对他者的平视和尊重。

工友之家、鸿雁之家举办的各种文艺活动，为家政女工在陌生人的都市中搭建了一个文化的、文艺的天空。在她们的作品中，文化、文艺作为一种自由的、精神的象征，一个脱离现实的沉重、可以自由想象、飞驰的精神空间，一个异托邦，使得她们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与自由的文学创作之间体会双重人生。这种公益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模式，在西方、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有着丰富的经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中，也非常重视文学、戏剧、舞蹈等文艺活动在社区人文环境营造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文化建设本身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朗读一篇文学作品、表演一段话剧、跳一次广场舞等，都是增进居民交流、邻里关系的有效方式。只是相比成熟的中产阶层社群，对于流动的新工人来说，这种参与公共服务的机会更少，尽管在中国有着完善的文化馆、图书馆、群艺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但由于没有城市市民的正式身份，使得新工人很难参与到这些公共活动中。虽然工友之家、鸿雁之家在都市空间中是孤岛式的存在，但这些临时的、借来的空间依然给新工人提供了公益的文化服务。如同流动的新工人一样，这些机构也处于高度流动的状态，家政女工的第四个“家”也是一处不稳定的港湾，随时处于旋生旋灭之间。

结语

在移动互联网、非虚构文学兴起的背景下，有评论者把非职业化、业余作者完成的作品命名为素人写作[29]，这是一种新现象，也是老问题。素人写作有两个基本涵义，一是与专业作家相对，职业作家、专业作家之前的写作状态是“素人”状态；二是社会身份，非作家、知识分子的写作是素人写作，皮村文学小组的家政女工们也是素人写作，她们都是业余状态、非专业、非职业作者。在范雨素、李文丽、施洪丽、王成秀等家政女工的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性别与阶层的双重视角，在丈夫之“家”，她们作为妻子，承担着生育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职能，进城打工不仅能贴补家用，还能逃离家庭的束缚；在雇主之“家”，她们作为家政女工，在雇主之“家”这一工作场所中成为看不见的“隐身人”，这些作品让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看护老人等家务劳动变得“可见”；在母亲之“家”，她们作为女儿对母亲怀有深厚的情感，母亲的言传身教让她们学会坚韧和自尊；在公益之“家”，她们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工友之家、鸿雁之家等公益活动，学会用文学艺术等创造性劳动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让家政女工从“隐身人”变成文学书写者。如果说雇主之“家”、丈夫之“家”代表着工作/生计、男性/父权的压抑，母亲之“家”是曾经美好的旧时光，那么公益之“家”则代表着平等、自由的姐妹空间，这些文艺活动成为与现实生活相平行的异度世界。可以说，这些家政女工是三重意义上的生产者和“母亲”，一则她们是生育、养育子女的母亲，二则她们是从事家政劳动的生产者，是作为照料者的“母亲”，三则她们是文学的创作者，是文学生产的“母亲”。她们作为女性（妻子和母亲），渴望获得尊重；她们作为家政工和劳动者，渴望获得平等；她们作为文学书写者，渴望获得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家政女工们用质朴的文学语言创造了丰富的女性/新工人的人生体验，也用文字构建了自由、平等和彼此尊重的基本价值。

注释

[1] 参见范雨素等：《劳动者的星辰：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光启书局2023年版；袁凌：《我的皮村兄妹》，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版。

[2] Mariapia Mendola, Gero Carlet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tials in the Home Labor Market：Evidence from Alban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900. The Wor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Poverty Team,2009.5.以及Neslihan Atatimur. Reason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of Women into Turkey: Ankara Case. Ankara: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2008.

[3] Abel E K, Nelson M K. Circles of care: An introductory essay. Circles of care: Work and identity in women’s lives, 1990, pp4-34.

[4] 周群英：《“家里外人”:家政工身份转换的人类学研究——以阈限理论为视角》，《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5] Kang M. The managed hand: Race, gender, and the body in beauty service work.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6] Ehrenreich, Barbara,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and Shara Kay, eds. Global woma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Macmillan, 2003.

[7] 刘毅敏：《家政女工在家庭中的角色冲突》，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8] 李勇：《跨国家政女工：父权制、资本主义和性别阶级的“共谋”》，《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9][12][20][24][25] 范雨素：《久别重逢》，《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03页、201页、202页、201页、201页。

[10] 杨菊华、何炤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

[11][14] 李文丽：《小菊的一些事》，张慧瑜选编：《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作品集》（新工人文丛01），电子刊物2021年版，第183页、185页。

[13][19][22][23][26] 范雨素：《我是范雨素》，《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11页、3页、17页、10页。

[15] 李文丽：《我们是一群家政女工》，张慧瑜选编：《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作品集》（新工人文丛01），电子刊物2021年版，第136页。

[16] 李文丽：《我在疫情期间匆匆上户》，张慧瑜选编：《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作品集》（新工人文丛01），电子刊物2021年版，第198-199页。

[17] 王成秀：《我站在城市的高楼里》，张慧瑜选编：《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作品集》（新工人文丛01），电子刊物2021年版，第364页。

[18] 王成秀：《高楼之下》，张慧瑜选编：《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作品集》（新工人文丛01），电子刊物2021年版，第324页。

[21] 李文丽：《我不是控诉也不是挑剔我只是实话实说》，张慧瑜选编：《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作品集》（新工人文丛01），电子刊物2021年版，第133页。

[27] 李文丽：《一个农村妇女的蜕变》，张慧瑜选编：《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作品集》（新工人文丛01），电子刊物2021年版，第165页。

[28] 李文丽：《天南海北返工记——家政女工的纠结》，张慧瑜选编：《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作品集》（新工人文丛01），电子刊物2021年版，第202页。

[29] 项静：《自述与众声：非虚构文学中的素人写作——以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学术月刊》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