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诗歌史上，以地理空间为标志的诗人集群现象并不鲜见。尤其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诗歌中，“地方诗群”成为堪称壮阔的景观。新世纪以来，不少以“地名”集结的诗歌群落逐渐被行政地理学意义上的“某省”“某市”诗群所取代，并汇集为当代主流诗歌的各条支流。而“民间”的大多数诗歌群落则整体迁移到了网络文学空间，在网络世界里，诗歌的“民间性”和“地方性”似乎有必要重新定义（当然，由诗派和民刊集结而成的“民间”与由地理空间形成的“地方”并不完全等同于一个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诗群”的衰落。虽然一批当代中国诗人已经走出了“地域”，进入了“世界”场域，与世界诗歌展开了对话，但同时，更多的诗人依然依托地域，以“诗群”的合力彰显出诗歌的地方性存在。

“地域”作为诗人创作的源泉，蕴含着无比丰富的本土诗学资源，构成当代中国诗歌的本土性和多元色彩。只要作为人类群居结构单元的“地方”还存在，那么“地方诗群”的存在，必将是一个长久的现象。那些分布在广袤的边地、特别是西部或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诗人群落，在全球化背景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异彩纷呈、群星闪耀，可以从甘肃诗歌的发展状况中得到印证。

甘肃有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和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省内各地地理、风俗差异很大，给诗歌提供了多种养分，因此新时期以来就形成了兰州诗群、河西诗群，陇东、陇中、陇南诗群、甘南诗群等许多规模大小不一的诗群，它们以整体的规模效应支撑起了甘肃作为诗歌大省的创作体量。各个诗群的创作既有共性，也有各自鲜明的地域特色。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各个诗群中陆续走出了一批代表性诗人，如丹真贡布、林染、何来、李老乡、阳飏、人邻、叶舟、娜夜、牛庆国、阿信、古马、李志勇、扎西才让、梁积林等，他们既彰显了地方“诗群”存在的意义，反过来也对“诗群”的发展产生了引领示范效应。目前，“地方性”和“群落化”依然是甘肃诗歌的一个主要特征。

甘南诗群是其中影响较大，辨识度较高的诗群之一。甘南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肃西南部，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草原辽阔、群山逶迤、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多样化的自然生态奇观，多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并存，以及民族文化的多元交融，使得甘南成为诗神所青睐的一方净土。尽管地理位置的偏远，使得甘南诗歌和新时期文学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诗歌中心有一定距离，但甘南独特的地域和文化资源给予甘南诗歌一片在雪域高原上安静、自足生长的沃土，形成地方性写作的诗歌现象。如果以甘南诗群作为考察地方诗群的一个典型样本，以下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参考。

地域文化的滋养与诗人群体的代际影响

甘南诗群的壮大，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与诗人群体的代际影响。纵向来看，新时期以来的甘南诗人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的群体，姑且可以称之为四代诗人：

第一代是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批诗人，以藏族诗人丹真贡布、贡卜扎西、白华英、尕藏才旦等为代表。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藏族知识分子，也是甘南新时期诗歌的开路人。第二代是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诗人，其中的代表诗人有完玛央金、桑子、阿信等，他们是引领甘南诗歌向当代转型的最重要一代诗人。第三代主要是出生于70年代及以后的一批诗人，其中的代表诗人有李志勇、扎西才让、牧风、敏彦文、瘦水、阿垅、刚杰·索木东、王小忠、唐亚琼、花盛、王力等，这一代诗人构成新世纪以来甘南诗歌最具活力和冲击力的创作群体。第四代是一批出生在八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人，他们在新世纪初开始诗歌创作，并异军突起，成为甘南诗歌的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其中的代表性诗人有嘎代才让、沙冒智化、诺布朗杰、斯琴卓玛等。而从个别崭露头角的“00后”诗人身上，我们或许可以展望第五代诗人的出场。

根据代际划分，我们可以看到甘南诗群不同时期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同质”却“不同型”的样貌。“同质”主要是指不同代际的诗人们共有的体验方式，一种从自然风貌和民族生活之中培育而成的共同的审美方式，可以称之为本土化的诗歌经验。而“不同型”是指他们的抒情风格又是多元化的，在诗歌的艺术方式上，具有代际差别。

第一代诗人作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藏族诗人，长期在甘南草原上的生活、工作经历，使他们的诗歌在追求与时代主旋律共鸣的同时，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体现出一些民族地域的文化元素，这使他们没有失去自己的艺术个性，也使得他们的诗歌在“同频共振、同声同色”的时代大潮中有着比较明显的辨识度。第二代诗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并先后在甘肃诗坛崭露头角。他们各自的诗歌禀赋在这一社会转型的缓冲时期和众所公认的“文学的黄金时代”得到了充分的激活。地域文化的滋养，加上当代诗歌思潮的影响，包括来自西方诗歌的营养，使得这一代诗人的诗歌语汇得到全面更新，“雪山”“草地”“牧人”“寺院”“经幡”“青稞”“格桑花”“鹰”“马匹”等草原生活意象被赋予了诗性光泽，构成了一个自足、丰富的草原诗歌符号系统。经过一二十年的创作实践，到新世纪初，甘南诗歌的草原意象群基本定型，成为地域文化的审美符号。可以说，这既是第二代诗人对于第一代诗人的突破，也是他们留给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财富。

第三代诗人的创作，大多始于世纪之交或21世纪初。由于第二代诗人阿信、桑子、完玛央金等人，基本奠定了甘南诗歌早期的意象群落、抒情方式，因此，第二代诗人留给后来诗人们的既有影响，也有压力，迫使他们在模仿与追随中艰难地寻找突破。以“70后”诗人为中坚力量的第三代诗人由此成为一批在甘南诗坛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诗人。他们扎根甘南本土文化，传承了丹真贡布、贡卜扎西等老一代诗人奠定的甘南本土诗歌传统，尤其承袭了其中深沉的国家、民族情怀与炽热的故土情结，又接续着阿信、桑子、完玛央金等诗人所走出的诗歌的先锋路径，同时接受着当代诗歌的平行影响，在题材和形式上不断自我突破，走出了一条越来越趋向现代化的诗歌道路。扎西才让、牧风、刚杰·索木东、阿垅、花盛等一批诗人都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和影响力。第三代甘南青年诗人的“集群出击”也值得注意，他们的作品在全国各大诗刊上以“方阵”的形式亮相、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在诗坛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出生于八九十年代的新生代诗人如嘎代才让、诺布朗杰、黑小白等，虽然尚未形成新的群体性诗歌力量，但他们也以各自鲜明的风格给甘南诗坛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在以上四代诗人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自然、民族、历史、人性、现代化等主题的分支与汇流，看到“甘南”作为一个地域的多元审美呈现，由此而初步生成了中国当代诗歌中的“甘南”这一诗学符号。

诗人自我突破与个体诗学探索

甘南诗歌的成就，得益于诗人有意识的自我突破与个体诗学探索。歌唱母亲、歌唱故乡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对于吾乡吾土的情感表达需要。而对于诗群来说，地方诗人的追求，就是书写脚下的土地，进而通过诗歌走出本土、走向世界。新世纪以来的20多年中，甘南诗群中产生了一批在中国当代诗坛上有重要影响的代表诗人。

在20世纪90年代，阿信写下了大量草地诗篇，因此成为甘南最具有代表性的第二代诗人。有论者指出“他的精神坐标在青藏高原和甘南草原，那是他诗歌写作的地理背景和灵感源泉”。新世纪初的十余年间，阿信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诗集《阿信的诗》《草地诗篇》到《那些年，在桑多河边》《惊喜记》《裸原》，显示了阿信对于“甘南”地域书写的不断超越，虽然他仍然是从草地意象出发，但诗中注入了更多深刻的思考。他通过一系列深度意象重构，将关于草原的独特经验转换为一些“人类性”的问题，构建了一种属于他个人的“草地诗学”。近作《翻石鹬》写道：“劳作就是休息。在不断的撬动中/完成繁殖，体色也由栗色、白色/渐变为深黑、栗红……/劳作就是发现和攫取，啼鸣和惊喜。/——圆石是谷仓，/是海盗船底舱夹层秘密的暗格，是博物馆沉寂木门上朱红的铜钉……”诗歌通过观察一只翻石鹬在大海边翻转圆石的行为，将一种自然习性类比为生命的劳作，并将这种看上去无休无止的劳作看作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苦役，又将其转换为具有东方哲学意味的体认：“劳作就是休息”“劳作就是发现和攫取，啼鸣和惊喜”。

扎西才让的早期诗歌（例如《哑冬》）具有突出的实验性质，近十年来，在将先锋手法与本土文化资源相结合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民族化、地域化的诗歌自觉道路。近作《立秋日》写涉藏地区的一个日常生活场景，通过“林卡”（一种野外餐饮与休闲场所的藏语名称）餐厅里消费者的纵情欢乐声浪和从后厨走出来的厨娘的“孱弱背影”两组意象，切入对于女性“隐忍”一生的想象，表达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某种反思。花盛的不少诗以故乡村庄为背景，通过漫游中的行吟，抒写了新世纪以来一代人在牧区与农区、故乡与城市之间不停奔波的普遍生活状态。近作《年关》写道：“在飘雪的高原，生命/像冬天一样重，也像雪花一样轻/而你我，终将被时间放马归山”，使“路上的乡愁”成为诗歌的情感生发点，为甘南诗歌的时代转型书写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经验。唐亚琼以抒写女性内在的复杂情感经验见长，早期专注于写内心的爱情感受，近年来转向抒写女性人到中年的人生况味，从乡愁、亲情、孤独等角度抒写作为女性在高原城镇的个体生存感受。诺布朗杰近作《诗是随身携带的故乡》中的“故乡”既具体又抽象，从记忆深处到纸上游移不定。在他看来，现代性已经从现实体验，转化为我们身处其中的生存状况，进而成为一种语言的现实。

扎西才让、花盛、唐亚琼、诺布朗杰等诗人都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细节，用朴素的意象和情感，写出了一种交织着冷与暖、爱和恨、艰难与欢欣的日常生活状态，呈现了高原生活最本真的一面。这是对地域书写中那种常见的将本土生活异域风情化、自我审美化、刻意诗意化、抒情化模式的一种矫正，是地方诗群的一种现实主义自觉。这种诗学自觉正是地域诗歌不断自我超越的内生动力。诗人李志勇在近作《你的世界》中写道：“你回来打开屋门时还会发现，里面/你不在，你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钟表静静走动/你始终都有一个你不在的，你的世界来表示你的完整”，他在本土经验的异质化、陌生化到本土经验的升华方面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子；诗人阿信有着从本土化的审美经验的深度开掘，到人类经验的再本土化的艺术自觉过程。身处甘南的这两位诗人在更高的层面为甘南诗歌的超越性发展提供了参照。

从甘南诗群的整体态势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地方诗群”在保持原有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在诗学追求等方面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如曾经浓郁的“地域色彩”逐渐被淡化，诗歌主题从封闭的地方性话题逐渐升华为全球性或人类性话题，诗歌艺术也逐渐卸下“乡土气”，自觉与古典诗学、西方诗学接轨。一些曾经作为“地方诗群”的代表性诗人，努力摆脱“地方诗人”的标签，与“地域性”保持了一定的疏离。这一方面说明当代诗歌对于“地域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地域性”概念的内涵本身也发生着某种由外向内的深刻变化。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