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雾重庆与珍珠港

重庆的冬天多雾，一到夜半，浓厚而又潮湿的白雾就悄无声息地从山林和江河间缭绕升起，缓缓地漫向四方,再从早晨延续到中午，把这座被长江、嘉陵江环绕的山城笼罩得严严实实；从空中往下看，不见城市、乡村的踪迹，只有无边无际的白茫茫云海。人口密集的街巷间也是云雾弥漫，十几步外难见人影，似乎一切都是处于虚幻缥缈中……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1938年秋的武汉保卫战失利后，就决定把中央政府各部委迁往重庆；先是把这处于长江上游的最大城市定为“行都”，以后改称“陪都”。

这是因为山城重庆东有长江三峡之险，可以阻挡日军舰艇逆流而上，还有起伏的大巴山脉可以层层布防，使日军的大部队难以在大江两岸的崇山峻岭间展开；而且可以依靠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四川，较从容地整军顿伍，继续坚持抗战。古代的志书上就这样描述过：“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故渝城能守，坐安会合……”

这“坐安会合”，就是既可坐守又可号召、汇集四方之兵。

在敌强我弱，又经历了华东、中南战场上几场大败仗之后，这一退守西南的战略部署，不失为无奈之中的上策；也就给予了精锐部队大多数在京沪、武汉等战场丧失，几乎临近崩溃的国民党政府获得了一个可以喘息休整的地方，并把这场抗日战争持久地打下去。战争进行到1941年12月，国民党政府已经在这雾重庆熬过了三年多。由于空军的大小飞机在战争初期就被日军摧毁，失去了对空控制权，大后方的城市、交通要道、军事重地，经常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作为陪都的重庆更是敌机的重要战略轰炸目标，夏秋两季天气晴朗时，几乎天天都有几十架、几百架敌机成群结队地飞来轰炸、扫射。激烈的爆炸声中，那些本来就易损易燃、多数是竹木结构的简陋房屋成片地被摧毁、焚烧，浓黑的烟尘在人们的悲惨哭声中四处扩散。一次又一次的轰炸，重庆人民也不知死了多少。

只有冬天的浓雾升起了，才依靠这大自然形成的屏障，重庆人民才暂时得以安生；夏秋的白天怕敌机轰炸而处于停业状态的商店、茶馆、饭馆都恢复了营业，街巷间熙熙攘攘地很热闹，似乎这白雾迷茫的山城又离战场很遥远了。

但是作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是在浓雾里也难以安心，他要时时关注国计民生，特别是前方各地的战事。这1941年12月，湘赣前线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又将开始了。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这次日军的进攻仍然由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称之为“赣湘会战”）中指挥过日军作战的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率领4个师团（第三师团、第六师团、第三十四师团、第四十师团），两个旅团（第九旅团、第十四旅团）以及一部分炮兵、工兵、海军共约12万人的兵力，准备从赣北、鄂西等处出发，合力进攻长沙。

中国军队第九战区40个师约18万人，也作好了防御作战的准备。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作为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哪能安心？整天都在他的官邸听取军情筹划作战。他很明白，若长沙不守，势必危及湖南、广西纵深，日本侵略军从湘、川边境攻入川南，扑向重庆的战略企图就可能实现了。而且几个月前的1941年7月25日，日军第二十五军已经在海军护卫下，分乘50只运输船从海南岛的三亚南下，于7月30日在西贡登陆，完成了“和平”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如今的越南）南部的战略目的。这不仅切断了中国通过中越铁路对外的联系，还将直接威胁着中国云南南部，随时可以越过中越边境攻进滇南，进而切断滇西的滇缅公路。这就逼使蒋介石紧急调动两个集团军（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关麟征的第九集团军），部署于滇南红河地区，并拟订出了“凭依滇南山险及既设阵地与敌决战”的“滇南会战”计划，还做出了如果滇南作战失利，两个集团军“各以一部在敌后游击，主力转移于南盘江阵地打击敌人”的“昆明附近会战”的善后计划。

蒋介石也明白，在敌强我弱的现状下，这些战斗方案，都是立足于险局，有一处失利，就会危及重庆这抗战中枢。形势这样严峻，怎能使他安心？

他很希望透过这冬日的浓雾能够看得远一些，清晰了解日军的动向，但是怎么可能？

蒋介石当时还不完全了解，日本侵略军虽然在这几处战场调动频繁，但是日军东京大本营的战略攻势并不完全限于中国的湘桂战线和中越边境；为了支持他们的轴心国“密友”法西斯德国，正准备冒着火中取栗的巨大风险，密谋发动一场令世界为之震撼的军事行动，已经悄悄派出由山本五十六大将指挥的、有着51艘各种型号军舰和423架各式飞机的联合舰队，去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群岛中瓦湖岛南岸的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还派出另一支海空军南向东南亚……

冬天的南太平洋上，天气阴冷，风急浪高，还时有雨雪、浓雾。但是这里与欧洲战场的大西洋又有所不同，除了风浪声外，没有枪炮声，也没有大战前船舶频繁往来的军运。美国政府为了安抚日本，不久前，还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石油、钢材、肥料等战略物资，只是日本在1940年9月间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了“轴心国”，又在1941年7月用武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半岛，才惹怒了美国，罗斯福总统下令采取一系列对日本制裁的措施；冻结日本在美国的一切财产，不再与日本进行贸易，禁止日本船只从巴拿马运河通过……

罗斯福总统的这些禁运措施，明显地给日本侵略者带来了不利。这个资源缺乏的岛国，从前除了依靠在中国的占领区尽力掠夺外，还得依靠美国供给战争中的紧缺物资……

日本虽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也更激怒了他们政府中以陆相东条英机、外相松冈洋右为首的强硬派，与英、美作战的决心更为强烈。

1941年的二三月间，松冈洋右曾经前往苏联、德国、意大利等国访问。在莫斯科，德国驻苏大使里宾特洛甫曾向他炫耀：“德国拥有240个战斗师，其中有186个是头等的突击师，24个是装甲师。德国空军已经大大地发展起来，并且采用了新型飞机，因此它在这一领域中不但堪与英美匹敌，而且肯定比它们优越。”德国海军的潜艇也很厉害，“在一月和二月间，每月就击沉敌人船舶75万吨。”

松冈洋右抵达德国柏林后，希特勒亲自接见了他。为了催促日本尽快南进，攻取英属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希特勒大肆宣扬德国在军事上的无敌，“自从开战以来，已经有波兰60个师、挪威6个师、荷兰18个师、比利时22个师和法国138个师，以及英国十二三师被逐出欧洲大陆。”这都加深了松冈洋右敢于向英、美开战的信心。他向希特勒表示：“就他个人而言，他希望尽快进攻。可惜他并不控制日本，但是他要说服那些能左右局势的人赞同他的见解。”

松冈洋右在这年4月返回日本后，与陆相东条英机联合在一起，加紧向首相近卫文麿公爵施压，要求尽快对英、美开战。

但是温和派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却很明白，惹翻了英美，特别是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自己这资源匮乏的岛国是招架不住的。对于美国只能利用谈判拖延两国的决裂，以争取时间进行战争准备。而已经投降了德国法西斯的法国维希政府却是软弱可欺的，所以他同意陆军方面派军队进占印度支那。他这样做，既应付了以陆相东条英机为首的强硬主战派，也确实可以以印度支那为基地威胁中国的云南并为以后入侵缅甸、印度做准备。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东条英机、松冈洋右之流的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

近卫首相在这些好战派的催促下，只好采用伪善手法指令他们的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与美国政府谈判，以后，又加派驻比利时大使来栖作为特使去往华盛顿主持谈判。来栖的妻子是美国人，一向以对欧美友好而闻名，由他出面谈判是颇能迷惑人的。

美国在谈判过程中，强烈地要求日本从中国、印度支那撤军，并对来栖等人许诺：如果日本能这样做，美国可以解冻日本在美国的资产，继续给予经济合作……

由于日本的首席谈判代表是来栖，也使美国方面遇到了一个颇难应付的对手，一方面来栖的态度和善可亲，把日本人在公开场合那套温顺、亲切、有礼、可亲可敬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印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消除美日之间的分歧把事情谈好；另一方面又因为日本政府在许多实质性问题上难以让步，而使得谈判一时间难以达成协议。

日本谈判代表这种用亲切掩盖他们阴险企图的手法，颇能迷惑美国人，似乎日本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对英美作战的准备，还处于和与打两难的境地

但是这年9月，日本就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正式参加了轴心国。接着日本“温和派”的首相近卫公爵在10月间被迫辞职，改由强硬的主战派陆相东条英机组阁……

面对这一急剧向下的不利形势，一向傲然自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还是没有醒悟，他除了派出几艘军舰去东南亚海面游弋外，在10月末给英联邦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国总理去信论及日本的动向时，还是天真地表示：“我仍然倾向于认为日本不敢贸然对美、英、中、荷进行战争，除非是（或者要等到）俄国确实已经崩溃。即使在那时，他们也可能要等待德国已经许诺的在春季对不列颠群岛的入侵……”

丘吉尔对形势判断的错误，也就使得他们在东南亚的大小殖民地在不久之后全都沦于敌手。

这期间，只有几年来一直坚持与日本作战的中国，从各方面观察到了日本将大举南进的侵略意图；蒋介石委员长特意在11月初给丘吉尔首相写了一封长信，提醒这位首相：日本人已下决心从印度支那进攻云南，夺取昆明，切断滇缅公路。他在这封信中还着重指出：“目前能否保卫至新加坡与缅甸的陆上通道，首先须视英、美是否愿意合作以保卫云南为要。倘若日本人在此处突破战线，则吾人与 贵国之联系将被切断，而贵国同美国与荷属东印度在空军与海军方面进行协调之全部机构以新方式并从新方向受到严重威胁。”

但是这个时候的英国政府，正把他们的全部力量用于欧洲战场对付德国法西斯的进攻，除了有着“日本不会立即在南太平洋发动进攻”的麻痹思想外，对东南亚防务的调整也是力不从心；丘吉尔只能把蒋介石的这封信转给美国总统罗斯福。

他还告诉罗斯福：“我们的联合禁运正逐步迫使日本人在和与战之间做出决定。”而且从蒋介石的信中使他相信：“现在看来，他们似乎会进入云南，切断滇缅公路而给蒋介石带来损害重大的后果。如果他的抵抗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世界悲剧，而且也会让日本人腾出大量军队来向北或南进攻。”

丘吉尔虽然逐渐明白了中国的抗战事关世界形势的发展，中国垮不得。但是，他只是希望美国在日、美谈判中“提醒日本人，像这样从我们向来没有承认他们有权利去驻扎军队的一个地区（印度支那）对中国的进攻，这将是公然无视美国政府所表示过的态度。”

罗斯福总统究竟比丘吉尔明智，也看得更远，他在11月9日回信给丘吉尔时表示“低估（日本）这种威胁的严重性会铸成大错”。但是他根据日本在印度支那仅有一个军的有限兵力，也怀疑日本是否真的会从印度支那向中国的云南进攻？

丘吉尔却因为情报不准确，从而小看了日本侵略者的凶顽。所以，他仍认为：“一个资源缺乏的岛国，欺侮贫弱的中国是可以的，对英、美，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工业强国，就得小心为是。”

丘吉尔曾经他对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所说：“在经济方面对日本放松一步而使他们足够勉强活下去——哪怕我们只获得又三个月的时间，会是值得的。”

日本军方却是暗地里加速进行对英、美袭击的准备。他们就是不愿让英、美获得这三个月的喘息时间。

日本方面的这些活动，美国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他们通过所掌握的高科技手段截获、破译了日本的一些密码电报，已经了解了日本军方的动向。在11月26日那天，罗斯福总统发给驻菲律宾高级专员的电报中就指出：

（日本的）准备工作正日益明显……以便在最近

做出某种性质的侵略行动，虽然直到目前还没有清楚

的迹象表明这次行动的实力，或者它将指向滇缅公路、

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还是菲律宾群岛？向泰国推

进，似乎是最可能的。我认为，这下一次日本的侵略

有引起美、日之间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

美、英的情报机构和空军派出的空中侦察机，也在尽力搜索、了解日本军队的动向。12月6日，英国方面发现了一队有着35艘运输舰、8艘巡洋舰和20艘驱逐舰的日本舰队，正悄然地从印度支那驶过暹罗湾，其他海面也有着还不明白数量是多少的日本舰艇时隐时现。

暹罗湾一侧与马来半岛相邻，马来半岛又连接着新加坡。这表明：“日本行将进攻暹罗湾，而且这项进攻将包括海运部队夺取克拉地海峡上的战略地点的一次远征。”但英国的政治首脑们仍然处于麻痹状态，却认为：日本政府与英、美两国还保持有外交关系，而且是谈判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是否敢于先发动战争？所以仍然不以为意地表示：“我们不应当在一个次要战区内首先发动攻击而使事态的发展复杂化。”

他们都在消极地等待着形势的发展。

所以美国陆军总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马歇尔将军在11月27日给驻菲律宾总督麦克阿瑟将军的电报中，虽然指出了：“看来与日本的谈判已无任何实际价值。日本政府不可能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谈判。”但是又表示：“日本今后如何行动尚难预料，但是随时都可能出现敌对行动。如果敌对行动不可避免，美国等待着日本打第一枪。”

两军面临作战，无论哪一方，一向都是尽力争取主动出击，美国军政高层却改攻为守，放弃了主动权。这虽然是想从国际影响上让对方担负背信弃义的骂名，但是这“尚难预料”和“等待着日本打第一枪”以应付未来战争的思路，却给虽然奉到了备战命令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各级指挥员们，在大战前夕处于一种不应有的麻痹状态。在观望、等待的过程中，也就不可能有战争即将来临的危急感。

日本军政高层在秘密谋划这次将要把战火燃遍太平洋的突然袭击时，并不是意见完全一致，而是有争执的；奉命执行这次偷袭任务的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就持反对态度，他担心地说：“袭击珍珠港，这如同飞进敌人的心脏，风险很大……”

刚刚组成日本新内阁、一贯主战的东条英机首相也明白此理，但他却认为：“如果偷袭成功，把美国空、海军主力太平洋舰队的心脏打坏了，打烂了，摧毁了，就可以在以后完全战胜美国了。”所以还是悍然命令山本五十六大将指挥的联合舰队秘密地从日本海出发，向夏威夷群岛方向前进。

在太平洋上战云密布，暴风雨和惊雷闪电随时可能爆发的那段时间，也有人及时发觉了日本即将发动进攻的意图。这就是美军参谋总部通讯谍报处主任克雷默少校。他手下负责监听日方电讯的人员在12月7日凌晨前破译了日本内阁从东京用密电码发给在华盛顿谈判的特使来栖的电报。那是一份指示来栖在这天下午一时送交美国政府的“最后通牒”。

这份“最后通牒”是这样声明的：“鉴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帝国政府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进行谈判，亦无法达成协议。特此通知美国政府，并深表遗憾。”

这表明，日本将公开地离开谈判桌“弃文从武”了。

克雷默少校忙把破译的这一“最后通牒”呈送给陆军情报局负责远东事务的科长布拉顿上校。

情况紧急，他们两人立即打电话到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寓所。

马歇尔将军正骑着他那匹高大的骏马徜徉于阿林顿公园，时而收紧缰绳扬鞭疾行，时而放开缰绳悠闲地缓缓散步呢！

他们又去寻找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懒散的斯塔克可能是周六晚上有应酬，喝多了，睡得晚，在上午10时才慢吞吞地从家里来到办公室，与先后进来的作战部副部长英格索尔、情报局长威尔逊审阅这份电报。

（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上午10时，是夏威夷12月8日的凌晨4时半，离日本向珍珠港发动袭击的时间只有3个小时了。）

上午11时，马歇尔将军遛完了马，才慢吞吞地来到办公室提起铅笔写了一份发给分驻各地陆海空军指挥官的电文：“日本将在今天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递交最后通牒。之后，他们将照命令立即销毁密码机。在这个时刻会发生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但是你们要严密戒备。”

这份电报只是一般性的提醒，并不是立即应战的命令，那“不得而知”的语句更是使得分别驻扎于各战略要地的陆海空军指挥官处于迷茫中。

马歇尔将军签署的这份电报是这天华盛顿时间中午12时12分拍发出去。

（这是夏威夷时间的第二天早晨6时42分。这时候日本的军舰和飞机正趁着夜色还浓，急速地扑向珍珠港。离开始攻击时间只有1小时零7分钟了。）

军情这样紧急，马歇尔这份电报却没有采用加急处理，而是按照平日的常规程序逐级下发，经过四五处电台辗转传递，等到最后到达珍珠港的指挥官肖特将军手里时，那里的美军飞机、舰艇、码头，已经被偷袭的日军大炮轰、炸弹炸，而舰毁人亡，一片狼藉。

珍珠港是一座水深15至20米，被陆地三面环绕的优良港口，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空军主力部队，大部分都驻扎在这里。

美国夏威夷时间的12月7日是星期六。这天晚上，除了机场、舰艇的值班人员外，军官、士兵都上岸休假了，与亲人、朋友去了酒吧、公园欢度周末。这深水港湾的码头上灯火璀璨、乐声悠扬，人们全都陶醉于歌舞升平中。

当时港湾里停泊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8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28艘、潜水艇5艘，以及其他舰艇，共有96艘，整体力量是日本海军山本五十六大将指挥的联合舰队（6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3艘潜艇）的四五倍，战斗力量强多了。但是在这个假日里，官兵多数上岸去休息了，大小舰艇上的780门火炮，却有四分之三的炮位上没有炮手，岸上的31个陆军高射炮连只有4个连处于值班状态，空军飞行员更是停止了空中巡逻，6个陆海军机场上的262架战机全都密集地一字排开，没有一个人在飞机上……

在这种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面对日军来自空中的第一波183架飞机、第二波168飞机突然、急遽地连续轰炸和来自水下鱼雷艇的袭击，只能措手不及地被动挨打；仅1小时50分钟，就有40艘舰艇被击沉，232架飞机被炸毁，163架飞机被炸伤，2403名海空军人员死亡，2097人受伤；而日军只损失了29架飞机、55名飞行员。

这次美军海、空军大型军舰损失约50%，飞机损失约70%，使得太平洋舰队精锐丧尽大半。

珍珠港的被偷袭，损失这样惨重，是“等待着日本打第一枪”的美国军政高层、特别是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所没有料到的。正在和日本特使谈判的美国国务卿赫尔更是气得发抖，大骂日本背信弃义、卑鄙！

罗斯福总统则在第二天（12月7 日）赶往国会山，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无端发动这场卑鄙的进攻之时起，美利坚合众国与日本帝国之间进入战争状态。

日本朝野都为偷袭珍珠港的得手而卷入一片欢腾中，浅视的他们，却没有想到这也是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走向毁灭的开始。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年，有一些军事史家从他们的研究中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已从破译了的日军电报中，知道日本海、空军将偷袭珍珠港，却故意秘而不宣，想以此惨重代价来动员当时被说成“对什么叫战争连一点儿概念也没有——根本没有”的美国人奋起对日作战。但是那只是一家之言，军史界还在争论中。

12月8日凌晨4时，蒋介石还在睡梦中，就被急促地响着的电话铃声吵醒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激动地向他报告：3个小时前（中国时间12月8日1时），日本空、海军偷袭了珍珠港！

董显光一向和西方新闻界关系密切；如今他第一个得到这一信息，也不管这是深夜，直接把电话打进了蒋介石的卧室。

如果在平时，这样惊扰这位“最高当局”的睡眠，那肯定会遭到斥责、处分的。但这天夜里，董显光向蒋介石传来的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的消息。

抗日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明白，积弱已久的中国，兵力、财力都微薄，地方派系林立并近于分裂，是难以战胜凶顽的日本侵略者，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除了全国一致抗日外，还要有欧美等国家的支持。1938年11月8日，他在《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一贯的根本方针，就只有持久抗战，抗战到底。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样讲呢？抗战目的，如何能达成？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现在欧战既起，我们已经获得一个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的基础。”

由于中国军队武器简陋，蒋介石曾经在1940年6月急派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作为他的私人代表飞往华盛顿，向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摩根索财政部长诉说中国抗战的困难，急需军用、民用物资援助。

宋子文既是蒋介石的至亲，又在美国政治、经济界高层朋友多、影响力大；罗斯福总统也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先后同学。有他在华盛顿活动，会比别的人更有作用。蒋介石也对宋子文赋予了远远超过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的权限，如他在7月12日给宋子文的密电中就交代：“借款事不必与胡使相商，请 兄径自进行为便。”

经过宋子文多方活动后，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10月22日给予了中国被称为“钨砂借款”的2500万美元，1941年2月4日又给予了被称为“金属借款”的5000万美元。

这年（1941年）5月，宋子文就用第一批借款的2500万美元，在美国购买了7000余吨军用物资（其中有250辆野战运输卡车、军工用铝2000吨、铜1000吨，以及大量汽油、机器油），几天后又用第二批借款中的4900万元购买了山炮600门（附炮弹120万发）、七五机械化野炮144门（附炮弹144万发）、坦克360辆、野战轻便小汽车（吉普车）1000辆。

这对于军火生产已经陷于停顿，却有着300多个步兵师在作战的中国，是很有力的支援。

但是蒋介石和他的军政大员们，仍然觉得很不够；特别是与美国这一年（1941年）允诺给苏联的军火相比，相差甚远（美国在1941年9月决定：从1942年7月起，每月供给苏联400辆坦克，这一年还供给3600架飞机）。除了地面作战的军火外，失去了制空权的中国急需的是飞机。蒋介石在1940年12月13日由宋子文转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长电中，就指出： “现在日本空军实力，其有作战能力之飞机约在2500架至3000架之数，且其装炸弹与飞行率不及于美国最新式之飞机。依敝国过去作战之经验，此时敝国若有美国新式飞机500架，即足以牵制1500架日机之战斗。”

这500架飞机不是个小数目，还牵涉到有没有这样多熟练的飞行员、地勤人员，以及供飞机起落的机场？

罗斯福总统特意在1940年末，派出了马格鲁德准将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从美国去往重庆考察、协商。马格鲁德亲历其境，虽然能感到中国抗战确实艰难，也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30个师的武器装备；但是这个人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态和政治意图，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近10个月过去了，还不见一枪一炮运来。如1941年10月23日，宋子文通过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居里，向美国政府提出：再给予驱逐机350架、轰炸机160架、高射机关枪750挺、三七战车防御炮300门、七五山炮600门、轻型坦克120辆、90厘米高射炮90门、弹药8000吨的援助。

但是马格鲁徳准将却在1941年10月26日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密电中说：“居里及中国驻美特使，要求过奢，可置之不问。”

马格鲁徳的这封电报，被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看到后，传回了重庆，使得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将领们恨透了这个马格鲁徳。

这一时期，蒋介石还担忧美国与日本的谈判有可能和解。

这年（1941年）11月26日宋子文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去拜会罗斯福总统时，罗斯福虽然已经在前一天(26日) 知道了日本30余艘军舰装载着约5万人的兵力，由中国山东附近的海域向南行驶，已经过了台湾海峡，明显是在南进。但是，他仍然向宋子文和胡适表示，美国还是不能顾及东方；还风趣地打了个比喻：“有两个强盗从两面来攻击，如果能用5元钱使其中一个强盗暂时不过来，以便全力打击另一个强盗，这不是很好的策略么？”

这表明，美国还不肯放弃那“先德后日”、“先欧后亚” 的战略。这真是令宋子文等人忧虑！

但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又在11月27日对宋子文说：他是坚决支持中国抗战的。他准备写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如果美日妥协，则民主、自由，世界公道必将崩溃……

摩根索还激昂地表示：如果因为这样做得罪了罗斯福总统，命令他辞职，他也愿意。

在重庆的蒋介石得到宋子文的这些报告，也就时喜时忧，不知这复杂的国际形势会从哪个方向发展？中国单独抗击日本近五年，实在是太困难了，急需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来支援。

几个月前的1941年7月，日本侵略军进占法属安南（越南）后，对二战战局的发展深有研究的中国专家就指出：“日本侵占越南，其战略目的并不完全是就近攻略云南，而是有更大的阴谋在内；这就是准备以泰国、越南为基地攻击英、美在南太平洋的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

蒋介石很认同这一观点，也就望眼欲穿地等待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变化。只是时间一天天过去，还不见太平洋上有动静，真是令他又焦急又茫然。如今，（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彼岸终于通过无线电波传来美国挨打了，美、日决裂了，这是多么大的喜讯！

蒋介石对着董显光打来的电话，忍不住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对了！对了！就是这样！”

这话语虽然有些没头没脑，但是熟悉蒋介石的个性和用语的董显光却明白，委员长很高兴呢！

蒋介石也不顾夜还深，山城的雾正浓，立即按铃召唤侍从服侍他洗漱，穿上特级上将军服。同时命令通知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以及在重庆的其他军政要员迅速赶来他的官邸，参加上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筹划应对新形势的决策。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播得很快，山城重庆很快地沸腾了，大小报纸用最快速度印刷出了号外，报导这一大事；市民们不顾冬夜的雾浓霜重，纷纷涌上街头抢购号外，争相奔告这件特大喜事。从复兴关到两路口、朝天门，从北碚到沙坪坝、九龙坡……到处是拥挤的人群和不绝于耳的欢呼声、鞭炮声。

抗日战争的胜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但是人们已透过浓厚的夜雾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其实不仅这雾重庆的人们明白美、日作战，将对日本不利这一道理，就连几万里之外的太平洋上、直接指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大将和他的一些将、校级军官们也深知这次是捅了马蜂窝。因为日本这一岛国资源缺乏，每年所需要的石油量约350余万吨（海军需要200万吨，陆军需要50万吨，民间用途100万吨），为了和英、美作战，他们在1940年积攒了550万吨，也就是说够打一年半的用途，但是和英、美的战事能否在一年左右速战速决呢？所以在偷袭珍珠港以前的这年9月12日，山本五十六大将被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召见，回答有关日、美作战的询问时，曾经很直率地说：“如果说非让我打不可的话，那我就尽力闯它一年到一年半看。但是时间再长，我就毫无把握了。”

他还话语凄凉地表示：“我决心同我的飞机和军舰同生死共存亡，在太平洋上同美国决一死战。阁下做何打算？依我看，你也别想轻易地活下来，要有死的准备。所以，我再次恳请，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同美国谈判。即使谈判破裂，也不要搞僵，要留有缓和的余地，因为在外交的道路上是没有终点的。”

一个被赋予进攻重任的海军主帅临战前却是这样悲观，不怕冒犯地直率地向内阁首相陈词，如果不是未来的事实过于严峻，逼得他把官职、生死置之度外，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山本五十六虽然内心很茫然，但是，他是个受军国主义培养的法西斯军人，这时候，也只能对他的亲信下属表示：“作为一个海军军人，一定要尊重、服从上级的决定，不得违拗……”

他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中，紧张、郁闷地指挥舰队驶向太平洋的风浪中。

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军委联席会议的时候，太平洋上的硝烟还在急速蔓延，又不断传来香港、菲律宾、马来亚等英美属地遭到日本空军轰炸和海军袭击的信息。这表明，日本不仅是用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同时还想横扫东南亚，夺取英、美、荷的那些殖民地，以达到他们大规模南进的目的。

蒋介石却是很高兴，他指示外交部立即起草一份给英国、美国、苏联、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建议联合成立反对德、意、日军事同盟，并订立不单独媾和条约……

当天下午，蒋介石还分别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除了对日本偷袭珍珠港表示愤慨外，并把这份照会递给了他们。在与苏联大使会见时，他还提出：希望苏联政府尽快对日宣战。

12月8日那天是许多国家外交部电讯往来最频繁的一天，美国、拉丁美洲各国和英联邦内的各个国家都对日宣战，日本也向英、美等国家宣战。

中国虽然从1937年“七七”事变起就在对日作战，千百次大小战斗后，军民伤亡无数，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也在败退中失去，但奇怪的是中日双方却从来没有正式宣战。如今由于珍珠港事变，才在12月9日随着美、英等国的对日宣战由中华民国主席林森发出了“对日宣战布告”。在这份“布告”中解释了为什么迟至如今才对日宣战的原因：“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

这种对侵略者还寄予希望，盼能“反省”的不切实际幻想，曾被中国共产党方面抨击为“企图中止抗战，要投降”。事实上，那几年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曾多次进行，半年前的6月至9月还在澳门谈判过，只是日本自恃兵力强盛，提出的条件过苛，而无法达成协议。

如今，终于正式对日宣战了，这当然是大好事。在这同时，中国政府还对日本的盟友德国、意大利也正式宣战。

蒋介石也预感到东南亚方向，特别是泰国、缅甸将很快成为战场，为了保卫西南后方，他果断地在第二天（12月9日）下达命令：立即组织“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任命担任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上将为总司令，把驻扎在云南、贵州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编入第一路军战斗序列，并下令立即对这些军、师进行战斗动员。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饭田祥二郎中将指挥的第十五军也开进了暹罗（泰国），有越过泰、缅边界入侵缅甸的趋势。当时缅北防务空虚，英国当局慌了，急忙电告中国政府请求尽快给予一定兵力的支援。

英国在1885年完全占领了缅甸南北后，就一直窥伺中国的云南，从多方面想用军事、经济、政治手段入侵，以至中缅边界发生过不少由英方挑起的纠纷；直到1937年秋、中、日战争开始后，世界风云变幻，特别是1939年法西斯德国用空、海军对英伦三岛进行大规模轰炸、攻击，英方考虑到战局的发展，才勉强答允中国从云南修筑一条被称之为“滇缅公路”的国际公路去与缅北连接，让从海上运来支援中国抗战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在缅甸仰光港口卸货后，经过铁路运抵中、缅边境的腊戍，再通过这条“滇缅公路”运进中国云南。

在当时的中国沿海城乡大多数被日本占领，出海口完全被封锁的情况下，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唯一能从陆上接受外援的对外交通线，作为同是遭受法西斯阵营侵略的英国，本来应该全力维护这条公路的畅通以支持中国的抗战，但是英国政府深知中国和缅甸悠久的历史渊源，担心这条公路修通后，中缅关系又趋向密切，会削弱他们对缅甸的统治，不仅在修路过程中百般刁难，在“滇缅公路”修通了正处于紧张运输的时刻，却担心这一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会得罪日本而危及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为了讨好日本，却在1940年7月屈从日本的压力，封锁了“滇缅公路”，禁止中国车辆通过这条公路前往缅甸的腊戍、仰光，从而用封锁、禁运手段支持了日本对中国的逼降。使得中国方面行驶在这条公路上的3000余辆军车、4000余辆商车，被迫全部停运而处于瘫痪状态，但是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不满，这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奉政府之命发表声明，反对英国封锁“滇缅公路”。英国政府在衡量了世界力量对比后，更不敢得罪美国，才在三个月后的10月间解除了封锁禁令，但是在抗日战局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这三个多月的禁运，已经给中国造成了很大损失。

中国政府对英国这些以邻为壑的举措，是耿耿于怀的，但是如今英国终于遭到日本的攻击了，蒋介石从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利益出发，只好不计前嫌地答应英国方面的要求，对在东南亚正处于困境的英国给予支援。在3天后的12月11日下令当时驻扎在中、缅边境南峤（如今西双版纳勐海县属的勐遮）的第九十三师，立即把第二二七团装备成加强团，进入离泰、缅边境较近的缅甸景栋。

蒋介石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对为什么要组织中国远征军发表谈话：“日军若吞并缅甸，必然大举入侵印度，进军中东。缅甸不保，印度亦危在旦夕，因此，我国军入缅，其目的不仅保障滇缅交通线，更为保障盟军统一战线之大事业。”

他这一战略视点是准确的。

第二二七团应该是出征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前锋。

在这以前，这年（1941年）1月，英国方面在欧洲战场不断遭受德军进攻的情况下，也陆续从各方面的情报中得知，日本侵略者有着南进入侵东南亚的企图。在美国方面的策动下，英国在1月间派出了丹尼斯少将为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就近和中国军方具体地磋商如何在军事上合作，保护东南亚英属殖民地，特别是与中国紧相连接的缅甸。

经过几次商谈，中、英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由中国政府派遣一个“中国缅（甸）印（度）马（来亚）军事考察团”，前往那些国家考察、商谈，以便事先做出反侵略的军事部署。

蒋介石对这件事很重视，指派曾经担任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当时是军委办公厅主任的商震上将为团长，军令部次长林蔚中将为副团长，团员中由陆、海、空将领和外交部有关人员组成，其中有时任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陆军大学战术系主任侯腾、军令部作战处长冯衍等十余人。这一军事考察团于1941年2月初从重庆出发，飞往缅甸、印度、马来亚，做了长达3个多月的考察，看地形，访军队，与这些国家的将领会谈……

中国派出的这些将领都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战略战术修养，在考察中很快看出了这些英属殖民地兵力单薄、防务空虚；衣着华丽的英国军队，实际是缺乏战斗实践，一旦战事发生，将不堪一击。只是碍于外交礼仪，不好当面直率地指出。

考察结束后，杜聿明和侯腾两将军综合代表团成员的看法写出了长达30余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

据杜聿明将军后来回忆，在这一报告书中，对敌情的判断大致如此：

－、敌情：日寇陆军既具优势，又有作战经验，以

日军侵占越南并与泰国成立友好条约的情况来判断，它

已在积极准备与英国挑衅。一旦日寇发动侵略缅（甸）

马（来西亚）军事，可能以海军、空军掩护陆军沿泰、

马交界进军，先侵占马来亚、新加坡，然后乘战胜之余

威回师北上，进攻缅甸。敌人可能使用兵力3至5个师

和优势的空军与海军。

二、地形：中、缅、老（挝）边境车里、临江一带

山峦重叠，交通不便，易守难攻；而且瘴气特甚，对于大

兵团尤其现代化部队运动限制很大。缅泰交界景东以南

经登劳山脉、亘萨尔温江下游至毛淡棉（即摩尔门）一

带，虽有崇山峻岭和萨尔温江之险，但景东、克耶邦特别

是毛淡棉附近皆有公路与泰国公路相衔接，为可攻可守的

决战地带。

所以，杜聿明、侯腾在这一报告书的“共同防御意见”的这一章中，特别指出：

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在

缅、泰边境毛淡棉、登劳山脉及景东以南地区预先构

筑阵地取决战防御，并将重点指向毛淡棉方面。另以

一小部在中、缅边境车里、临江间担任持久防御。以

一部配合舰艇在仰光及仰光海面警戒。

“兵力部署”上，“预定英、缅军2至3个师、中国3至

5个军……”

这虽然是一份仓促写成的报告，却是根据实际情况来深入思考，具有战略眼光，具体措施，确实可行的作战方案。一年后的1942年春，日本对缅甸的入侵，也证明了这一预测的正确，日军就是在1月20日从泰国西部山地越过泰、缅边境。只是因为英国方面没有接受中方的建议在那一带布置重兵，日军也就如入无人之境，只用了11天时间就攻下了有铁路可通仰光的海边重镇毛淡棉，然后又用了一个半月时间，在3月8日攻下了缅甸当时的首都仰光……

这年（1941年）春夏，中国政府把这份经过修改、核定的“中、英、缅共同组织防御的意见书”送达英国方面时，英国正在中东战场被德国军队打得狼狈不堪；德军已经攻入叙利亚，并准备以那里为跳板去控制伊拉克和波斯的领空，苏伊士运河也将受到威胁。英军当时能够调用的只有一个骑兵师，既要为伊拉克提供军队，又要保卫北面的巴勒斯坦，军力上已是捉襟见肘。在那种情况下，哪里还能顾得上对缅甸增兵？又由于驻缅甸英军总司令胡敦长期在殖民地养尊处优、无所用心，已经不知如何作战，却对中国送去的这一“意见书”不以为然，而是认为日本不敢轻易向缅甸进攻；反而要求中国军队只是在中国与老挝、中国与缅甸交界的中方一侧布防，以防止日本从越南方向过来截断“滇缅公路”。他还不同意中国军队提前进入缅甸，在缅、泰边境布防；以至1942年1月日军从泰、缅边境悄然侵入缅甸时，不仅驻缅甸的英国军队被打得措手不及，赶往援助的中国远征军因为是仓促上阵，一时间难以了解敌情，适应地形、气候，更是无法应付已经完全控制了战局的日本军队的进攻。

但是中国政府还是预见到，已经占领越南和泰国的日本军队对缅甸的入侵只是迟早的事，秘密地为将来的入缅作战做了一些未雨绸缪的筹划，把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迅速调动到滇黔公路线上，做好随时进入缅甸作战的准备……

这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能够在第二天迅速地成立“中国远征军”之故。

在这短短的几天内，日本在南太平洋上，几乎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快速、狂猛地摧毁了英、美、荷等国在远东殖民地的军事力量，并迅速占领了那些地方。英国为了加强远东防御力量，刚刚派往新加坡、排水量35000吨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排水量26500吨的驱逐舰“却敌号”，都在12月10日的海战中被日本海、空军击沉，包括远东海军总司令汤姆•菲律普斯海军上将在内的1000余名官兵全都淹死。12月11日，美属关岛、威克岛被日本攻占，22日由85艘舰船运载的43110名日本官兵攻上了菲律宾，经过短时间的战斗，美国驻菲律宾总督麦克阿瑟丢弃他的几个师，带着少数随从在夜半乘着一艘鱼雷艇逃离了巴丹岛；接着香港也陷落，被称为“不可攻克的要塞”新加坡，本来有由英国、印度、澳大利亚组成的10万联军驻守，也只经过15天的战斗，在2月15日陷落……

这一切，正如丘吉尔所哀叹的：“除了大西洋以外，我们已经失去了每一个海洋的控制权！”，“在这广漠的一大片海洋之上，日本独霸，而我们则到处都是脆弱和没有防御的。”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和英、荷、澳、新西兰等国紧急磋商后，在1941年12月31日致电蒋介石；决定组织同盟国中国战区，这一战区包括了中国、泰国、越南等地域，并公推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

两天后的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总统，同意出任中国战区统帅。

这1942年的新年，蒋介石和他的军政大员们是在一种紧张、忙碌、兴奋中度过的。他们都没有想到，远离雾重庆近万里的珍珠港的被袭击，会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带来这样大的转折。山城重庆的人们，仿佛透过这白茫茫的浓雾看到了太平洋彼岸那碧蓝大海上的雪白波涛是多么汹涌狂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