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成，原名王阿成。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曾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作家协会主席，南京传媒大学客座教授。短篇小说《年关六赋》曾获 1988—198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赵一曼女士》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其他作品多次获“百花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优秀作品奖、《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中华文学选刊》优秀奖、东北优秀作品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以及其他多种奖项。曾发表长篇小说《马尸的冬雨》《忸怩》《咀嚼罪恶》《绝世风姿》《遗恨瓜洲》《缔造者计划》等，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胡天胡地风骚》《东北吉普赛》《城市笔记》《欧阳江水绿》《安重根击毙伊滕博文》《捉襟见肘的日子》《哈尔滨的故事》，《良娼》（英文版）、《空坟》（法文版），《阿成笔记小说》《东北吉普赛》《闲话》《上帝之手》《阿成小小说自选集》等，散文集《馋鬼日记》《哈尔滨人》《春风自在扬花》《胡地风流》《影子的呓语》《单眼看欧洲》《仰望殿堂》《风流倜傥的哈尔滨》等，诗文集《唐诗译注图》（中英文对照版）等40余部，并创作电影《一块儿过年》（合作），电视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上下集），话剧《哈尔滨之恋》（合作），情景剧《火焰蓝之夜》等。其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韩等多国文字。

文化艺术报：当年您以短篇小说《年关六赋》成名，获得了1988—198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0年后短篇小说《赵一曼女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几十年过来，您早已功成名就，现在还有当初那种写作的快感吗？

阿成：现在，还依旧在写小说，包括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写的散文和随笔这方面的文章多了起来。有一点，只要是进入写作状态，写作所赋予我的活力、智慧、经历和思辨，以及对表达的审美渴望，全都会簇拥而来。当然和年轻时候写的小说不同，年轻所经历的那些方方面面的感受太多了。记得最多的时候我一年写 20多个短篇，脑子里有很多很多的事、很多很多的人在那儿排队等着我写。这种事谈不上写作快感，但是写作的冲动始终在激发着我拿起笔写呀写。有人说，写作不是靠数量取胜。这是一个伪命题。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巴尔扎克一生写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您能说他是靠数量取胜吗？关键还得是作品好。最初，没有电脑，用手写，一遍一遍地改，最后工工整整地誊写完。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疲倦。当然，现在是用电脑写作方便多了。过去都是女儿王若楠帮我打字，孩子受累也受益。特别是我写的那些像鬼画符一样的草稿，改来改去，她不想受益也难。记得有一位朋友说，要想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最好看人家写的草稿，看看人家是怎么改的。虽然这话听起来很直白，但也不无道理。当然，您说的写作快感还是有的。只是之于我会更理性、更沉稳，不会拿起笔来就写，要掂量掂量，看它值不值得写。

文化艺术报：您四十多年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对哈尔滨城市历史、哈尔滨城市生活的书写，哈尔滨是您创作的精神高地？

阿成：写哈尔滨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人们，绝对不是刻意的，更不是因为当下哈尔滨火了才追着写。我在这座城市不弃不离生活了几十年。我四五岁就从横道河子镇跟着父母来到了哈尔滨。我常说，我是看着哈尔滨这座城市长大的。我小的时候哈尔滨城里的人口很少，您想不认识这一条街上和这一区域的人不现实。这就像同在一个工厂工作，上班下班，进进出出，基本上都认识。用时髦的话说，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更何况我伴随着他们走过了几十年，从小看到大，甚至看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不用太多的编造，他们就是丰富的小说素材。对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基本上都走过了，很熟悉。第一，我上小学的时候常去拉小套挣点小钱。不单单是家庭困难。什么叫“拉小套”？拉小套就是在人力车上挂上绳子，帮人力车夫拉上坡。哈尔滨城里的坡不多，但毕竟有坡，而且还很高。人力车夫常会雇我们这些小孩儿帮他拉车。挣来的钱可以看小人书、看电影。这种经历让我有意无意也走遍了哈尔滨全城的每一条街道。何况我天生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又喜欢幻想做白日梦。看着街上的行人、房子和街道等等的变化总会有一些感慨。您说这是我创作的精神高地，还真就是。当然，我也不单是写哈尔滨。哈尔滨周边的乡村，整个黑龙江省，只要我去过、待过，和当地人喝过酒，聊过天，又有感触，就会写。当然，无论是黑龙江全省，还是全国，包括哈尔滨，写这些地方的作家很多。现在又有了抖音，更是多上加多。既然说黑龙江是文学创作的富矿，开矿的人怎么可能就一个人呢？您说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无论您同意不同意，我写哈尔滨的文章，包括出版的这方面的书都比较多一些。而且已经被引用、化用、改编了千百次。比如我说过的：“中央大街上的每一块面包石值一个银元。”我记得，好像是华国锋同志到哈尔滨视察的时候赞美中央大街“是一条用金子铺成的路”（大意）。当然，我也写了相当数量的其他省份，包括写国外的散文、随笔和小说。

文化艺术报：青年评论家贺嘉钰认为您将哈尔滨以短篇小说的方式复活于纸上，为何没有可以构建宫殿的长篇小说，而是空间逼仄的短篇小说？

阿成：谢谢贺嘉钰先生。更正一下，我曾经写过六部长篇小说，其中我最满意的长篇小说是《马尸的冬雨》。全书大约有20万字。主要是写早年曾经流亡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或者到这种城市来淘金的那些外国侨民的人生故事。是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的。现在这家出版社黄了。有一位记者朋友曾经跟我说，您不应当叫《马尸的冬雨》，叫《哈尔滨的冬雨》，毕竟写的是哈尔滨的。是啊，当年我为什么起了那么一个愚蠢的名字呢？如果有出版的机会，就改为《哈尔滨的冬雨》。 我写的短篇小说多一些，主要是跟我的阅读有关。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读一些中外名家的短篇小说集。我是一个优秀作品的崇拜者（事先并不看作者的名字），看完了，感动了，佩服了，再翻过来看这是谁写的。我觉得短篇小说更有魅力，更具艺术上的挑战，很多读者喜欢。当然，有人就喜欢读长篇小说，不管是好是坏，没日没夜地读，一年读一二十本。我还真就认识这么一个人。对此我能说什么呢？只是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一旦说出他的名字，有两种可能，一种会给他惹来无尽的烦恼，破坏了人家的安宁；还有可能被有心人招安，使他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纯洁性。

文化艺术报：您以短篇小说步入文坛，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像《年关六赋》《赵一曼女士》《良娼》《走廊》《上帝之手》等等，都是您的短篇名作，写作短篇小说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阿成：其实写每一篇短篇小说都是一个挑战。首先，短篇小说是语言和表达清爽的艺术。我们看五四时期那些前辈作家写的短篇小说，您千万不要被他们表面那种“轻松的表达”迷惑。记得意大利一位女评论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无论您的小说改过多少遍，但给读者的感觉是，您很轻松地就把它写出来了。受这句话的启发，正当我打算改掉自己那种雕琢毛病的关键时刻，刘恒先生告诉我，您必须把雕琢这一关做到极致，之后再写，一切就明白如话了。如此看来，纯粹的白话也是需要功夫的。有人说“残酷的白描”，可见一斑。这事儿我还真得谢谢刘恒先生。一个人的创作不会是无本之木、无师之徒。

文化艺术报：您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是汪曾祺先生写的序。您的短篇小说创作，有没有受过汪曾祺先生的影响？

阿成：我的创作无疑是受到了汪曾祺先生作品的影响。当然，并不是所有人的短篇小说都会影响到我。首先彼此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不然就是一层皮。就是说，人家穿那件衣服好看，可是穿在您的身上就未必了。我也注意到，也有一些人是受到了我的小说影响。不过，他们写出了成绩之后，矢口否认了（笑）。汪曾祺先生在给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写序的时候说过，“阿成走的是我的创作路子。”（特别说明一下，先生说的这个阿成是王阿成，就是我。我在1979年就用“阿成”的名字发表作品，是文坛上最先用“阿成”这个笔名发表作品的人。）您说得一点也没错。我喜欢汪曾祺的作品中的那种洒脱的人生态度和轻松的、唯美的文字表达。就是他灵魂的自然流露，不是刻意装出来的，化过妆的，是天然的、素面朝天。但无论如何，我们师生之间还是有些不同。至少是我们的人生经历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文化艺术报：您的语言很有特色，非常雅致，出神入化，在语言方面，您受过哪些训练？

阿成：说到语言“训练”，并不是为了训练而训练。是天生对语言有一种崇拜和痴迷。兹此何来哉？读书。我特别喜欢五四时期的那些前辈作家所写的形形色色的作品。他们的语言功夫和表达让我敬佩。敬佩了就会感动，感动了就会冲动，冲动了就会行动。当然，仅仅读五四时期的某些作品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我之所以读古典文学作品，仅仅是单纯地喜欢而已，不是要应付考试，也不是为了装扮自己有文化。

文化艺术报：您几十年一直写城市题材的小说，中篇小说《农民进城》是您为数不多的农村题材的小说。您出生在城市，没有乡村生活的经历，为何会把目光从您熟悉的城市生活转向农村？

阿成：我并没有把自己的创作转向农村。农村题材的创作是因为我常年行走于黑龙江的农村。众所周知，我年轻的时候是卡车司机，我开着卡车几乎把黑龙江大大小小的县城村屯走遍了。它们先前是什么样，后来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不单是说它们样貌的变化，也包括聊农村父老乡亲的变化。现在我依然喜欢到农村去，睡一睡火炕，吃点农家菜，在小酒馆儿里跟农民唠唠嗑，一起回忆，一起吹牛，一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包括农民进城之后的种种感觉、遭遇。我这么做并非要写啥，更不是私人采风，就是和朋友或者跟内人，一块儿下乡去走一走，看一看，散散心。感觉非常开心、痛快，心灵也特别纯净。是一个清除市俗垃圾的过程。再加上，毕竟和陌生人之间彼此没有利害冲突，没有争高争低的小儿科游戏，没有嫉妒与防范，更没有装腔作势的卖弄，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单纯是陌路人之间的坦诚。岂能不喜欢？然而，“采风”归来终觉浅，一切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想写了，又有的写，写就是了。

文化艺术报：进入21世纪后，您的小说似乎写得没以前那么多了，是不是对自己要求更高了，不再轻易出手？

阿成：我对自己写作没有要求，只有信念，就是一定要把每一篇作品写好。冬去春来，以往的观念会发生一点点变化。什么变化？我觉得人生全部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全都是写作。白天写、晚上写，节假日也在写。干嘛呀？您投胎到人世就是为了写作呀？不会吧？还有玩呢。比如说美食，远足，欣赏音乐，看书，跟小孙子在一块聊聊天，听听一个13岁、身高1米76的大男孩内心都想些什么。挺好的，如同和上帝聊天一样。但您千万别误解，这所有的一切绝对不是为了收集什么素材。

文化艺术报：您的作品中，有很多渗透着俄罗斯色彩，这个特色和您小时候在苏联人创办的红十字幼儿园的经历有关还是别的什么？

阿成：现在哈尔滨已经不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哈尔滨了。小时候，我从坡镇（我爷爷奶奶和姑姑就在那里）来到哈尔滨，当时哈尔滨的人口极少，站在中央大街上（我家就在中央大街北头的第一条辅街，商铺街上，之前叫渔市街，后来改叫花圃街），可以从头道街一直望到十六道街。单说在这街上就随处可见那些滞留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和其他国家的侨民。我觉得当地的中国人没觉得他们有什么特殊。我家的邻居就有俄罗斯侨民。毕竟，早年的哈尔滨是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从城市的整体规划，到房屋建筑、饮食、服饰、商店、餐馆，甚至包括一些时髦的运动，像滑冰滑雪，甚至在一些日常用语当中，都有着俄罗斯文化的渗透。我在前面说了，我曾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专门讲述这些移民的故事，一共由二十多个彼此有关联的短篇组成，挺独特（在国内还没见过有谁写过我这种题材的长篇小说），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才惦记着把它再版一次。 您说到的红十字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原址现在还在，但不是幼儿园了。当年红十字幼儿园里的阿姨、厨子、花匠、园长，包括吃的穿的，都是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式，说话也以俄语为主。遗憾的是，小孩子学得快，忘得也干净。但是，他们对我的潜移默化影响还是有的，以至于我工作以后，每到发工资的日子，一定到当年的“华梅西餐厅”吃一顿。不过，实话实说，尽管有这方面的经历，我还是喜欢中国的饮食、中国的节日。羊吃草，狼吃肉，这是天性。只是不同的文化会悄然地渗透到您的表达和行为当中。一切顺其自然吧。

文化艺术报：以前看过您一篇散文《作家的经历就如他的影子》，年轻时，您是一名卡车司机，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阿成：这篇文章我已经记不得了。这是我的优点，写过的小说，很快就忘得精光。不过，说起开车这段经历，我一直强烈地想着写一写这段生活，也可能是太熟悉了，一直没有找到最佳的表达方式。还有，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担心它有些陈旧，我不喜欢太陈旧的作品。但是，这段经历是丰富的、饱满的、独特的、鲜活的，您想不在作品里表达都难。慢慢来吧。

文化艺术报：年轻时，您就喜欢读书，为了省钱买书，经常不坐车跑步到新华书店。那个时候，都读些什么书？

阿成：没错。我确实特别喜欢读书。原因很简单，就是空虚，年轻人嘛。再加上年轻的时候正赶上“文革”，老爹又是“反动技术权威”，我所能够活动的范围缩小了。在交通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喜欢看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跑步去15公里远的新华书店买书，是穷学生兜里没多少钱，想着把坐车钱省下来买书。至于说为啥喜欢读书、买书，天地良心，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利目的，唯一的诱惑，就是用来填补自己空虚的灵魂。

文化艺术报：您早期并不想当作家，是您的朋友偶尔看到您写的东西，拿给他当编辑的朋友，您才走上了写作这条路？

阿成：没错。在我的人生志向当中没有“作家”两个字。我念书的时候学习不好不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那一代学生脑子里想着考大学的人寥寥无几。如果有，也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父母对我也没有任何的期许。好像把种子撒到地里就不管了。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能当一个拉煤工人，钱挣得多呀，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挣五块钱。当年哈尔滨的“老都一处”，一个熘肉段才四毛五。即便在首都饭庄吃饭，两个人五块钱也足够了。可命运到底还是安排我做了无轨电车的驾驶员和卡车司机，包括专门拉领导的小车司机。如果说和写作有关，喜欢写日记勉强算是一条吧。之所以写日记也是没啥事儿，写着玩儿的。还写诗呢。“三花银鳞细，生办野味香”“篱笆架上银龙闹，枫叶竞放白牡丹”“秋风换得满地黄，荣芳欲谢雨丝长。拂去红颜忆春梦，留得枯枝折断肠。”您说得对，看来您很了解情况。朋友在我家看到我用大白纸写的日记，觉得其中一天的日记像一篇小说就撕了下来，送给了王倜老师。王倜先生是旧哈尔滨时代的《小说月报》的主笔（当时在哈尔滨第一中学任教）。他挺欣赏我。当然这中间有许多的过程，限于篇幅就不啰唆了。就这样，走上了写小说的这条不归路。说句心里话，还是当一个工人好啊，活得不累。

文化艺术报：从处女作发表到《年关六赋》成名，您用了多少年，《年关六赋》的写作和发表有没有经历挫折？

阿成：我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到1988年发表《年关六赋》，差不多十年。这十年不说也罢。您说，下了班不回家，站在路灯下看别人下象棋，一看看到半夜的人，他累不累？不累，开心，认可（东北话，宁可）回家挨老婆骂。写作也是如此。说到挫折真是太多了。直到今天还有人像蚊子一样叮着我不放（笑）。不过，我反倒觉得有挫折挺好的。到今天我也顽固地认为，任何挫折都是我创作的动力。您越挫折我，我动力越足。我觉得这是自己一个挺好的优点。

文化艺术报：成名后，谈起写作，您说过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除了情感和批评的欲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吃饭。”那个时候，您已经成名了，吃饭还是天大的问题？

阿成：这可能是小时候饿怕了。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穷孩子来说，“吃饱就是好吃”。我这一生始终把吃饭作为头等大事，绝对的责任。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也常常会想，一旦自己落入了极贫困的状态怎么生活？怎么吃饭？和同样身处困境的人怎样相处？就像自己真的经历了一样，非常真切。所以，古人有一句话是至理名言：民以食为天。天大的事，就是吃饭。虽然目前吃饭对于我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它也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大问题。

文化艺术报：很多人刚开始写作时，都经历过别人的冷嘲热讽，您好像也没例外，单位的领导就说您不是搞这个的料子，这句话反而激励了您，使您成功了？

阿成：那些过往的是是非非，我实在是不想说。前面我说过，任何挫折对我来说都是前行的动力。一个人取得了成绩，或者是发表了作品，产生了影响，形形色色的人反应是不一样的。好在一个作家的好坏不像在单位里选劳模，最后得领导拍板。更何况全国有那么多文学刊物。您觉得自己的作品好，寄过去就是了。

文化艺术报：您每年都会在黑龙江境内走上几次，是下去深入生活还是就是出去看看，现在还坚持吗？

阿成：这不是坚持，是喜欢。到今天也是如此，前面我说过了。

文化艺术报：说起哈尔滨，人们首先会想起随处可见的欧陆风情的建筑、独具特色的美食和著名的中央大街，您以前就生活在中央大街，可否谈谈您心目中的哈尔滨？

阿成：我在哈尔滨生活了几十年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亲历和见证了老哈尔滨的样子，真的是很洋气也很纯粹。九十年代以后，哈尔滨像全国的各大城市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哈尔滨建筑式样以及城市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话实说，有时候我都找不到先前的路在哪里了。人太多了。比如说一个小区至少有2/3是外来户。如果说，早年的外国侨民给我们带来了西餐、西洋音乐、绘画艺术、洋装和欧式建筑，等等；闯关东的山东人给我们带来了鲁地文化，包括山东的美食，等等，那么，黑龙江境内的农民兄弟姐妹的大量涌入，使我们的城市里新添了许多新的美食和服饰，比如说铁锅炖（炖鸡、炖鱼、炖排骨、炖大鹅）、杀猪菜、蘸酱菜……还有农民兄弟姐妹喜欢穿的大花棉袄（先前只有在城市郊区才可以发现这样的美食、这样的打扮），但这恰恰给后来的写作者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哈尔滨内容的书我写了好几本了，《哈尔滨人》《远东背影》《和上帝一起流浪》《胡天胡地风流》《馋鬼日记》《舌尖上的东北》等等。还有两本，最近出版，书里面主要是讲哈尔滨，有空可以找来看看。在哈尔滨，我崇拜的、尊敬的前辈作家比较多，像写《冰山上的来客》的乌·白辛（我曾经冒昧地打报告给市里的领导，要求给他搞一个塑像。当年的宣传部长朴逸先生真就批了。这尊塑像立在太阳岛上）。还有，像长篇小说《雁飞塞北》、电影文学剧本《孔雀飞来阿瓦山》的林予老师，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电影《徐秋影案件》的丛深老师，和全国中短篇小说获得者《不该将兄吊起来》的王毅先生。等等。

文化艺术报：您是讲故事的高手，这些故事都是从哪里来的？

阿成：生活中处处都有故事，只要你肯去聊。可千万别说您是一个作家，你要跟聊天的对象是同等的身份、同等的工资、同等的处境、同等的喜好，才会有共同的话题（千万别有点儿文化水儿，写了点作品，就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只要你下去，不是走马观花，只要你真心地肯跟寻常百姓交朋友，何愁没故事呢？

文化艺术报：2000年以后，您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出版了《哈尔滨人》《风流倜傥的哈尔滨》《舌尖上的东北》《馋鬼日记》《行走在路上》《远东的背影》《殿堂仰望》《和上帝一起流浪》，以及央视拍的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和最近热播的《三餐四季》等等，这些书多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写作散文随笔的心情和写小说有什么不同？

阿成：散文随笔（包括杂文），是对生活的感悟。写小说难啊，写一篇好小说更难。这就是小说的魅力。虽然说散文随笔写起来状态会放松一些，但其中的文化意味很浓啊，但也切勿陷得太深，可以写一点“水仙花情结”的东西，但重要的是别写得太假。俗话说，“交人交心，浇花浇根”。真诚，是文学创作的灵魂。

文化艺术报：对年轻作者，您有话要说吗？

阿成：我从事文学创作比较晚，都三十多岁了（好像是34岁）。记得刚刚调到《小说林》编辑部的时候，编辑部在苇河林业局的一个林场办了一次业余作者的改稿笔会。我作为负责黑龙江稿件的编辑，头儿让我主持这次笔会。当时，北京的青年文学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听说了，就坐火车赶到了我们笔会的所在地，跟我们在一起待了两天。我们聊了很多。其中他说的两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是，你们这叫啥笔会啊？住的、吃的，太简单了。第二句话是，你们这个笔会真好，大家在一起讨论作品非常真诚，不藏着掖着，没有互相不服气、彼此拆台。风气好啊。难得呀。实话实说，近几年来，我和黑龙江、哈尔滨的文学界的联系几近于无，我们那一代作家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很少，一年聚在一起吃个饭也就是了。风过耳，偶尔也会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我觉得，您要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出息的青年作者，将来一定能够写出好作品，对文学创作又充满了真诚，切记要远离那些是非多、聚在一起全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这样的小圈子。要远离这样的地方，这种类型的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见东说西话，见西说东话，玩一种双面人的乐趣，但对有出息的青年作者却是一个致命的干扰。记住我说的一句话，最后证明你价值的，不是玩那些扯淡的假消息，而是文坛公认的好作品，谁也打压不了你。这，才是硬道理啊。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