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穆旦是谁？

我最初只知道他出生在天津，祖籍浙江海宁，本名查良铮，查家的良字辈。明清两代，查家是海宁的望族，出过不少中国文化史上卓有建树的人物。而最近一个大家都还记得的查氏俊杰正是良字辈的查良镛，笔名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这是很容易发生联想的。

事实上，穆旦终其一生都没有到过海宁。早在20年前，他的长子查英传在电话里跟我委婉地确认此事时，我惊讶得相当无知。及至后来，我遍查穆旦的史料，也只知道他曾坐火车路经海宁，至于脚踏海宁的实地，确乎找不到任何的记载。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家乡一直骄傲于他的文学成就，始终把他列为当地的文化名人。说起来，这有无可辩驳的理由。就目前所见，穆旦归国后，在必须填写的各种表格上，籍贯一栏，他都认认真真地填着“浙江海宁”四字。毫无疑问，海宁有着这个北迁家族的根脉。

我的老家桐乡与海宁毗邻，风俗相近，民多往来。我最初大概是从海宁对外宣介的小册子上知道穆旦的。或许自己也是写诗的缘故，一看见就很自然地关注到他。然而，习诗之初，我更早知道的是出生在硖石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而非穆旦。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和穆旦，一前一后，海宁竟然奢侈地拥有两位大诗人，这种文化上的卓特，或曰双峰并峙的奇观，太不同寻常。当大多数人饭后茶余八卦着徐志摩的种种浪漫故事时，有少数人也在严肃地谈论穆旦的受难。而对于中文世界这无限的少数人，穆旦的诗歌就是晦暗、庸俗的生活中透进来的一道光，足够给芸芸众生以安慰和希望。如实说，在我看来，穆旦的现代诗，经过岁月的淘洗，比起徐志摩或其他声名煊赫的诗人，读上去更加耐人寻味，更有那种嚼劲。

一

早在1996年9月，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二十世纪桂冠诗丛”。当时尚在《诗刊》社工作的邹静之先生给我邮寄了这套书。收到后，我用3天时间读完了那册李方编选的《穆旦诗全集》。掩卷沉思，感慨不可谓不多。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全面、细致地阅读穆旦，不仅读了他的诗，还怀着极大的兴趣研读了书后附录的《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对于诗人的生平，这次我总算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对穆旦诗的认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以降，我们这些沉迷于新诗创作的年轻人，都喜欢阅读翻译体诗，至于本国的新诗传统，则很少注意，更遑论研究。但自从读到穆旦，我开始认识到，他的150余首长长短短的现代诗，已经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个值得信任的汉诗文本。这个新诗的文本极具创造性，其形式又如此稳定、坚固，且带有一种大时代的语调，足以让创造它的诗人不朽。

阅读穆旦3年后，因为写作，我从桐乡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调入嘉兴市秀洲区文化馆。刚到嘉兴那会儿，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租住于市中心干戈弄的一个小套间。干戈弄的一头，靠南即嘉兴市图书馆，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常去嘉兴市图书馆下属的秀州书局闲坐，喝杯热茶，随手翻翻琳琅满目的旧书，倘运气不错的话，可以淘到与穆旦有关的资料。可以这么说吧，那时我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又过了3年，忽一日，我心有所动，觉得除了写一点小诗，或许还可以做一点诗歌的研究。而穆旦无疑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选择。那时，我已经开始散文和诗歌评论的写作，觉得撰写一本评传性质的书，也不会有多大的困难。目标既已定下，接下来，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计划一次又一次的外出采访了。

首先想到要去一趟海宁。这不仅因为穆旦的祖籍地在海宁袁花。那时，也可能从秀州书局得到一个消息，说海宁政协有一位老先生正在撰写穆旦的传记。2003年8月24日，在当地一位朋友的陪同下，我冒着酷暑去硖石拜访陈伯良先生。我的愿望是向老先生借一册资料书，如蒙允诺去复印店复印一册，那是最理想的。

对于我的到访，陈先生显然感到突然。在他窄小而整洁的书房里，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的交流始终处在某种迟滞的状态。陈先生话不多，声音很低，谨慎地应答着我。这在我是很少有的经历。最后竟至于连我也很少问话了。而于无声中，我终于冒昧地向他提出能否借阅穆旦逝世十周年的纪念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陈先生略略顿了一顿，抬起眼睛看了看我，转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书不知堆在哪里了，一时找不到。”初次见面，他当然也不便告诉我写作的计划。但他如此回复，似乎更加重了我的冒失。我脸上开始火辣辣的，甚觉惶恐而不安。现在想来，且不说老先生对我也谈不上了解，那时他既已放笔在写，那册纪念集就是手头必备的资料，岂可须臾离身？正尴尬着，只听得陪同的朋友说了一句“先生一般不出借书”，这才解了彼此的窘困。

时隔多年，回忆那个场景，因我的唐突反倒历历在目。不过，今天我仍要感谢陈伯良先生跟我谈到他跟穆旦夫人周与良及其亲属多年的书信往来，也让我了解到家属对于穆旦传记的意愿。我知道，伯良先生着手早，跟穆旦的亲属熟悉，也多有交流，无疑占有资料收集的便利。可惜，那天因我的不安和过度的敏感、自尊，交谈没有深入，加之天热，汗流不止，大概坐不多久，就匆匆告辞了。

2005年3月，我突然收到伯良先生签赠的《穆旦传》。这是诗人穆旦的第一部传记。收到的当天，我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记得电话里他转而问我，我的《穆旦传》写得怎么样了。我实话实说还没写。他告诉我得抓紧时间写。据他所知，国内有研究者正赶写着穆旦的评传。电话那头，听得出，陈先生的说话是轻松的，全然不似初次交流时的那种沉闷和生涩。但这回轮到我支支吾吾了。其实，关于这部计划中的传记，由于资料搜集的难度，我差不多已经在打退堂鼓了。

二

2003年11月底，我赶去温州老城区花柳塘采访诗人唐湜。这一次，幸亏有当地作家程绍国兄的介绍和陪同，我很顺利地采访到唐湜。而且，还意外地获赠他书架上多余的一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应是唐湜《忆诗人穆旦》一文的两册样书之一）。唐湜见过穆旦，很早就写过穆旦诗歌的长篇评论，尽管他那时因小中风，话不多，且语多含糊，但从唐湜那里疙疙瘩瘩听来的穆旦，也给了我一种如在目前的亲切之感。

2004年1月31日，新年正月初十，在林莽和邹静之两位先生的介绍下，我去清华大学荷清苑采访诗人郑敏。在郑敏家里，我跟她愉快地聊了一个下午。临走，郑先生拿出《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交给我，告诉我可到附近的文印店复印一册。穷书生为了节省一点复印费，书中那几篇稍长且已有收集的文章我就跳过没有复印。所以，现在我手头保存的这册特别的纪念文集，根本就是缺页而不完整的。

北京采访结束，我又南下去了天津，走访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在天津诗友的帮助下，这次在南开东村采访到穆旦的邻居、同事辜燮高、董泽云夫妇，也部分地获得了诗人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一些有意思的生活细节。辜先生后来还给我来过一封信，因担心采访时口头表述有不恰当的地方，他特别关照我以信中的文字表述为准。辜先生经历过非常时期，谨慎缘于他们那一代人背负的生活经验。其严肃如此，也颇令我动容。

也许是机缘巧合，在与穆旦交往密切的当事人中，我还采访过来新夏和杨苡。来新夏2004年来嘉兴参加图书馆的百年庆典活动，我跟他在秀州书局见面，坐下来听他聊他的“棚友”穆旦。来先生跟我讲到特殊时期他与穆旦一道打扫游泳池和厕所的往事，讲的人和听的人，仍都感觉异常沉重。而杨苡，早在2004年的时候，我曾致信问候，可惜当时未联系到她。不料15年后的2019年10月，经“青春诗会”诗友吴兵兄的介绍，我终于走进杨苡的书房。这一年，杨苡已过百岁，其思维之清晰，记忆力之好，简直是人间的一个奇迹。因为事先已有电话联系，杨苡也有所准备。我们非常愉快地畅谈了一个下午的穆旦。临别，她亲自送我到小院子的门口，还一再地指引我回返的路径。我跟她说，希望过段时间能够再去看望她，杨先生说了一句：“欢迎！”顿了一下，睁着那双亮闪闪的大眼睛，很有个性地告诉我：“我很少说欢迎的！”我跟杨苡的长谈，自然也纳入相关的章节。回家的路上，我感慨万千，甚至觉得，杨苡以她异乎寻常的长寿，似乎正等待着这一场关于穆旦的长谈。感谢这位睿智而直爽的老人为我带来了一个立体的诗人形象。

三

在最初的一些采访和资料收集完成之后，我因工作调动以及专注于诗歌创作而中断了穆旦的研究。其间，我不时听到朋友和众多文学前辈传话给我，希望我写出《穆旦传》，这其中包括这些年研究穆旦硕果累累的易彬博士。而我却以年纪大一点再写也不迟为理由，一再地推延着传记的创作，直到2018年的一天，我心血来潮，将一篇旧作交微信公众号“采蓝小调”推送以纪念诗人诞辰一百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主持“文学纪念碑丛书”的编辑魏东读到推文后，通过其他朋友，问到我的邮箱并发来邮件，询问我“有没有继续推进的打算”。我当然愿意。就这样，几番沟通，他报送了选题。半年后出版社通过了选题，我这才着手《穆旦传》的写作，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我顺利完成了两卷本37万字的写作。可以说，没有素昧平生的魏东的盛情推动，传记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一年动笔，或者我压根儿就不会这么快地去完成它。从这个角度说，应该郑重感谢魏东兄，正是他对于严肃的传记文学的推崇，以及对于诗人穆旦的理解和热爱，最终促成了这部传记的诞生。但好事多磨，书稿2020年2月交付之后，排版并校讫，封面也已设计完成，却一直未能下厂付印。这一搁就是4年。也是机缘巧合，书稿兜兜转转，终于找到译林出版社，蒙译林社副总编辑陆志宙女士青眼有加，书稿最终得以出版。

回想起来，穆旦跟译林的缘分，还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3月，印刷量巨大的穆旦译著《普希金抒情诗选》（上下）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我手头正好保存有这一版本）。需要说明一下的是，2023年1月，译林社出版了杨苡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关于穆旦的回忆，虽然也不多，但它有鲜活的细节，又有情义，是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这次趁书稿最后校改的机会，我摘引两段，补入拙著，也算是对穆旦至交杨苡先生的一个纪念。

自李方首次编辑出版《穆旦诗全集》、陈伯良首次撰写出版《穆旦传》以来，穆旦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做得最为完备的，应该是中南大学的易彬先生。易彬所著《穆旦年谱》《穆旦评传》的相继出版，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易著相当翔实，完全想象得到当年他采访、搜集资料的艰难。拙著《穆旦传》的完成，受惠于易彬兄近年的研究实多，行文中引用之处，我都已一一注明，但在此我仍要由衷地说一声感谢。

此外，我还要给朋友和家人送上这迟到了数年的感谢。

东君，小说家，20多年的老友，他曾陪同我采访唐湜，还给我网购到不少唐湜和穆旦研究的书籍。特别是他通过私人关系，帮助我联系到南开大学档案馆，让我顺利查阅到该处保存完好的 穆旦原始档案。拙著第二部得以顺利完稿，离不开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沈方，诗人，十数年来持续不断地谈论诗歌的老友，写作中，每遇到手头缺少相关的资料，首先就想到请他帮我下载电子书。由此，很多与穆旦有关的文档，只要我报上书名，他就耐心地在网上查找、下载并整理好发我。这些史料，大大方便了我的写作。

海宁一位不知其名的收藏家，知道我在写传，辗转要到我的电话，给我寄来了他从拍卖行竞购来的穆旦手写材料（复印件）。另一位收藏家老友，竞拍时，意外看到流失的穆旦手写材料，当场拍了照片发我，供我写作时参考之用。

此传撰写期间，我的女儿邹宜笑正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研，利用高校校园网的便利，她也帮我下载了不少相关书籍和论文资料。此外，她的导师、著名评论家何平教授曾托她带来一大本自行装订成册的穆旦研究论文资料集。何平兄最后还郑重向译林出版社推荐了此书。在此，我深鞠一躬。

感谢穆旦长子查英传，许多年前的越洋电话仍旧回响在我的耳边。感谢天津小说家秦岭先生、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元青教授、南开大学档案馆张兰普先生、自小在南开大学校园长大的穆旦同事张文彬之子张尊先生等。感谢译林出版社副总编陆志宙女士和责任编辑张黎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艰辛努力。本书付梓之际，欣闻获“2024年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特此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南开大学一位不知名的老员工，在天津高铁站乘往八里台的公交车上，我巧遇这位退休多年的老人，得知我此行的目的，她告诉我，很多年前，她在南开校园里远远地见过低头行走、若有所思的穆旦。因为同在一个校区，她那时对诗人的不幸遭遇也有所耳闻。老人叹息一声之后，就跟我讲起了那些年的南开往事。临别的时候，这位眉清目秀的老人特意走到我身旁，拉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在她的两个手掌中，然后，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背，用那根苍老而颤抖的食指，在我的手心里认真而动情地写了一个字。我没有记住这个字。但是，我记住了她跟我说的一句话：“今我不述，更等何时。你做的是有意义的事！”闻听此话，我心头一热，觉得十多年的资料搜集以及近一年高强度的写作期间所有遭遇到的困难都不值一提了。这也许是传记作者得到的最好的安慰，何况这句话，我何其有幸，能够当面从一位经历了往事的南开老人那里听到。我把这一切，看成是冥冥之中的穆旦找到他的对话者并热情赠予他的一种特殊的缘分。感谢这位传奇的翻译家和诗人，其卓越的才华和丰沛的一生，20多年来默默滋养着我的写作。我想，这正应和了诗人的一行诗：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

（作者系作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