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情感被算法量化、亲密关系日趋“速食化”的时代，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联结，却又更容易陷入孤独。当“爱情”被简化为心动瞬间的消费，“友谊”被稀释为社交媒体的点赞，如何重建有温度、有厚度的关系？本期我们借由玛莎·C.努斯鲍姆的《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与汪民安的《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两本作品，开启一场关于亲密关系的深度探寻。努斯鲍姆凭借其对哲学的敏锐洞察与富于文学质感的细腻笔触，穿梭于爱与自我的交叉地带，为我们揭示爱的多面性如何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汪民安借由福柯对亲密关系的看法，提出“友谊是灵活的也是有距离的亲密关系”，引导我们重新审视身边那些看似平常却意义非凡的情感纽带。这两本书虽视角各异，但都蕴含着对亲密关系本质的执着追问，跨越学科界限，将理论与生活紧密相连。 ——编 者

将爱的智慧带回大地

——评努斯鲍姆《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

□颜桂堤

自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以来，玛莎·C.努斯鲍姆在中国知识界便声名鹊起，热度持续上升。近年来，中国学界更是持续译介了她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愤怒与宽容：愤恨、大度与正义》《欲望与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的研究》等一系列作品。《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以下简称《爱的知识》）是努斯鲍姆一部前后跨度十年的论文合集，她将其视为一项行走在哲学和文学之边界上的组织清晰且具理论正当性的事业。这部论文集不仅涉及努斯鲍姆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怀疑论等哲学思想的别样诠释，也涵盖了其对普鲁斯特、詹姆斯等伟大作家经典之作的精彩解读，它以极具人性的哲学目光重新审视了文学世界，以诗性的方式将爱的智慧带回了大地。

以爱的知识探寻“人应该如何生活”

“爱”从未淡出哲学家的视野，对于努斯鲍姆而言亦不例外。《爱的知识》一书便是她集中论述“爱”这一极具复杂性和多面性的情感的精彩之作。爱是什么？在努斯鲍姆看来，爱既指代一种情感，也指代一种更为复杂的生活形式，有时聚焦于情人之间的欲望之爱、浪漫之爱，有时则侧重于友爱、互惠之爱、博爱以及对国家的爱。它是一种“比其他情感更为神秘的激情”。相较于恐惧、愤怒、厌恶、嫉妒等消极情感，努斯鲍姆更为关注“同情”“爱”这两种积极情感；但相较于“同情”的偏狭性，“爱”则显得更为宽广而复杂。

爱是怎样被认识的？努斯鲍姆认为，爱不是一种危险开放的来源，而是一种与自身相当有趣的关系。她通过马赛尔对自我认识的描述所造成的错误表明：“尝试用理智的方式来把握爱是一种没有痛苦也没有爱的方式，那是一个实践上的对手，一种逃避的策略。”努斯鲍姆辩证而又精彩地强调：“爱是在爱和痛苦的经验中被掌握的。痛苦并不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它能帮助我们接触到爱；它是爱本身的组成部分。爱不是一个在心里可被观察的东西，如上帝在葛特露灵魂上看到斑点那样；它体现在爱的体验中，由爱的体验构成，其中显著地包括痛苦的体验。”情感并不是那些从我们的自然自我中以某种自然的、未经训导的方式流露出来的感受。根据努斯鲍姆的观点，“爱”实际上是一种人为构建的社会结构。她以激进的方式反对对“爱”进行科学的解释，阐明了“爱”并非只是“用知性审视心灵的知识”。通过对理智主义的批评，她强调必须重新审视另一种关于爱的知识，通过“学会投入”去阅读“爱的故事”。

如何让爱实现其公共价值，这是努斯鲍姆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爱以其丰富的多样性，与好的人类生活以及与普遍的社会关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出发点，努斯鲍姆在书中所选择的所有作品都以各自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有瑕疵的水晶”“感知的平衡”和“爱与个体”三章都在个体之爱的语境下探讨了这个问题的相关层面。“叙事情感：贝克特的爱的系谱学”一章对读者的情感提出了质疑，而“斯蒂尔福斯的手臂”则为读者的情感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并为这些情感作为伦理生活的核心进行了辩护。在“爱的知识”一章中，努斯鲍姆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种以情感印象传递的知识必须通过反思活动加以系统化和固定的方式，其对普鲁斯特关于情感认识的观念及其动机明显具有批判性；而爱的理想形象则在其对柏拉图《斐德罗篇》和安·贝蒂《学会投入》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呈现。

努斯鲍姆认为，文学而非哲学通常是“爱”这一伦理观念的最恰当的表达和陈述形式，其试图在更广泛的伦理探寻中清楚阐明文学与更为抽象的理论要素之间的关系。文学把我们置于一个有利于感知的道德立场上，它向我们展示采取这种立场在生活中会是怎样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没有占有欲的爱，是没有偏见的关切，是没有恐慌的参与。因此，对爱的知识与智慧的诗性探寻之卓越就在于其恰当地承担了道德责任。《爱的知识》一书也展示了努斯鲍姆从康德式的对“人应该如何生活”问题的狭隘理解走向更开阔、更丰富的理解的道路。

在哲学与文学之间架设起通约的桥梁

在努斯鲍姆看来，哲学经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种超越人类的方式，一种赋予人类新的、类神的行动和依恋的方式，而她所探索的另一种哲学则是把自己看作一种属于人的和言说人性的方式。在“导论：形式与内容，哲学与文学”中，努斯鲍姆力图论证“为什么要将文学写作方式引入到哲学论述中去”的问题，她明确阐明：在追求“人类的自我理解”以及“人类能够充分地理解自我”的社会过程中，文学家的想象与修辞是必不可少的引导。“对真理的追求可以是对某种文学的特定反思”，努斯鲍姆对“爱的知识”的哲学探索即是一项与文学作品相伴随的思考工作，本书中所涉及的论题即是从与文学作品的相遇中产生并发展出来。

“假如哲学在寻求关乎我们自己的智慧，那么它就应当求助于文学。”显然，如果我们对那些起到激发作用的文学作品视而不见，那么就无法充分理解努斯鲍姆的文学思想。在《爱的知识》一书中，努斯鲍姆讨论了诸多的文学论题，涉及语言、意义、写作，但它们所处的语境如此不同，朝向的目标也如此多样，以至于有时都难以区分不同的分析论述之间如何能够相互关联。然而，在她所讨论的文本中，有一条从其哲学的驱动性关切中生发出来的概念发展线索贯穿始终。努斯鲍姆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但她的思想不乏连贯性，遍及众多学科和思考领域的主题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相互联系。《爱的知识》一书阐明了她对文学在一般哲学领域中的功能的看法，展现了贯穿其生涯对众多文学作品研究的大致思想轨迹。

如果没有文学，我们的生活将会怎样？努斯鲍姆在为《爱的知识》所撰写的“导论”明确地阐明，两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早已给出了答案：我们从未活得足够充分。没有文学，我们的经验便太局限；文学扩展了我们的经验边界，让我们反思和感受那些可能因为太过遥远而难以触及的生活场景和情感体验。文学是一种对生活的延伸，既让读者接触到其从未遇到过的事件、地点、人物或问题，也为读者提供比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更深刻、更敏锐、更精确的体验。在《诗性正义》中，努斯鲍姆就充分论证了小说等文学作品通过使人们对于异于自己的他者生活的体味与同情，扩展了那种有助于公共生活决策的想象力，其传达的核心观念是——文学想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努斯鲍姆所选择的文本表达了她对特定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假装处理所有重要的问题。文学作品常常能以传统哲学所无法做到的方式，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叙事来挑战人类既有的道德信念。努斯鲍姆敏锐地指出：“只有在我们像玛吉一样用细腻且敏感的思维，透过人类生活中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和偶然事件来探索爱和感知的时候，这些想法才能向我们展现它们的强烈影响。”文学是一种对生活的延伸，它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呈现了道德与爱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有瑕疵的水晶”和“细微的体察”中对《金钵记》的阐释，努斯鲍姆使詹姆斯所关切的图景变得复杂起来。这不仅是文学探究生活长度与广度的能力，而且还是这种探究能力与人物在场的结合。

尽管《爱的知识》一书在诸多方面显露出努斯鲍姆过于理想化的倾向，但不得不承认，它成功地跨越了哲学与文学的界限，巧妙地将二者融合起来。它不仅以哲学的深度剖析了爱的本质，更以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展现了爱的多样面貌。更关键的是，在通往“诗与真结盟”的当代路上，努斯鲍姆创造了一个新的写作场域。“这一场域既不是作为专业知识的哲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一种不再能将哲学与文学加以区分的写作，换言之，我们无法再将概念与生活经验区分开来。”（阿兰·巴迪欧，《法国哲学的历险》）诚然，努斯鲍姆对文学伦理价值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她对传统伦理学的彻底否定；她提倡在文学研究领域复兴人文主义价值的尝试，也并不意味着其试图回归传统的道德主义批评。可以说，努斯鲍姆以其理想化的姿态超越了流俗意义上对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将文学的独特性纳入哲学的伦理考量之中，并在积极回应“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效地重建了文学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桥梁，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研究的新视界。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位当代思想家及其《爱的知识》等一系列著作予以足够的重视与鉴赏。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让思想着陆于日常

□阿 唐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建立和维系健康、稳定的人际关系，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汪民安的《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由身体问题切入这个议题。这本书收录了他近些年的访谈、随笔，将他关注的身体、关系、爱欲、物质、空间、劳动、艺术等主题尽数收纳，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得以窥见其哲思全貌，也厘清了由身体问题引发的人之变化。

从个人身体到外部世界

在书中，汪民安对身体观念的历史演进展开了深入回顾，归纳出三个重要阶段：从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探讨，过渡到身体与文化、社会、历史的交织关联，直至当下身体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时代，身体被技术全方位包围，但身体与心灵、身体与文化、社会、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纠缠依旧存续，从未消散。汪民安认为，现今我们对待身体的态度陷入了一种深刻矛盾。一方面，人们对完美身体满怀渴望，试图借助各种手段对身体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钵中之脑”概念盛行，认为身体仅是意识的载体，只要将意识作为信息上传，便可实现所谓的“长生”。显而易见，身体的概念已然被改写，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周遭的一切似乎也随之发生改变。

还有更为极端的观点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一堆数据而已”，身体只有通过计算才能得到准确的解释和说明。诸如我跑步时累不累、睡眠质量好不好，不再由自身主观感受判定，手上佩戴的腕表以及床头放置的睡眠仪才拥有最终话语权。甚至，个人的情感、审美以及道德品质，都能够被还原为数据与计算。这不仅构成了人工智能的根本出发点，也是ChatGPT等新科技对人类产生的根本性冲击：倘若生命的本质在于计算，生命仅仅是一条信息通道，那么人类显然已不再是生命的最优形态。

汪民安认为，“身体是生命最核心的根基，生命绝对地附着于身体之上”。他谈到，理解世界的首要前提是理解身体，因为“我的身体和我的欲望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身体经验对人的世界观与伦理观有着深远影响：福柯始终聚焦于“排斥和区分”的主题，尼采大力推崇强力意志，德勒兹则提出了“无障碍的身体”概念……如此看来，倘若人类借助赛博格、基因科学等技术改变身体，那么，与这一改造后身体相随的，还能否被视作人的生命？倘若意识真的能够脱离肉身而存在，那么，脱离肉体的意识与附着于肉体的意识，究竟还算不算同一个人？这便是“人之死”的最新版本。

汪民安提道：“人对事情的理解与其身体构造有关，所以很多背景相近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或价值取向。”反过来看，虽然每个人的身体都具有独特性，但人类整体在身体结构、身体器官以及身体运行方式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正是基于此，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得以相互对话、彼此理解；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基于友谊的亲密关系才有了建立的可能。

“亲密关系”这一概念源自福柯理论。其核心在于友谊是彼此给予对方快乐的综合体。与制度化的婚姻不同，友谊灵活多样，富有创造性与可塑性。每个人都能够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友谊，在每一种友谊关系中，都能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若以友谊为尺度衡量其他关系，朋友、恋人、婚姻乃至父子关系，似乎都不再有本质区别。如此一来，原有的法则、制度、教条都面临被打破的局面。基于友谊建立的亲密关系，与列维纳斯的“他人之爱”颇为相近，既非黑格尔式的主奴关系，也并非当今时代那种精心算计的关系，而是承认对方，却不要求对方承认自己。唯有在这样的关系中，人性的圆满才能得以实现。

人无法脱离身体而存在，身体又依存于空间之中。空间对于人而言，绝非仅仅是中性的容纳器皿，它还具有强烈且主动的生产性。空间的改变，不仅会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还会重塑人的社会关系。因此，汪民安断言：“如果要改变一个人，就去改变他的空间吧！如果要改变一个民族，就把这个民族所有的房子都拆掉重建吧！”

从倦怠到快乐劳动

汪民安援引了德勒兹对“无器官的身体”和“情动的身体”的区分。“无器官的身体”聚焦于身体内部，而“情动的身体”则关乎身体与身体、身体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汪民安从身体问题切入，历经对人与人、人与空间关系的探讨，进而延伸至人与劳动的关系领域。哲学家韩炳哲把现代社会称之为倦怠社会。他指出，现代人已摆脱福柯所提出的规训社会，获得了独立，人们能够自主做出选择，因而绩效压力源自人自身。然而，汪民安却认为，当下社会并非规训社会，而是控制社会。德勒兹曾给出精妙比喻：规训发生于栅栏式的条纹空间，被规训者如同鼹鼠；控制发生在流动平滑的空间，被控制者恰似滑动的蛇。公司便是控制社会最为典型的场所。在这里，我们看似拥有自由，实则“一个总结性的绩效最终掌控着你”。我们对时间的分配、对空间的运用，均受到公司绩效的管控。

现在年轻人之所以萌生“躺平”的念头，原因在于，在当代社会，劳动从对宏大精神价值的探寻，退化为对个人欲望的满足，沦为单纯挣钱谋生的手段。汪民安认为，若通过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来挣钱，再用金钱满足欲望，这并非自由，而是沦为了欲望的奴隶。如此一来，工作便被视为机械、重复且具有消耗性的劳动。与之相反，只有投身于主动、创造性的劳动，才能体会到劳动所带来的自由与意义，进而收获快乐。这种快乐并非金钱所能给予，而是源于劳动创造本身。正如汪民安所言：“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能够快乐地劳动，在劳动中产生快乐。”不过，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是，如何寻觅和识别这类能带来快乐的工作？这并非易事。对一个正为生活疲于奔命的人讲，要在劳动创造中感受快乐，显然不合时宜。可以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从未体验过劳动快乐的人而言，很难分清什么是遵循生命激情去从事喜欢的工作，什么是屈服于本能欲望为了挣钱而工作。

另一个致使年轻人选择“躺平”的因素是，资本剥夺了人类的“不能”。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提出，我们应当保留自己有所不为的能力，然而资本的律令却是“我能”“我必须能”。它驱使人们永不停歇地工作和劳动。汪民安称，“人们在这个意义上也变成了一个劳动机器，一个永动机”，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不断被消耗、磨损，仅存的快乐唯有挣钱，挣更多的钱，依靠声色犬马满足口腹之欲。所以，当这仅有的一点快乐都难以获得时，人难免会陷入倦怠。为了反抗这种消极的工作状态，人们自然选择“躺平”。

按理说，技术的发展理应将人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可汪民安却指出，这依旧难以避免催生新一轮的奴役。回到文章开篇所述，人工智能并不需要理解人类的情感，不仅如此，它还会反过来规训和控制我们的情感。例如，ChatGPT等人工智能会凭借自身的语言模式和表述模式，改变人类的语言系统，使我们依照它的方式工作和生活，最终掌控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沦为奴隶。然而，客观来讲，说人工智能奴役人类，这仍是一种拟人化的修辞，它会掩盖躲在技术背后的另一群人。实际上，让人沦为奴隶的从来都不是技术，而是人自身。所以，面对技术发展所催生的奴役现象，我们无需过度恐慌。

从越轨到生命激情

从身体欲望到亲密关系，从居住空间到家用电器，从劳动关系到艺术收藏，这些论题皆始于个人经验，指向日常生活。然而，我们切不可忽视汪民安稳固且深厚的理论背景。在其著作中，汪民安回顾了走访巴黎学者的经历，探讨了他制作的关于福柯的电影，还详细介绍了法国理论的渊源。由此，我们能够清晰洞察他的思想脉络——所有源自经验的讨论，都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展开的。在《什么是法国理论？》一文中，汪民安介绍道，法国理论起始于对萨特主体理论的批判。其中，一条脉络源于索绪尔语言学所引发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另一条脉络则源自尼采、海德格尔的德国哲学，这条脉络影响力更为深远，且更为复杂、隐匿。在后一条脉络中，法国思想家们对主体和理性展开批判，并延续了尼采对生命的思考，为意志和欲望进行辩护。德勒兹从正面激活了权力意志；福柯从反面剖析了本能、非理性、生命的激情在欧洲消逝的原因；巴塔耶认为本能、欲望、激情具有神圣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致力于摧毁稳定不变的形而上学幻觉；利奥塔提出了“力比多经济学”……不难发现，他们身上均体现出生命的激情对理性牢笼的反抗。

汪民安指出，法国理论呈现出当代性、介入性、实践性三大特点。法国思想家们的理论从未与实践相脱节，他们打破了学院的围墙，积极介入政治论战和艺术实践。汪民安认为，这些人值得关注，“他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揭示了我们社会的秘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异质性，是对社会规训和控制的反抗与逃逸”。因此，在谈及“怪咖”时，汪民安称，异质性是一种很酷的特质，它具有不妥协、对抗性的属性。他还表示，“今天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体现在越轨者身上，体现在动物身上”。所以，在这个理论谱系中，不见阿波罗的理性之光，唯有狄奥尼索斯的狂欢酒宴。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由个体的不同所传达出的生命意志，看到从黑暗深渊喷薄而出的生命激情，也能看到人在拥抱本能欲望和残缺身体的过程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整。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