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辑一

反思本土性

本土性的纠葛〔注：本文为笔者赴马来西亚加影新纪元学院演讲论文，2002年10月27日。〕

——浅论“马华文学史”书写的主线贯穿

暂时抛开“马华文学”全称之中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质疑交织〔注：如黄锦树，对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还是“华文文学”的较真既体现了怀疑一切的精神，同时又拓宽了马华文学囊括层面与意义的范围。而笔者则以为“马华文学”应为“马来亚华文文学”的缩写似乎更好，新马政治上的分家并不意味着文学上的截然独立或各为其主，相反，新加坡华文文学青黄不接的现状和作者身份的复杂性（如许多作家今为新加坡公民，但原属马来西亚华人等）都让我觉得在文学上，马来亚仍是一个相当有概括力的名词，既贯穿了几十年的历史沧桑，又符合新马文坛的现状。无独有偶，黄锦树和我心有戚戚焉，他主张“文学史其实先于国家的历史”［参见《张锦忠与华马文学（史）复系统》，《人文杂志》（马来西亚）2000年第2期］。〕 不谈，“马华文学史”的书写其实仍然存在较大的改写乃至重写空间。当然，重写不是盲目重复劳作，而是在前车之覆基础上的继往开来。

文学史科学同样也博大精深，而文学史书写体例、规范（paradigm）、话语等诸多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操作都耐人寻味，如果再顾及书写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性别立场等等，深邃之处远非此文此时此刻可以洞察，所以笔者这里想集中探讨的是“马华文学史”书写的主线贯穿问题。

著名文学史家韦勒克（René Wellek）颇有见地的指出：“（文学史家）在挑选值得讨论的对象时，已经暗示在一套价值体系之内进行价值评估，其尺度不仅仅是创新。我们只有建构一个以某种价值取向为根据的发展系列，才能体现出这种‘创新’。”〔注：转引自陈国球：《文学结构与文学演化进程—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史理论》，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93页。〕马华文学史的书写其实同样也存在彰显作者价值评判和主线贯穿的问题。同样，反过来，一部毫无个性和价值取舍标准，追求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文学史往往也不能步入优秀史著的行列。

一、他山之石：马华文学史编纂史

尽管在热带地区马华文学史的书写与阅读是一个非常寂寞与冷清的园地（如中国大陆文学等相对强势的文学对马华文学的遮蔽，马华文学即使在本地市场的阅读占有份额也不容乐观），但是，关爱者却不绝如缕，“关心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界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可说是有良好的维持性的”〔注：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BPL教育出版社，2000），第1页。〕。人常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梳理马华文学史的书写史或编纂史，总结其切入路径的得失，无疑可以更凸显我们进路的必要性、独特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可以扬长避短，不至于重蹈覆辙。

被古远清称为“马华文学史研究第一人”〔注：古远清：《马华文学史研究第一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1期。〕的方修无疑对此盛誉当之无愧。简单说来，方修对马华文学史的构建功绩如下：

其一，广罗史料，勾勒蓝图。毫不夸张地说，是方修唤醒并建构了一度沉寂的马华文学，凭一己之力，为筚路蓝缕之功业，逐步精心营构并向世人展示了马华文学的清晰面目（尽管这面目打上了方修的深深的烙印，良莠并存）。方修在耐心爬梳报章副刊的基础上，对确认作者（编者）身份（更正错讹与重复等），整理作品资料（作品选、大系、史料典故等） 〔注：杨松年：《方修——建构马华文学历史的功臣》，何国忠主编《承袭与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1），第198页。〕等方面可谓居功至伟。

其二， 创设马华文学史书写范式。首先，方修创立并坚持了马华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其书写体例比较固定，每个时期都会包含三部分：（1）文艺报刊；（2）作者和作品；（3）理论建设（批评）。应当说，方修不仅在自己的主要马华文学史著述中（《马华文学史稿》《马华新文学史稿》）亲力亲为这一体例，后继的马华文学史书写基本上还是参照或延续了方修的体制，甚至今天有些著述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方修时代”〔注:〔2〕古远清：《马华文学史研究第一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1期。〕的荫蔽中。其次，方修确立并构筑了马华文学史的现实主义基调。方修认为，“现实主义的精神却始终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全部的创作历史，体现在所有的作品里面，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从未间断过。而且，总的说来，它的从旧现实主义朝向新现实主义的方向迈进的倾向，是愈来愈鲜明，愈来愈进步的”〔注：方修：《马华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的发展》，《新马文学史论丛》（中国香港：三联书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第354页。〕。当然，方修现实主义文学观并非铁板一块，他也自觉意识到现实主义在马华语境中要因地制宜和灵活变通。〔注：具体精彩论述参见欧清池：《方修的文学创作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1期。〕

方修的其他卓越贡献，如界定马华文学概念及其性质、分期，还有对他浩瀚著述的综述等等，绝非笔者在寸纸之内可以遍及和深入铺陈。〔注：但也可以弥补，比如说，具体可参考甄供编《方修研究论集》（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2002）一书，其中对方修其他（包括生活等）方面的论述比较全面。〕但于我们而言，其中的关键是：方修书写马华文学史的主线贯穿问题何在？

王赓武曾委婉地批评道，方修是“以史稿的传统方式书写”，“着重的是史料的收集与史料的考证”。〔注：王赓武：《评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方修《池鱼集》（新加坡：春艺图书公司，1993），第130页。〕这在表明方修稳扎稳打、吃苦耐劳爬梳史料方面的认真刻苦的同时，却也暗暗反证了他文学史理论素养的过于素朴。另一方面，方修对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作为主流的固执和单调的坚持压抑了其他文学书写（流派、思潮、风格等）的可能性及实践操作，这也是他为人所诟病的主要原因。〔注：如林建国的《方修论》（《中外文学》第29卷第4期，2000年9月）和黄锦树在《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中国台北：远流，1998）及《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等著述中对马华现实主义的不无偏激的旁敲侧击乃至“废功”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如杨松年所言，我们要走出方修，“能以方修文学史为基础，更进一步发掘更多有用的文学史料，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在文学的论析上作深入的分析与发挥”〔注：杨松年：《方修——建构马华文学历史的功臣》，第206页。在今天的马华研究中，方修的大系等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资料匮乏的中国研究者，方修的作用似乎不可替代。但我们需要警醒的是，学术研究还是要坚持第一手资料为前提，方修的辛勤劳作可以作为我们查找的指引和基础，但不能过于依赖他所提供的二手资料，毕竟，无论如何，这种编选已经盖上了方修印戳，难免有偏见和遗漏。〕。

杨松年的《战前新马文学本土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八方文化企业，2001）和《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BPL教育出版社，2000）对马华文学断代史的书写视角可谓蹊径独辟〔注：朱崇科：《本土书写》，《南洋商报·南洋文艺》（马来西亚）2001年12月1日。 .. 〕，以“新马作者的中国感情与本地情感的消长”为主线使得杨超越了单纯的史料收集而为新的书写范式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毋庸讳言，以思想意识来贯串文学史有其危险性：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心态史不能替代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串联起来的文学史。凑巧的是，杨的马华断代史恰恰“歪打正着”地避免了这一点：战前的马华文学的确文学性较差而思想性更强。但如果要打通整个马华文学史的话，杨的主线仍然有其局限性。〔注：如黄锦树就批评道，“文学思潮不能喧宾夺主，文学史的主体应该是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由一些名字和一些文字成品构成的历史历程不一定就是‘文学史’，因为那些书写不一定是文学”。参见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第 41页。〕

黄锦树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对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吊诡关系的微妙处理、中国性在马华文化中的表演性特征等诸多问题论述精到。〔注：朱崇科《台湾经验与黄锦树的马华文学批评》［见龚鹏程、杨松年等主编《21世纪台湾、东南亚的文化与文学》（中国台湾：南洋学社，2002），第219—239页］、朱崇科《吊诡中国性》（《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第2期）对此皆有专门论述。另，朱崇科《马华文学：如何中国，怎样现代？》［《南洋商报·南洋论坛》（马来西亚），2001年11月11日—11月18日连载］也有部分涉及。〕如果考虑到黄的著述都是论文集这个客观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理解黄的中国性论述的缺乏系统性、连贯性和它对于马华文学史书写的断裂遗憾（黄对战前马华文学的不屑一顾阻止了他对中国性贯穿的更具代表性的深邃考察）。问题的关键在于，黄更多地进行了批驳的“破”的工作，而建设性的“立”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如火如荼、卓有成效地展开。

就马华文学史书写的海外研究（相对于新马本土）而言，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中国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无疑分量最重（新加坡华文文学占了整整一卷，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占了近半卷）。其编写阵容强大，充分体现了集体作业的优势：相比较而言，资料收集相对齐全。遗憾的是，其书写套路仍比较陈旧，而且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许多编写者对研究对象极其语境缺乏应有的“手感”（借用体育名词）；对新生代作家，如黎紫书、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等人的漠视（抑或未知，资料不足）令人扼腕，而对李永平等的忽略则表明该书在视野及美学价值取向上仍要锐意开拓，多加检讨。

同样，潘亚暾著《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赖伯疆著《海外华文文学概观》（中国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公仲编著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或因中华文化/意识形态影响，或因体例所限，多不尽如人意。不仅在资料占有、分量配置上有所偏差，而且马华文学史的书写更多近似于作家/作品罗列或资料汇编。文学史书写的内在理路（逻辑）或重复前人，或单调浅显，所谓主线贯穿，不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在切入到马华情境中时，也就不能量体裁衣。当然，他们这种孜孜不倦的热情和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坚持不懈的精神还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

值得一提的是黄万华著《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中国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该书虽然只是就个体文学史（小说）进行阐述，有些观点和材料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整体上看来，理路清晰，新见迭出，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在文学史的分期依据、内在线索，观照角度、容纳视野等方面均有新的探索”〔注：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中国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内容提要。〕。但该书的主线贯穿却由于包涵、照顾太多而显得有些游移、杂乱，不够清晰。

二、本土性及其可能性

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本土特质、本土特色、本土立场与本土思维。具体到马华文学中时，自然是指文学中的马华特质。诚如王润华所言，“海外华人多是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们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注：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4），第259页。〕，而本土性就是在这种文学传统中体现出来的独特品格和内在精神。

（一）为何本土性？

以本土性的纠葛作为马华文学史书写的主线贯穿是我的想法。当然，在展开本土性阐述之前，我必须面对的当头棒喝自然是：为何本土性？

前面述及的马华文学史编纂史之所以命名为“他山之石”，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更好地“攻玉”。人常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人著述中的盲点与软肋往往是告诫后学（来）者要吸取教训，取长补短，同时也为后续的新颖独到的书写主线铺路。从此意义上讲，本土性视角的被借重有其必然性。当然，仅仅以此作为交代，理由似乎不能充分得足以服众。我们不妨再分析几个佐证予以加强，而真正的本土性展开则暂时“且听下回分解”，集中在下一小节。

1．分期与文学性

文学史的分期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凸显了文学史书写的纹理脉络和内在逻辑，同时也可反映出作者从纷繁复杂中一针见血、快刀斩乱麻的机智和个性鲜明的美学立场与道德追求。马华文学史的分期目前主要有四种：方修、杨松年、孟沙、黄锦树分期法。

方修分期（战前主要分为萌芽期、扩展、低潮、繁盛四期，1945—1956年则分为战后初期、紧急状态初期、反黄运动时期）明显存在着较多问题：第一，前后段分期标准杂乱，一为文学盛衰，一为政治运动；第二，即使我们在分析战前分期时也不难发现，采用类似起承转合的盛衰分期法只会是死路一条，要么陷于历史循环论中，要么无法把握与处置继起的马华文学。

杨松年分期〔注：参见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2001），第3—4页。〕主要还是采用本土意识与中国感情的消长为主线，其得失如前所述，在此不赘。

孟沙分期（萌芽期、南洋新兴文学运动时期、低潮期、抗战文学运动期、被占领期、中兴期、紧急法令期、反黄运动期） 〔注：参见孟沙：《马华文学杂碎》（马来西亚吉隆坡：学人出版社，1986），第1页。〕不仅标准错乱，而且似乎并未顾及马华文学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可谓严重地“干预具有有机性的连续性的文学生命”〔注：参见.杨松年：《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新思考》，陈荣照主编《新马华族文史论丛》（新加坡：新社出版，1999），第28页。〕。

黄锦树的分期（侨民文艺期、本土意识为主导时期、文学主体性建立、独特文学风貌建立）〔注：参见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马来西亚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第42页。〕不可谓不野心勃勃，他对文学性的独尊使他不仅超越（走到极端也可能是抛弃）了马华文学的边界而放眼世界，而且也遗弃了文学思潮与走向成熟过程中必经的马华前辈们的艰辛探索。另外，即使暂时认同其分期准绳，我们不难发现，本土意识、文学主体性和独特风貌之间的界线（抑或壁垒）实在是太模糊了，这种空泛的能指无法完成黄所赋予它的具体所指应该达成的使命。

本土性的主线贯穿则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既可以继往开来、高瞻远瞩，又会照顾文学思潮与早期文学雏形等的发展态势，可谓一气呵成。

2．经典之争与本土呼唤

无论是1939年郁达夫对“南洋色彩”作品出产及大作家出现的指路（写它一二十部具有南洋色彩的作品，南洋文学自然得以发扬光大），还是1992年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的轰轰烈烈的论争，无疑都将矛头指向了共同话题：呼唤本土文学大家的出现。尽管不同意识形态背景、文化资源和个人理念等影响、浸润下的经典认知往往各不相同，甚至迥异，但对当时马华文坛生机勃勃却缺乏大树的不满（以至于恨铁不成钢）或辩护（以至于故步自封）在同样暴露马华文学位置和危机〔注：朱崇科：《马华文学：经典消解与建构》，《南洋商报·南洋论坛》（马来西亚）2001年12月16日。〕的同时，我们（包括辩论者们）其实都无法掩饰从内心里汩汩流出的渴求马华文学大家诞生的深情希冀。

本土性的纠葛就是不仅要勾勒本土性发展的历程，同时也在总结和评析现有姿态的基础上预设它可能发展的方向与层次。

（二）本土性：可能性及如何可能？

1．可能性

马华文学本土性产生的可能性必须建立在如下前提的基础上。

第一，“华文写我心”的可能性。华文中的中国性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自然影响深远，我们在对它保持高度警醒的同时也不能神经过敏，因噎废食。如果如新加坡的华文学习一样，过度注重其工具理性，那已经不是能否自如地用华文进行创作的问题，而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语言的问题”。 〔注：王安忆：《语言的命运》（上），《星洲日报·星云版》1993年12月7日。新加坡华语的衰落更应该是政治国家认同塑造与实用主义指导下的牺牲品，国家的引导与强迫、民众的反抗与自然接受都很吊诡地纠结在一起，个中原因的确值得品味。〕

当然，吊诡的是，我们同时又不能一概抹杀有些本土语言的扩张与创造，因为它可能因此拓展了华文的表达能力，如人所论，“新兴华文文学的华文是‘异言华文’（Chinese of difference），另有一番文化符象，走的是异路歧途，文学表现也大异其趣，这样的新兴文学才有其可观之处”。〔注：张锦忠：《海外存异己：马华文学朝向“新兴华文文学”理论的建立》，《中外文学》第29卷第4期，2000年9月。〕

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兴起和硕果累累都表明了华文在抒写不同历史时空情境与思想文化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这说明“‘中国’文字可以产生‘非中国’的意识形态”，尽管创作者可能“必须先存在于中国文字之中，接受那个维系中国社会之社会性的象征体序（Symbolic Order）”。〔注：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中外文学》第21卷第10期，1993年3月。〕

第二，文化身份重建和资源重读（组）。让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声名远播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向我们阐明，其实民族性和文化身份也是一个开放的文本（Text），它“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现实的需要在想象中不断地构成、丰富和重建”〔注：陈晓明：《艺术创新与文化身份：华文文学的自我超越》，见《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文选》（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56页。〕。同样，作为马华文学文化借鉴资源的中华文化在进入马华文学的视阈和阅读视野后，本身也附加了相应的限囿、烙印以及营建了重读的或扩或缩（也是筛选）的空间，“本地华文文学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也是根据原有的体系，结合当地的条件与华社的需要，作了某些变更，使之与新乡土的环境相适应，结出累累之花果”〔注：庄明萱：《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独特性》，见《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上卷）（中国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第43页。〕。

2．如何可能？

本土性的形成和发展绝非沙滩上可以拔地而起的空中楼阁，不可以一蹴而就，而对年轻的马华文学来讲，尤其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积累过程。所以我们首先要梳理一下本土性发展的历史流变。

第一，历史流变。应当指出，马华文学的诞生有其特殊性：马华文学特质的产生（从中国性中萌蘖出来）、积累（逐渐浓厚的本土关怀与认同）乃至将来的质变（马华特质的成熟）是一个从有到无的极大落差。马华文学作者的本土色彩的增强也是伴随历史事件和政治、国家身份认同的推进而逐步（并非螺旋式，其中也有反复）推进的。所以企图让“侨居”立刻书写“土著”，或者因了今天的土著身份而力图摒弃历史（一如以为只吃第7个煎饼就可果腹的妄想一样荒诞）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从20世纪20年代南洋色彩的萌芽，到30年代马来亚地方文学的提倡，再到40年代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注：参见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2001），第33—171页。〕绝不仅仅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概述亦可参见朱崇科：《在场的缺席》，《人文杂志》（马来西亚）2002第1期。简单改旗易帜和名词更替，其变更体现了本土性物质性脉络的渐次清晰与丰盈。台湾著名散文家王鼎钧认为:“所有的故乡都从异乡演变而来，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注：转引自余秋雨：《文化苦旅·自序》（中国台北：尔雅，1992），第7页。〕因种种原因被迫侨居他乡的中国人在1920年代能激情澎湃地呼吁和宣泄南洋色彩，愿意“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曾圣提语），可以说体现了本土意识觉醒后本土性萌芽破土而出与沉积的中国认同的角力和区别，本土性成为自己书写乃至文化中的自觉呼唤和一分子。当然，这种提倡更多仍然流于口号标语式的情绪宣泄，并没有真正转化成为有代表性的文艺佳作，而且“南洋”依旧凸现了中国中心观照之下的边缘定位。“马来亚地方文学”至少在地名上已经表现了本土性层次上的递进：对此地的确认和认同。不仅如此，在此次论争中，许多作者还强烈批判搬取中国口号，要求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肩起推进与提高马来亚文艺的社会任务”，“建立马来亚的新文学”。 它在本土性物质性层次上的提升，究其原因，应非偶然，而“应当是当时知识分子心态地折射，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本地意识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注：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2001），第101页。〕

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无疑更多指向了本土性与文学性。内容上，不仅一反常态地攻击侨民文艺，批评侨民文学作者，而且转而提倡马华文艺，强调作者要多方面爱惜并挖掘此时此地的客观现实，“写下每一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刻画出每个时代里的典型人物”〔注：以多：《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以多等编《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新加坡：南洋大学创作社，1960），第8页。〕。而且，在语言也强调语言的人民性与本土性（如对方言和民间社会立场的强调）。

当然，在本土性的历史流变过程中，由于其创作方面的薄弱从而映衬出这种流变更多是流于口号标语式的激情释放。黄锦树甚至不无偏激又深刻地指出，“所谓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其实是一种无个性的普遍性，充盈着华裔小知识分子喋喋不休的教条和喧嚣”〔注：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中国台北：远流，1998），第197页。〕。

黄锦树固然是偏激的，因为我们如果认为马华文学是“早期马华作者对他们历史位置的解释，因此是马来亚部分人民记忆（Popular Memory）的具体呈现”〔注：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中外文学》第21卷第10期，1993年3月。〕的话，那么本土性在文学思潮与论争中的流动与壮大也理所当然有其不容忽略的历史地位和角色。问题的另外一面在于，如果我们的关于本土性的论述和创作实践就此原地踏步的话，本土性显然过于弱不禁风，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也会摇摇欲坠，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发展本土性。

第二，理论预设。本土性体现到文本中并非只是本土认同（Local Identity）的简单呈现，我们毋宁说它是本土认同等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本土性是有它适时的层次划分的，我曾经将本土性划分为如下层面：（1）本土色彩；（2）本土话语；（3）本土视维。〔注：朱崇科：《在场的缺席》，《人文杂志》（马来西亚）2002第1期。〕

本土色彩主要体现了本土性的物质性层面，它的指向则为本土自然风情、人文景观和部分本土语言的借用等等。应当指出，流传发展至今的马华文学作品多数仍然只能划分到此层面中，而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作品（含前文所述的历史流变等）大多也只是徘徊于这一层次中，文学书写因为缺乏文学性的精美提炼和本土性精神的贯穿往往使此类作品流于肤浅、呆板、平庸和匮乏鲜活的灵性。

本土话语则是指马华文学历史情境下对中文的再造与发展，它包含本土意象、本土后殖民话语等等。应当指出，话语（discourse）运作中渗透了无所不在的权力因素，权力“隐藏在一切话语中”。〔注：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8），第3—5页。〕本土话语的产生于操作也同样包含了这一特点，所以我们也要提防这个深层危机。某种意义上讲，本土话语的营造是为了实现本土文学书写的自由、快乐乃至经典性，但往往我们却纠缠于中文（含背后深邃的文化底蕴）的自然限定中不能自拔，从而无法逃脱其遮蔽，但真正一旦走出，本土话语的营造却又成为贫血而僵硬的能指。

吴岸诗歌的一些意象与话语从某种程度上讲体现了本土话语的实践操作。《达邦树礼赞》（马来西亚：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1991）中的达邦树意象意味深长。当达邦树一身洁白吐纳天地精华、顶天立地于晨曦中时，它“像一个银色的巨人”；在炎热七月野火焚烧的滚滚浓烟中，它“像一个古铜色的巨人”；半夜巨响惊醒后，发现它“消逝在黎明前最深邃的黑暗中”；当达邦树已化为沃土，仿佛又见到它在晚霞中，“像一个金色的巨人”。达邦树的命运历程指涉丰富：是树木本身？或者是马华的命运？抑或是马华文学逆境中的挣扎与奋进？王润华认为它是“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的本土文化，自我认同的象征”〔注：王润华：《到处听见伐木的声音：吴岸诗中的树木》，甄供编《说不尽的吴岸》（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1999），第117页。〕。达邦树已经衍化成为马华情境中坚强不屈、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精神的象征，它背后关联的和浸润的恰恰是马华的本土事件。

本土视维是指文学书写中本土视野、思维及精神的流露与贯穿。它之所以被我认为是本土性的最高层次，是因为这种视维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自然反映（应）：无论文学文本书写内容是指向本土事件、景观、吾国吾民，还是指向他域，本土视维都可以胸有成竹、自由自我地表达出其马华特质。当然，这种层面的代表文本还是凤毛麟角，尚需假以时日，但这种相关视维的零星闪现却也并非毫无可能。

李永平早期作品《婆罗洲之子》（马来西亚砂劳越：婆罗洲文化局，1968）在朴素的叙事手法与结构中却闪耀着强烈的本土色彩，而且某些时候也凸现出一些相当独到的本土视维。围绕大禄士身份（半个支那）与神圣祭典的风波，显然，李永平展现给大家的怕不只是其中的爱恨交织与误解和和解。尽管他给了这部小说一个光明的尾巴，预示了种族融合、和平共处的大趋势，但我关心的却是李永平以朴实手法揭示种族冲突、本土视野所带给读者的巨大震撼力。小说中本土色彩（本土风俗景观、文化习惯、人名等）的羼入自然新人耳目，情节的曲折与紧凑也扣人心弦、引人入胜，更难能可贵的是李永平在1960年代对种族歧视事件观照的强烈介入姿态和马华视野：大禄士的个案指涉的其实是马华众所关注的华族的平等地位、利益身份确认问题，同时他也从文学立场追问了与马来亚华人息息相关的“落地生根”的可能性、障碍及未来等课题，在在发人深省。

需要指出的是，本土性这三个层面在文学的实践操作中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好的文学作品（经典？）完全可以囊括这三个层次，也可以只取第二、第三个层次，而且层次越高，对前面层次的包容性也就越强。所以，我们要会灵活掌握这个规则。

第三，本土性的其他纠葛。毋庸讳言，单纯以本土性来贯串马华文学史其实是人为简单化了马华文学史书写的多重维度。

中国性无疑是本土性的最重要的姊妹维度。温瑞安认为：“文化乡愁，对于海外华人是一种倾向，决定了人们的精神价值取向。生于海外的人们，意味着散居族裔文化的延续。族裔残余的集体记忆随着人们的迁移而扩散，甚至穿过时空深植于基因之中，以遗传的方式代代相传。”〔注：转引自颜泉发：《残存的集体记忆》，见《期望超越》（中国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第 66页。〕当然，在中国性已经化为马华文学如影相随的内在陪伴时，我们真诚希望这种文化遗传是优化遗传基础之上的变异，使得马华文学可以灵活、巧妙地处理好中国性，最终实现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的平等对话，互相阐发。就目前现状来看，“在对话中马华文学不应该永远只是‘听者’，从对话中马华文学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发展需要，从而活出自己的生命和尊严”〔注：颜泉发：《残存的集体记忆》，见《期望超越》（中国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第70页。〕。

马来性（Malayness）作为马华文学的交叠属性之一，理应得到更高程度的重视、虚心学习、批判借鉴与吸收（但也要提防被国家文学收编），否则，马华文学本土性的形成也只能是更多地在大中华文学的阴影下亦步亦趋、发育不良抑或缓慢成长。而且从长远来看，文化上的优优结合不可阻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渗透，是最终达到民族融合的必经之路”〔注：梁英明：《战后东南亚社会变化研究》（中国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第270页。〕。本土性的发展与成熟也欢迎多元混杂（hybridism）属性的优化组合与水乳交融。

对本土性的强调不应该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与扩张，我们反对过度“强调文化身份，以一种封闭的，‘东方他性式’的文化想象，去制作一些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的自我指认”〔注：陈晓明：《艺术创新与文化身份：华文文学的自我超越》，《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文选》（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65页。〕。

当然，对于本土性各个层面产生、发展、流变与对成熟肌理形成预设的阐述也必须坚持多元视境和立体诠释，如林建国认为，“马华文学的发生，不能只从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的角度看待，也须从中国以外被殖民的第三世界角度审视”〔注：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中外文学》第21卷第10期，1993年3月。〕。所论颇有见地，的确，作为马华文学重要资源的中国文学也可能被人为殖民化，反而吊诡地成为马华文学的殖民者。事实上，王润华著述的《华文后殖民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台北：文史哲，2001）的许多发人省思的论述恰恰是以实证有力地论述了后殖民视角与多元本土立场的强大战斗力。〔注：具体评价参见朱崇科：《新“新”视角与后殖民解读》，《南洋商报·南洋文艺》（马来西亚）2002年1月22日。〕

（原载《学海》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