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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进行时代解读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故历代典籍注释颇能反映当时的学术范式。魏晋以降，学风丕变，注书体制也随之变改，朱熹、刘师培都曾论及魏晋与两汉注书之异。魏晋注体之新变可概括为注体的辞章化，具体表现为注文的骈俪藻饰、注可离经独立表意、注文常解散论体借注立论。

从质朴平实到丽辞溢目

“注者主解”，注文多以平实畅达为要。骈文丽辞乃辞章之巧，所谓“诗赋欲丽”。魏晋以降，骈风渐兴，注体亦沾染时风，呈现骈俪藻饰之倾向。

注体的骈俪化可追溯至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中的韵语注，魏晋以后渐趋普遍。如曹魏大儒王肃注《诗·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曰：“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泽也。”又《衡门》“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注：“洋洋泌水，可以乐道忘饥。巍巍南面，可以乐治忘乱。”注文对称工巧，对形式、辞藻的经营显然可见。相较之下，《毛传》《郑笺》则质实少饰，不拘文辞。

正始玄风日盛，何晏、王弼注书尚清辞妙语，遂开一时风气。刘师培云：“王、何注经，其文体亦与汉人迥异……厥后郭象注《庄子》，张湛注《列子》，李轨注《法言》，范宁注《穀梁》，其文体并出于此，而汉人笺注文体无复存矣。”（《中国中古文学史》）如何晏《论语·为政》“百世可知”注：“物类相召，世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论语·里仁》“德不孤”章注：“方以类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邻，是以不孤。”皆音韵和谐，文质兼茂。王弼《周易注》用语之工巧，历代多有论及。何劭《王弼传》云：“（弼）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孙盛谓王弼“叙浮义则丽辞溢目”。（《三国志》注引）王应麟《困学纪闻》录王弼《易》注格言，陈澧称其“尚辅嗣之辞矣”（《东塾读书记》）。皮锡瑞谓王弼《易》注“名词隽句耐人寻味”（《经学通论》）。检视王弼《易》注，确如诸家所言，丽辞隽句频出。

皮锡瑞曰：“朱子之不取晋人者，以其文太求工。”郭象《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世说新语》注引《文士传》），如《庄子·人间世》“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注曰：“顺理则异类生爱，逆节则至亲交兵。”辞采文理兼备。明杨慎称“郭象《庄子注》多俊语”（《丹铅余录》），故后世多有化郭注以入诗文者，如李白《日出行》“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即用郭象《庄子·大宗师》注“暖焉若春阳之自和，故蒙泽者不谢；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之语。其他如李轨《法言注》、张湛《列子注》、范宁《穀梁传集解》皆骈散相杂，不乏丽辞对句。

晋室南迁，学分南北，南朝承魏晋之习，北朝崇汉代学风。《北史·儒林传序》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皮锡瑞《经学历史》曰：“若唐人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不过名言霏屑，骋挥麈之清谈；属词尚腴，侈雕虫之余技。”所谓“名言霏屑”“属词尚腴”，正是批驳南朝经学承魏晋学风，尚华文丽辞。

要之，魏晋学者将诗文的骈俪藻饰融入注体，使注这一实用文体具备了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体现了辞章技巧对注释文体的渗透。

从依经演绎到得意忘言

汉人注书多依经演绎，详于分章析句、训释名物。魏晋注体突破了依经演绎的汉注传统，名物制度略而弗讲，而重在寄言出意，阐述义理。

如《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礼者，所以立身也。”孔安国注：“乐所以成性也。”包、孔皆立足经文，以训诂或添字之法串解句义，明修身当以《诗》兴起，以礼立身，以乐成性。王弼《论语释疑》则云：“言有为政之次序也……若不采民诗，则无以观风；风乖俗异，则礼无所立；礼若不设，则乐无所乐；乐非礼，则功无所济。故三体相扶，而用有先后也。”（《论语义疏》引）王弼不着意于字词训诂与文义串联，而重在挖掘经文的义理逻辑，以此论“为政之次序”，所谓陈诗以观风，知风以制礼，礼设而作乐，乐成而化俗。陈诗、制礼、作乐既用有先后又相互影响。与汉代包、孔注相较，王弼注文有着流畅完整的义理逻辑，完全可脱离经文独立表意。

郭象注《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一节曰：“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郭象认为鲲、鹏诸物皆庄子寄寓之言，是为“极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适”，故凡此无关宏旨之言辞名物，皆应“遗其所寄”，略而弗讲。如《淮南子·道应训》引《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东汉高诱注详解朝菌、蟪蛄，注文似名物词条，不具备说理表意的独立品格。而郭象注云：“齐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蟪蛄，彭祖之与朝菌，均于短折耳。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极者也。”郭注不释名物，不训字词，而集中笔力阐释统小大、齐死生之经文大意，充分贯彻了“得意忘言”的释经原则。

王弼在《周易略例·象略》中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言意理论，深刻影响了魏晋“得意忘言”的注书模式。使魏晋注体详于义理而略于训诂，避免了分文析字造成的注文的琐碎支离，保持了注文的独立品格，此为魏晋注体辞章化的另一表现。

从以注释经到借注立论

注的常规功能为释经，魏晋注体却突破了以注释经的功能限制，将注作为阐释观点的工具，解散论体，借注立论。

首先，注通常只服务于对应的经文，而不措意于注文间的衔接呼应，故不具行文逻辑上的整体性，即朱熹所言“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晦庵集》）。魏晋注体打破了“不可令注脚成文”的规则，注文常前后呼应、上下衔接，甚至可串联成文。如《庄子·达生》“达生之情者”一段，郭象注云：“①生之所无以为者，分外物也。②知之所无奈何者，命表事也。③知止其分，物称其生，生斯足矣，有余则伤。④守形大甚，故生亡也。⑤非我所制，则无为有怀于其间。⑥故弥养之而弥失之。⑦养之弥厚，则死地弥至。⑧莫若放而任之。⑨性分各自为者，皆在至理中来，故不可免也，是以善养生者，从而任之。”以上9处注文本分散于各句经文之下，直接串联后即可形成此段表意完整、逻辑通贯且颇具章法的论说文字。故《文心雕龙·论说》云：“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此正魏晋“散则为注”“合则为论”之注书体制的精准概括。

其次，魏晋注书常超越经文借注立论。如王弼常于《周易注》中发明心得，故陈澧《东塾读书记》谓其“造语虽精，然似自作子书，不似经注矣”“辅嗣所为格言，是其学有心得，然失汉儒注经之体，乃其病也”。郭象《庄子注》亦常借注立论，如其注《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彼且恶乎待哉”一句，洋洋洒洒三百余言，已完全脱离注经之域，无异于一篇阐述其庄学心得的独立短文。是以朱熹说晋人解经“舍经而自作文”（《朱子语类》），章太炎亦云：“其有训释儒书，特下新意者，则王、韩之《周易》、皇侃之《论语》，虽经籍附庸，实自成一家言也。”（《论中古哲学》）此皆指向魏晋注体借注立论的功能特征。

总之，在文学审美自觉、清谈辨理、儒玄互涉等学术新风尚影响之下，魏晋注书体制与两汉已然迥异。魏晋学者将诗文技巧融入注体，变质朴平实的注文语体为藻饰骈俪；以得意忘言的释经原则突破传统传注分文析字的琐碎支离，保持了注文的独立品格；打破注体以注释经的功能限制，散论为注，借注立论。使魏晋注体呈现辞章化的时代特征，兼具思想阐释与文学审美的双重价值。

（作者：陈海霞，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