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阅读李清照词作时，习惯把词作的叙述者，视为李清照本人，比如在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中的《声声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全部与她不幸的后半生相联系。如此理解是否公允？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的感情，真的如此甜蜜吗？

男子作闺音

在我们的印象里，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侣，二人不仅出身书香门第，而且都酷爱艺术与历史。他们组成了从物质到精神都十分契合的家庭。

李、赵婚姻这种幸福的印象来自于哪里呢？按理说，最直接的证据应该是当事人的自述，再有就是同时代有交往之人的回忆。

李清照是历史上第一流的词人，可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将李清照词，视为幸福婚姻的证据，因为“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言说的“我”不等于作者本人。在诸多词作中，“男子作闺音”的现象十分普遍，试举两例说明。温庭筠的《望江南》，词作主人公是一位等待无果的妇人，作者表达其心情为：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可见，当词作言说的“我”预设为女性时，我们绝不会率先把男性词人的个人经历代入解读，充其量只会认为是作者某一时期情感的变相体现。

相似例子还有柳永的《蝶恋花》。词中预设的“我”，首先是唱词之人，更宽泛的理解下，主人公既可以是唱词的女生，也可以是作词的男性，抑或兼而有之。柳永写道：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其中因想念而消瘦的形象，固然可以联系到深情的柳永，但并不能直接对应。

因此，不难看出，“词”是一种表达方式，它当然在表达作者的情感；但“词”绝不等于作者的自传，当我们用词去考察作者生平时，需要有极大的“警惕”。

正因为词作的预设主体女性居多，加之李清照是鲜有的女性词人，于是后世读者，特别习惯于将李清照词，视作其自我写照。在这种预设下，最明显的例子当属一系列关于“忧愁”的词作。我们先摘录李清照的三首词：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

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念奴娇》）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

如果隐去背景信息，我们是否能够说词中忧愁的“我”便是李清照呢？是否能够像通常的解释那样，把李清照的忧愁与赵明诚的逝去联系呢？

单纯分析三首词作，《武陵春》的悲伤程度最深，而前两首难分伯仲，都有一种离愁别绪的氛围。如果我们假设前两首词作于赵明诚亡故之后，也认为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所写，是否讲得通呢？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至亲逝去的阐释效力太大，以至于可以成为一切悲伤情绪的理由。

其实，根据考证，上引的前两首词写于李、赵二人居住青州期间，时间分别是大观三年（1109年）和政和六年（1116年）；第三首词被认为作于绍兴五年（1135年），此时距离赵明诚逝世的建炎三年（1129年）已过去六年。

从上述例子便可看出，过于贴近李清照本人经历、完全将李清照视作词作主体的阅读阐释，显然有所偏颇，也不利于我们真正理解易安词的妙处。

改嫁的污名

关于李清照的评价，经常被引用的一则材料是王灼的《碧鸡漫志》：

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

相似的评价方式还有朱彧的《萍洲可谈》：

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

有宋一代，类似于王、朱二人的评价不在少数。一方面，他们称道李清照的才华，不吝赞美之词。另一方面，也对李清照所谓的“晚节”进行了道德非议。

关于李清照的再嫁，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改嫁为什么会遭到如此非议？是社会氛围导致还是个人情况特殊？第二，改嫁是否影响了李、赵二人的幸福家庭形象？

作为遗孀，李清照在她所处的年代，需要为亡夫服丧三年，之后，妇女可以再嫁。事实上，寡妇再嫁在北宋多有发生，美国学者艾朗诺总结：“一般来说，寡妇再嫁在社会下层群体中更加普遍，人们对此也比较宽容；而精英士大夫在儒家男权价值观的支配下，对寡妇改嫁的抵制更强烈一些。”

所以，无论在李清照的年代，还是在今天，寡妇再嫁都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妇女有权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问题在于，南宋及之后各代，“妇女守节”等思想成为主流，李清照的再嫁，便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在清代为李清照辩护的学者中，甚至塑造出她从未再嫁的形象，这种对于事实的罔顾，也说明时人对改节的介意。

应当说，李清照改嫁是十分确凿的事实，可是这种选择又貌似与李、赵的恩爱形象，构成某种令人尴尬的冲突。于是，现代观点倾向于将李清照视作再嫁的受害者，以其被蒙蔽的形象减损对其道德的非议、对美满家庭的负向影响。

可是，无论从文学还是生活，我们都应避免对情感单向度的理解，人的情感复杂而又充满变化，为什么不能是追忆似水年华，与追求美好未来共存呢？所以，笔者以为，李清照再次追求爱情，并不影响和遮蔽李、赵曾经的幸福。

不过，李清照在第二段婚姻中，确实被一定程度欺骗，且十分不幸。张汝舟是南宋的低阶军官，与南渡之后的李清照相识。张汝舟对当时孤独无依的李清照多有照顾，可实际上，他觊觎的是李、赵二人多年的收藏，婚后，张汝舟更加直接，竟发展为“遂肆侵凌，日加殴击”的家庭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显然无法维系，然而，当时妇女状告丈夫并离婚，会被判处监禁，也就是说，离婚可行，但李清照要付出牢狱之灾的代价。即便如此，李清照还是毅然结束了这段关系。

后来，得益于綦崈礼搭救，李清照免除处罚。对于再婚，今人可见最直接的史料便是李清照为表感谢而写作的《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她在信中说：

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身既怀臭之可，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

虽有骈文渲染的些许夸大，但不难看出李清照的痛苦和决绝。

漫长的余生

而今，我们对于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的美好想象，要归功于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的书写。如上所说，词作可被视作夫妻二人感情的表达，但受限于表达方式，不能将其完全当作李清照的自传作品来审视。

《金石录后序》的两条主线是李、赵二人的收藏和夫妻间的回忆。李清照曾不无动情地回忆道：

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这段往事指夫妻二人本钱不足，但为了收藏甚至典当衣物，可是，他们非常快乐，陶醉其中。这段故事十分动人，既有年轻夫妻的同甘共苦，又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志同道合。序中还包括温情而典雅的生活图景，比如：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这里背景是因为党政，赵明诚长期贬谪于青州，夫妻二人没有沉沦，依然在生活中互相讨论知识，而李清照博闻强识，总是在家庭“知识竞赛”中胜利，赵明诚不及妻子，也丝毫不以为意。从中，我们看到一位平和的丈夫，一派不失雅趣的气象。

如果只读这些，我们当然可以说李、赵夫妻的感情令人羡慕。可是，如果纵观《金石录后序》全文，便会发现，李清照的重点其实在说文物收藏。除上述段落外，李清照以赵明诚之死作为节点，引出了收藏坎坷的经历。首先是赵明诚生前的嘱托：

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

这表明赵明诚对于收藏的重视。接下来，李清照便历数藏品的丢失，包括搬运途中的舍弃、朝廷大臣的讨要、当地村民的窃取，最终的结果是“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

可以说，余下的收藏，不仅是李清照多年来颠沛流离的明证，更是和赵明诚挚深感情的唯一寄托。于是在文章结尾，李清照又动情地说道：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指赵明诚）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看着亡夫的字迹不免思念，他们的感情也被剩余的书画藏品所“镌刻”。

“序”作为一种文体，于典籍前后，多是记录缘由、臧否高下；但“序”同样可用于人际交往，比如赠序、别序，唐宋之间比比皆是。纵观《金石录后序》，李清照是以藏品为主线，带出过往的回忆，既有典籍之虞，又有人情之思。所以说，“序”的可信度较高，起码高于词作，我们也几乎可以说，李、赵确是一对恩爱幸福的夫妻，或者至少他们曾有过美好的岁月。

此外，不应忽略的是，作为一篇公开的文字，《金石录后序》也有李清照为自己“验明正身”的意图。依王仲闻、徐培均等看法，序文应写于绍兴四年（1134年），而在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结束了与张汝舟一系列不堪的风波。斯时，李清照生活缺乏依凭，而赵明诚之前的官员身份和因公殉职，都能让她获得朝廷的物质补贴。

所以，艾朗诺认为，李清照对于李、赵感情的塑造有三个潜在的意图：其一，她希望重新成为亡夫赵明诚的“命妇”（朝廷官员的遗孀），能够拿到朝廷颁发的月俸；其二，她想与赵家亲属重归于好，协助她重获“命妇”地位，或至少不阻挠她的行为；其三，她想恢复自己在士人中的“才女”光环。

在我看来，艾氏之说甚为精到，李清照对于赵明诚的塑造，固然出于美好的回忆，二人的感情令人羡慕，也颇有悲剧之美感。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李清照其他方面的用意，即是否在有意渲染并加重他们二人之间感情的美好。

可以说，正是《金石录后序》，方才让世人得以窥见他们的感情，在历史上也属于鲜有的女性表达。我们以李、赵美好的爱情，预设阅读李清照词，绝无逻辑上的抵牾。只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忧愁都寄于李清照名下，也不应夸张赵明诚之死对她的影响——理解文学作品，不应简化人情感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