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每一种学术都有自己的时代特性。如今这个时代的特性是什么？说起来相当复杂，我想起很多事情。比如我想起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在香港对香港青年的演说，他说“老调子已经唱完了”。为什么会想起鲁迅的话题？因为对中国两千年的传统农业文化来说，城市文学是新调子，我们终于要面对这个新调子了。但我想说，即便是新调子也并不能保证必然产生新的思路和成果。如果讨论不好，可能还是老调子，关键看怎么讨论。

大概二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类似的话：一个旧时代还没有结束，但是新时代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破门而入了。到今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今天已经被新时代撑满了，它挤占了我们所有的空间。从学术角度说，讨论这样的问题你会看到一种现象：表面上文学研究和文学讨论空前繁盛，但事实却空前空洞。我们似乎都知道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又不知道该怎样改变。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也难以避免尴尬。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意识到，任何人文学术的讨论，都不仅仅是学术史的积累，更需要深厚的思想史做支撑。但是原有的思想资源正在日益枯竭和失效，康德、黑格尔以来的世界表述体系，已经差不多全盘崩溃了。大家滔滔不绝地说话，其实说的都是废话。任何一种学术如果得不到思想史资源的支撑，都难有长足的进步。但这在本质上不是我们的问题，今天几乎所有的学术讨论，都伴随着思想的空洞暗夜与语言的凌乱舞蹈。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

假如目前的世界暂不具备产生大思想家的基础条件，我们的学术研究其实很难有实质性的进步。因此，我觉得今天人文学科、人文学者面临着特别困难的选择时刻，今天的城市文学讨论也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思想背景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当然，按照事情本来的样子，假如没有危机，这个世界一直在自洽运转，就不可能有新的机遇。机遇肯定是在危机当中孕生的。如英国伟大的作家狄更斯所说：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处在一个最糟糕的时代。他讲得很通俗、很“矛盾”，其实确实如此。当你面对空洞的话语、做些无谓的表演，当你觉得无聊的时候，其实新的机遇正在孕育，我们需要把握住这样的危机时刻。

我个人认为，城市文学恰好是应对这种学术危机最恰当的讨论场域之一。中国作为具有漫长农业文明传统的国家，文明史所构筑的文学讨论体系、文学生产尺度都是非常稳定和陈旧的，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经由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的轰击，这个传统变得百孔千疮，但事实是它的内部耗尽了自己的能量，它应对不了现代工业社会及商业文明的挑战与精神需求。这也正是鲁迅所言“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本质含义之一。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城市文学有没有可能给老调子注入新的讨论方向？这个问题涉及更复杂的城市文明史，从根本上来说主要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文明的问题。城市文学的研究到现在也搞了十年，有了一些成果，但我也能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意识到某些重要信息的缺失，并且感受到亟须深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先从城市文学的概念说起。在中国文学的讨论当中，我们习惯于使用类别性、题材性、领域性的命名方向，比如我们有工业文学、军事文学、乡土文学，后来又有知青文学、改革文学等等。欧洲文学史就没有这样的命名方式，这是中国文学特有的现象。这些名称指称某种对象，话题的语意跟对象之间构成一种互相认证、互相讨论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不空洞，有实质的“物理关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概念语义到被指称的对象之间，它们作为一个讨论范畴基本不会产生歧义，换言之，它们是自明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城市文学这个概念，似乎跟上述文学命名在逻辑上是平行的，即你讨论农村我讨论城市，你描写老牛锄头乡村小径，我描写汽车电灯柏油马路，这有什么区别或者问题吗？也许与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的文学讨论相比，上述命名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质地，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就会发现，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这个不同的根本之处在于，传统文学的讨论无论分类多少、风格差异多大，它们都是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的题材领域方面的移动，而城市文学则是或鲜明或隐晦地指向另一个文明维度。在这意义上它不是自明的，它始终等待着被反思、被发现、被激活。

就现实而言，我们拥有很多城市，讨论者似乎觉得城市文学是城市的天然附属物，写作者也倾向于认为城市提供什么他们就写什么。换言之，城市文学的写作者和讨论者往往满足于既有的条件，作家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而研究批评者看到作家写什么他们就研究什么，却很少去问，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如果沿着这个反思的路径一直追问下去，就会意识到，城市文学的命名是中国现代文明史的一件重要事情，由此伴生的问题很多，比如它究竟是什么，它是从何时出现的，它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等等。回到中国古代文学史，那时有没有城市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没有写到城市？肯定有。《金瓶梅》肯定不是乡土文学，唐宋也有一定成分的都市书写。

北宋词人柳永描绘大美杭州的《望海潮》很有意思。“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很明显这是都市的，或者说属于初代城市文学。“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值得注意的是，词中的“羌管”“菱歌”“钓叟莲娃”，都不再是我们熟知的农耕生活，那个钓鱼老头与采莲蓬的姑娘，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他们很像当今城市中的休闲者与游戏者。从这里我们会钩沉出城市文学所拥有的文化特征和文明属性，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从农业文明和土地关系当中分离出来了，这是城市文学。它创造和呈现了一种新的劳动关系。因此，当我们讨论城市文学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它与我们传统的乡土文学是站在对立面和相对应的。如果不这么思考问题，仅仅把城市文学视为一个题材性差异的产物，那就无法了解和把握城市文学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文化逻辑。

《金瓶梅》有很鲜明的城市生活印记，比如放贷、嫖妓等，各种城市关系的博弈。我们过去看小说，总是喜欢把西门庆看成一个简单的淫棍，对他的私生活饶有兴致，却很少意识到他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政府官员，是一种新型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博弈者以及新涌现出来的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他的行政职位跟个人资产有关，更与他的资产获取方式有关。看《金瓶梅》如果不看社会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变化，不看人物的所作所为在社会结构变化中的含义，估计是读不懂的。我们讨论城市文学，要建立一个鲜明的概念，即区别于传统的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新型社会关系，这也是我意指城市文学的概念需要反思的重要方面，不能把它仅仅当作一个自明的概念去接受。比如张爱玲写上海，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写上海，王安忆、金宇澄也写上海，都是地域文学的承载者，而老舍被认为是老北京文学的代表。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是，但仅仅指认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因为只满足于一种板块式的地域对应，这样做是非常省事非常偷懒的。

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讨论方式，比如我想象在某个县，县里有一个作家，我就讨论该作家与这个县的文化关系，诸如“某某作家作品与某某文化”，太多这样的课题可以做。但是我想说，这样不行，你完全有进阶的空间可以把话题深入进去。如果你看不到所讨论的对象背后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动，看不到它与传统社会关系、传统农业文明生产关系和价值观的裂隙及分割，就不可能把你所讨论的文学话题背后的城市文明逻辑挖掘和呈现出来。缺乏这种深度的讨论往往是平行的，反正我写A城，你写B城，他写C城，大家就平行着推来推去。恕我直言，这没什么意思。

城市文学在根本上是个文明概念。它意味着马克思意义上的“与传统观念做彻底的决裂”。它还意味着本雅明意义上那种巴黎街道上的拾垃圾者，意味着深夜闲荡的游手好闲的人，意味着脱离了原来的文明轨道但是在新的城市轨道走得不太好的人……城市文学意味着很多东西。

第二个问题，城市文学其实有特别复杂的形式，不仅仅有从传统文学史延续下来的小说、诗歌、戏剧这样的方式。城市文学走到今天，已进化出更复杂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一个东北工人下岗这么简单，也包括汪峰在他的《北京北京》中“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这样的表达。这都是具有城市文明属性的表述。在欧洲曾经发生的，狄更斯所描述的，我们今天都正在经历。与此同时，城市文学当中人的情感状态、职业、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关系，都是需要被重新检索、重新定义的。我们迫切需要深入中国社会漫长的农业文明中的生产结构和人的情感结构中，从这个方向看看城市文学是什么。

我从外围提供一个触发此问题的角度。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刘震云是个了不起的作家，他在我的阅读研究谱系中居于特别重要的独特的位置。他在一系列作品中刻画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似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但是仔细研究下来你就会发现，刘震云从来没有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叙写过一个真正的农民。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本分的农民，往往都是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小生产者。在我的理解中，刘震云不是那种纯粹的乡土作家，但显然他也不属于书写城市文明的作家。为什么要说明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从刘震云和他的写作出发，可以分割出什么是真正的城市文学，什么是乡土文学。

刘震云笔下的人物从传统的生产关系中游离出来了，连带着，他笔下的人物情感价值观也处于某种一言难尽的状态。我们中国农业文明的经典关系是种地，耕读传家，到了孟子那里被上升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是这些在刘震云那里都不存在。他笔下的人物不是农民，也不是城市人。他们是一群从原来的生产关系当中分离出来的人，是非常特殊的过渡性存在。如果我们要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城市文学，刘震云是特别好的参照。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城市文学的时候，实质是在讨论文明，而不是文学类型。你仅仅将它当成一种文学类型是“委屈”了它。近代文学以来，城市文学是被低估的文学类型。比如像《金瓶梅》这样的作品，拥有着根本不弱于《红楼梦》的伟大意义，只是我们不会读。以《红楼梦》为例，很年轻的时候看作品，最吸引我们的肯定是宝黛爱情。但是你仔细看《红楼梦》里的经济关系，用人挣多少钱，不同阶层的用人的月例是多少，管家婆和丫头的关系，那也是《红楼梦》的精髓，从那里能看到真正的社会关系是如何被建构和运转着，又如何一点点瓦解破碎直至分崩离析。

城市文学的讨论也应该如此，不仅要看到故事，也要看到社会经济关系的解体与重建是怎样影响了人的情感价值观。二十年前有一部网络小说叫《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大学生谈了四年恋爱，谈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不一定有结果的。毕业时在同一座车站，男女双方你上这列火车我上另一列火车，就此各奔东西天涯孤旅。于我而言，这在当时是触目惊心的。但后来渐渐知道，这不是能用传统爱情观中谁辜负了谁去简单解释的，这是文明的变异与悲伤。你要深刻意识到，城市文学严重承载着二十世纪以来文明的破碎，最典型表达了人的压抑、自我怀疑、情感崩盘，以及新的关系需要重新确立又没有确立起来的彷徨和挣扎，同时，新的生机和出路也正在隐约而艰难地形成着。这是城市文学最重要的主题。

总之，需要把城市文学当作一个文明的概念去讨论，至少要建立起这种文明变异、破碎，还没有结果，也许正在建立当中的意识。通过这种意识的建立，我们有可能一步步发现城市文学研究的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