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婚姻幸福吗?
我们阅读李清照词作时,习惯把词作的叙述者,视为李清照本人,比如在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中的《声声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全部与她不幸的后半生相联系。如此理解是否公允?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的感情,真的如此甜蜜吗?
男子作闺音
在我们的印象里,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侣,二人不仅出身书香门第,而且都酷爱艺术与历史。他们组成了从物质到精神都十分契合的家庭。
李、赵婚姻这种幸福的印象来自于哪里呢?按理说,最直接的证据应该是当事人的自述,再有就是同时代有交往之人的回忆。
李清照是历史上第一流的词人,可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将李清照词,视为幸福婚姻的证据,因为“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言说的“我”不等于作者本人。在诸多词作中,“男子作闺音”的现象十分普遍,试举两例说明。温庭筠的《望江南》,词作主人公是一位等待无果的妇人,作者表达其心情为: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可见,当词作言说的“我”预设为女性时,我们绝不会率先把男性词人的个人经历代入解读,充其量只会认为是作者某一时期情感的变相体现。
相似例子还有柳永的《蝶恋花》。词中预设的“我”,首先是唱词之人,更宽泛的理解下,主人公既可以是唱词的女生,也可以是作词的男性,抑或兼而有之。柳永写道: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其中因想念而消瘦的形象,固然可以联系到深情的柳永,但并不能直接对应。
因此,不难看出,“词”是一种表达方式,它当然在表达作者的情感;但“词”绝不等于作者的自传,当我们用词去考察作者生平时,需要有极大的“警惕”。
正因为词作的预设主体女性居多,加之李清照是鲜有的女性词人,于是后世读者,特别习惯于将李清照词,视作其自我写照。在这种预设下,最明显的例子当属一系列关于“忧愁”的词作。我们先摘录李清照的三首词: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
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念奴娇》)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
如果隐去背景信息,我们是否能够说词中忧愁的“我”便是李清照呢?是否能够像通常的解释那样,把李清照的忧愁与赵明诚的逝去联系呢?
单纯分析三首词作,《武陵春》的悲伤程度最深,而前两首难分伯仲,都有一种离愁别绪的氛围。如果我们假设前两首词作于赵明诚亡故之后,也认为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所写,是否讲得通呢?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至亲逝去的阐释效力太大,以至于可以成为一切悲伤情绪的理由。
其实,根据考证,上引的前两首词写于李、赵二人居住青州期间,时间分别是大观三年(1109年)和政和六年(1116年);第三首词被认为作于绍兴五年(1135年),此时距离赵明诚逝世的建炎三年(1129年)已过去六年。
从上述例子便可看出,过于贴近李清照本人经历、完全将李清照视作词作主体的阅读阐释,显然有所偏颇,也不利于我们真正理解易安词的妙处。
改嫁的污名
关于李清照的评价,经常被引用的一则材料是王灼的《碧鸡漫志》:
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
相似的评价方式还有朱彧的《萍洲可谈》:
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
有宋一代,类似于王、朱二人的评价不在少数。一方面,他们称道李清照的才华,不吝赞美之词。另一方面,也对李清照所谓的“晚节”进行了道德非议。
关于李清照的再嫁,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改嫁为什么会遭到如此非议?是社会氛围导致还是个人情况特殊?第二,改嫁是否影响了李、赵二人的幸福家庭形象?
作为遗孀,李清照在她所处的年代,需要为亡夫服丧三年,之后,妇女可以再嫁。事实上,寡妇再嫁在北宋多有发生,美国学者艾朗诺总结:“一般来说,寡妇再嫁在社会下层群体中更加普遍,人们对此也比较宽容;而精英士大夫在儒家男权价值观的支配下,对寡妇改嫁的抵制更强烈一些。”
所以,无论在李清照的年代,还是在今天,寡妇再嫁都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妇女有权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问题在于,南宋及之后各代,“妇女守节”等思想成为主流,李清照的再嫁,便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在清代为李清照辩护的学者中,甚至塑造出她从未再嫁的形象,这种对于事实的罔顾,也说明时人对改节的介意。
应当说,李清照改嫁是十分确凿的事实,可是这种选择又貌似与李、赵的恩爱形象,构成某种令人尴尬的冲突。于是,现代观点倾向于将李清照视作再嫁的受害者,以其被蒙蔽的形象减损对其道德的非议、对美满家庭的负向影响。
可是,无论从文学还是生活,我们都应避免对情感单向度的理解,人的情感复杂而又充满变化,为什么不能是追忆似水年华,与追求美好未来共存呢?所以,笔者以为,李清照再次追求爱情,并不影响和遮蔽李、赵曾经的幸福。
不过,李清照在第二段婚姻中,确实被一定程度欺骗,且十分不幸。张汝舟是南宋的低阶军官,与南渡之后的李清照相识。张汝舟对当时孤独无依的李清照多有照顾,可实际上,他觊觎的是李、赵二人多年的收藏,婚后,张汝舟更加直接,竟发展为“遂肆侵凌,日加殴击”的家庭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显然无法维系,然而,当时妇女状告丈夫并离婚,会被判处监禁,也就是说,离婚可行,但李清照要付出牢狱之灾的代价。即便如此,李清照还是毅然结束了这段关系。
后来,得益于綦崈礼搭救,李清照免除处罚。对于再婚,今人可见最直接的史料便是李清照为表感谢而写作的《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她在信中说:
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身既怀臭之可,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
虽有骈文渲染的些许夸大,但不难看出李清照的痛苦和决绝。
漫长的余生
而今,我们对于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的美好想象,要归功于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的书写。如上所说,词作可被视作夫妻二人感情的表达,但受限于表达方式,不能将其完全当作李清照的自传作品来审视。
《金石录后序》的两条主线是李、赵二人的收藏和夫妻间的回忆。李清照曾不无动情地回忆道:
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这段往事指夫妻二人本钱不足,但为了收藏甚至典当衣物,可是,他们非常快乐,陶醉其中。这段故事十分动人,既有年轻夫妻的同甘共苦,又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志同道合。序中还包括温情而典雅的生活图景,比如: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这里背景是因为党政,赵明诚长期贬谪于青州,夫妻二人没有沉沦,依然在生活中互相讨论知识,而李清照博闻强识,总是在家庭“知识竞赛”中胜利,赵明诚不及妻子,也丝毫不以为意。从中,我们看到一位平和的丈夫,一派不失雅趣的气象。
如果只读这些,我们当然可以说李、赵夫妻的感情令人羡慕。可是,如果纵观《金石录后序》全文,便会发现,李清照的重点其实在说文物收藏。除上述段落外,李清照以赵明诚之死作为节点,引出了收藏坎坷的经历。首先是赵明诚生前的嘱托:
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
这表明赵明诚对于收藏的重视。接下来,李清照便历数藏品的丢失,包括搬运途中的舍弃、朝廷大臣的讨要、当地村民的窃取,最终的结果是“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
可以说,余下的收藏,不仅是李清照多年来颠沛流离的明证,更是和赵明诚挚深感情的唯一寄托。于是在文章结尾,李清照又动情地说道: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指赵明诚)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看着亡夫的字迹不免思念,他们的感情也被剩余的书画藏品所“镌刻”。
“序”作为一种文体,于典籍前后,多是记录缘由、臧否高下;但“序”同样可用于人际交往,比如赠序、别序,唐宋之间比比皆是。纵观《金石录后序》,李清照是以藏品为主线,带出过往的回忆,既有典籍之虞,又有人情之思。所以说,“序”的可信度较高,起码高于词作,我们也几乎可以说,李、赵确是一对恩爱幸福的夫妻,或者至少他们曾有过美好的岁月。
此外,不应忽略的是,作为一篇公开的文字,《金石录后序》也有李清照为自己“验明正身”的意图。依王仲闻、徐培均等看法,序文应写于绍兴四年(1134年),而在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结束了与张汝舟一系列不堪的风波。斯时,李清照生活缺乏依凭,而赵明诚之前的官员身份和因公殉职,都能让她获得朝廷的物质补贴。
所以,艾朗诺认为,李清照对于李、赵感情的塑造有三个潜在的意图:其一,她希望重新成为亡夫赵明诚的“命妇”(朝廷官员的遗孀),能够拿到朝廷颁发的月俸;其二,她想与赵家亲属重归于好,协助她重获“命妇”地位,或至少不阻挠她的行为;其三,她想恢复自己在士人中的“才女”光环。
在我看来,艾氏之说甚为精到,李清照对于赵明诚的塑造,固然出于美好的回忆,二人的感情令人羡慕,也颇有悲剧之美感。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李清照其他方面的用意,即是否在有意渲染并加重他们二人之间感情的美好。
可以说,正是《金石录后序》,方才让世人得以窥见他们的感情,在历史上也属于鲜有的女性表达。我们以李、赵美好的爱情,预设阅读李清照词,绝无逻辑上的抵牾。只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忧愁都寄于李清照名下,也不应夸张赵明诚之死对她的影响——理解文学作品,不应简化人情感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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