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写这篇小说是因为我看了苏联专家写的《刑事侦察学随笔》，书里提到一个早年的案例——

一家乌克兰农庄的养猪场，大量猪仔舌尖被剪并死亡。在当时这很容易被理解成是对革命事业的破坏，即使不从这方面考虑，也容易被视作人为作案。但最后通过专家组蹲守，发现凶手是一批老鼠，它们分工合作，用唇吻冒充奶头，诱骗猪仔伸出舌头，一把就撕走猪仔的舌头。

我想到我在20世纪80年代住在乡下药材站的经历，那间宿舍非常破旧，老鼠经常钻进来觅食，我对它们的智慧和野性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晚上，只有八岁的我睡在蚊帐里，旁边还有一个身强体壮的保姆。但老鼠还是钻进蚊帐，朝我右耳的耳廓猛地咬了一口，然后原路返回，从一个洞口逃跑了，至今我的耳廓还有一点点残缺。我由此想到，如果不是保姆在旁边，恐怕老鼠会咬掉我的耳朵呢，即便有蚊帐笼罩着我。

因此，我想写一个小说——有一个小孩睡在房屋的中间，他的父亲有一点精神不正常。在小孩的舌尖被老鼠咬走以后，人们根本不相信老鼠这么剽悍和复杂，认定是他父亲精神病发作，用剪刀剪了孩子的舌头。他的父亲解释不清楚，从此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归来。

在《舌尖疑案》的创作中，我让那个长大的小孩——也就是因舌尖被咬而导致大舌头的 25号——沉浸于“老鼠作案”这一真实而匪夷所思的“迷人的想法”里，让他的对手——在公安局工作的黑濂——成为逻辑与理性的坚守者，从更强势的证据链、更多的经验来判断，这是他父亲精神病发作的后果。

故事在两种引力间摇摆：刑侦工作者对证据链的洁癖，与狂想者对叙事黑洞的迷恋。

故事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舌头25号对黑濂讲他的这一童年旧事，并提出自己的判断；第二个层次，是黑濂教导员与我分享25号的故事，并提出相反的判断。他想获得我的看法，但我竟然拿不定主意。我既支持这方又支持那方，这反映出我经历的复杂性：我既做过一名谨慎的警察，现在又是一名对狂想有着宽容的小说作者。我把难题交给读者。

另外，在小说里，我还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一种强迫症，那就是对伤害别人和自己的焦虑。因为害怕伤害别人和自己，反而被这种想法给吸引，最终走上了伤害的道路。我听说战栗的剃头匠最后用剃刀抹了顾客的喉咙。我们人类的心理黑洞太多了，这些存在于我们的本性当中。

这些年，我的小说写作产生了较多的变化，我总是没办法坚持一种方式，而总是在多种方式里试探。试探本来是确定的一个手段，但最后试探却成为一种目的、一种终局。我想我可以称自己为一个不确定的作者，我很喜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