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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注体的辞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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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 陈海霞  2025年03月17日08:42

对经典进行时代解读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故历代典籍注释颇能反映当时的学术范式。魏晋以降,学风丕变,注书体制也随之变改,朱熹、刘师培都曾论及魏晋与两汉注书之异。魏晋注体之新变可概括为注体的辞章化,具体表现为注文的骈俪藻饰、注可离经独立表意、注文常解散论体借注立论。

从质朴平实到丽辞溢目

“注者主解”,注文多以平实畅达为要。骈文丽辞乃辞章之巧,所谓“诗赋欲丽”。魏晋以降,骈风渐兴,注体亦沾染时风,呈现骈俪藻饰之倾向。

注体的骈俪化可追溯至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中的韵语注,魏晋以后渐趋普遍。如曹魏大儒王肃注《诗·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曰:“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泽也。”又《衡门》“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注:“洋洋泌水,可以乐道忘饥。巍巍南面,可以乐治忘乱。”注文对称工巧,对形式、辞藻的经营显然可见。相较之下,《毛传》《郑笺》则质实少饰,不拘文辞。

正始玄风日盛,何晏、王弼注书尚清辞妙语,遂开一时风气。刘师培云:“王、何注经,其文体亦与汉人迥异……厥后郭象注《庄子》,张湛注《列子》,李轨注《法言》,范宁注《穀梁》,其文体并出于此,而汉人笺注文体无复存矣。”(《中国中古文学史》)如何晏《论语·为政》“百世可知”注:“物类相召,世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论语·里仁》“德不孤”章注:“方以类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邻,是以不孤。”皆音韵和谐,文质兼茂。王弼《周易注》用语之工巧,历代多有论及。何劭《王弼传》云:“(弼)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孙盛谓王弼“叙浮义则丽辞溢目”。(《三国志》注引)王应麟《困学纪闻》录王弼《易》注格言,陈澧称其“尚辅嗣之辞矣”(《东塾读书记》)。皮锡瑞谓王弼《易》注“名词隽句耐人寻味”(《经学通论》)。检视王弼《易》注,确如诸家所言,丽辞隽句频出。

皮锡瑞曰:“朱子之不取晋人者,以其文太求工。”郭象《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世说新语》注引《文士传》),如《庄子·人间世》“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注曰:“顺理则异类生爱,逆节则至亲交兵。”辞采文理兼备。明杨慎称“郭象《庄子注》多俊语”(《丹铅余录》),故后世多有化郭注以入诗文者,如李白《日出行》“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即用郭象《庄子·大宗师》注“暖焉若春阳之自和,故蒙泽者不谢;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之语。其他如李轨《法言注》、张湛《列子注》、范宁《穀梁传集解》皆骈散相杂,不乏丽辞对句。

晋室南迁,学分南北,南朝承魏晋之习,北朝崇汉代学风。《北史·儒林传序》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皮锡瑞《经学历史》曰:“若唐人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不过名言霏屑,骋挥麈之清谈;属词尚腴,侈雕虫之余技。”所谓“名言霏屑”“属词尚腴”,正是批驳南朝经学承魏晋学风,尚华文丽辞。

要之,魏晋学者将诗文的骈俪藻饰融入注体,使注这一实用文体具备了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体现了辞章技巧对注释文体的渗透。

从依经演绎到得意忘言

汉人注书多依经演绎,详于分章析句、训释名物。魏晋注体突破了依经演绎的汉注传统,名物制度略而弗讲,而重在寄言出意,阐述义理。

如《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礼者,所以立身也。”孔安国注:“乐所以成性也。”包、孔皆立足经文,以训诂或添字之法串解句义,明修身当以《诗》兴起,以礼立身,以乐成性。王弼《论语释疑》则云:“言有为政之次序也……若不采民诗,则无以观风;风乖俗异,则礼无所立;礼若不设,则乐无所乐;乐非礼,则功无所济。故三体相扶,而用有先后也。”(《论语义疏》引)王弼不着意于字词训诂与文义串联,而重在挖掘经文的义理逻辑,以此论“为政之次序”,所谓陈诗以观风,知风以制礼,礼设而作乐,乐成而化俗。陈诗、制礼、作乐既用有先后又相互影响。与汉代包、孔注相较,王弼注文有着流畅完整的义理逻辑,完全可脱离经文独立表意。

郭象注《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一节曰:“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郭象认为鲲、鹏诸物皆庄子寄寓之言,是为“极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适”,故凡此无关宏旨之言辞名物,皆应“遗其所寄”,略而弗讲。如《淮南子·道应训》引《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东汉高诱注详解朝菌、蟪蛄,注文似名物词条,不具备说理表意的独立品格。而郭象注云:“齐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蟪蛄,彭祖之与朝菌,均于短折耳。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极者也。”郭注不释名物,不训字词,而集中笔力阐释统小大、齐死生之经文大意,充分贯彻了“得意忘言”的释经原则。

王弼在《周易略例·象略》中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言意理论,深刻影响了魏晋“得意忘言”的注书模式。使魏晋注体详于义理而略于训诂,避免了分文析字造成的注文的琐碎支离,保持了注文的独立品格,此为魏晋注体辞章化的另一表现。

从以注释经到借注立论

注的常规功能为释经,魏晋注体却突破了以注释经的功能限制,将注作为阐释观点的工具,解散论体,借注立论。

首先,注通常只服务于对应的经文,而不措意于注文间的衔接呼应,故不具行文逻辑上的整体性,即朱熹所言“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晦庵集》)。魏晋注体打破了“不可令注脚成文”的规则,注文常前后呼应、上下衔接,甚至可串联成文。如《庄子·达生》“达生之情者”一段,郭象注云:“①生之所无以为者,分外物也。②知之所无奈何者,命表事也。③知止其分,物称其生,生斯足矣,有余则伤。④守形大甚,故生亡也。⑤非我所制,则无为有怀于其间。⑥故弥养之而弥失之。⑦养之弥厚,则死地弥至。⑧莫若放而任之。⑨性分各自为者,皆在至理中来,故不可免也,是以善养生者,从而任之。”以上9处注文本分散于各句经文之下,直接串联后即可形成此段表意完整、逻辑通贯且颇具章法的论说文字。故《文心雕龙·论说》云:“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此正魏晋“散则为注”“合则为论”之注书体制的精准概括。

其次,魏晋注书常超越经文借注立论。如王弼常于《周易注》中发明心得,故陈澧《东塾读书记》谓其“造语虽精,然似自作子书,不似经注矣”“辅嗣所为格言,是其学有心得,然失汉儒注经之体,乃其病也”。郭象《庄子注》亦常借注立论,如其注《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彼且恶乎待哉”一句,洋洋洒洒三百余言,已完全脱离注经之域,无异于一篇阐述其庄学心得的独立短文。是以朱熹说晋人解经“舍经而自作文”(《朱子语类》),章太炎亦云:“其有训释儒书,特下新意者,则王、韩之《周易》、皇侃之《论语》,虽经籍附庸,实自成一家言也。”(《论中古哲学》)此皆指向魏晋注体借注立论的功能特征。

总之,在文学审美自觉、清谈辨理、儒玄互涉等学术新风尚影响之下,魏晋注书体制与两汉已然迥异。魏晋学者将诗文技巧融入注体,变质朴平实的注文语体为藻饰骈俪;以得意忘言的释经原则突破传统传注分文析字的琐碎支离,保持了注文的独立品格;打破注体以注释经的功能限制,散论为注,借注立论。使魏晋注体呈现辞章化的时代特征,兼具思想阐释与文学审美的双重价值。

(作者:陈海霞,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