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场的缺席

——从本土研究看马华文学批评提升的可能维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文学批评家掌管了文化领域内的变异，并且拟订了文学与非文学之分的界限，而且批评家似乎比作者本人更有权力理解作品。〔注：Donald.E.Pease，Author，see.Critical.Terms.for.Literary.Study.（Chicago.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11.〕显而易见，文学批评必须尽到一针见血、高瞻远瞩、大力提升文学创作的责任。对马华文学批评亦然。

毋庸讳言，马华文学批评与在世界华文文学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马华文学地位并不相称，“他们大都还在热衷评论作品中的社会道德和传统意识，如此的文学观念造成文学的功能被单一化，无法让作品的深层解构散发出它的艺术魅力，也无法让读者对作品感受到亲和力，甚至更对前卫作品带来极大的杀伤力”〔注：《叫醒太阳——马来西亚南方学院文集1998》（马来西亚：南方学院，1998），第9页。〕。当然，它的薄弱与苍白反过来又影响（误导）了马华文学的流向（恶性循环？）。本文在此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动因并无太大的兴趣（因为太过复杂又纠缠不清），而当务之急莫若对症下药：从本土研究来探勘马华文学批评提升的可能维度。笔者以为，考量马华文学（批评）的实际，三个切入维度不可或缺：中国性、本土性、世界性。

一、中国性：错置还是回归？

“日本《东南亚史学会》研讨论文《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结果，除了论文作者，‘全场附合’论文的题目，应改为《在马来西亚产生与发展的中国文学》。”〔注：《叫醒太阳——马来西亚南方学院文集1998》（马来西亚：南方学院，1998），第49页。〕此语中包含的无知与成见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吊诡的是，它却从另一侧面体现出些许偏激的深刻来，即：马华文学中纠缠了扯不断理还乱的中国性。

（一）层次与流变

何谓中国性？黄锦树将之简单界定为“中国特性、中国特质、中国特色”〔注：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中国台北：远流，1998），第33页。〕，同时他又进一步强调说，“‘中国性’是一个权宜性的称谓，英译为Chineseness，也可译为‘中华性’或‘中国特质’，强调的是它在文化想象上的纯粹性”〔注：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中国台北：远流，1998），第146页。〕。无疑黄锦树给我们指出了中国性的主要指向：文化想象。当然，在我们回到马华文学与批评的历史情境中时，笔者以为，中国性至少反映在如下三个层次：（1）语言；（2）历史/文化；（3）文学/批评：中国中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性本身也是一个随时间推动和历史事件的影响而不断演变的动态凝结，它对马华文学/批评的波及从长远来看会是一个逐渐变弱的过程，但也不排除发展历程中间反弹的可能性（比如中国政治、经济及其文化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很有可能实现这一点）。

1. 语言

汉语—中文—华文。这三个词语的递进关系，不仅仅表征了本土意识在语言方面的逐步崛起，而且体现了马华文学批评中边缘对于中文中心的解构与建构：语言再造。〔注：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第55页。〕而黄锦树“巧妙的从文字或语言（主要是书写语言）的向度切入，游刃有余的为我们勾勒了纲举目张后的多重视境：文化身分与语言再造，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表演性与后殖民情境等等”〔注：朱崇科：《马华文学：为何中国？怎样现代？》，《南洋商报·南洋论坛》（马来西亚）2001年11月12日。〕。

马华文学得以成立的理由或前提之一，就是华文的被借用，当然，“一旦选择了汉字，仿佛也就同时选择了文化身份，‘内在中国’也就符码化于汉字之中”〔注：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中国台北：远流，1998），第69页。〕。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由于种种原因，“失语的南方”恰恰概括了中文在马来西亚的流失与片面吸纳，而“死去的不只是字和词，更严重的是个中蕴含的特殊感性、理解、感觉事物和现实的方式”〔注：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中国台北：远流，1998），第58页。〕。于是作为解决失语的两种指向自然而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语言再造与深挖“文字的中华性”。当然，黄锦树更加强调的是前者。如他在《流离的婆罗洲之子和他的母亲、父亲——论李永平的“文字修行”》一文就李对“纯粹中文”（其实是华文）的不懈追求作了不遗余力的鼓吹。尽管我们怀疑这种野心一旦付诸实践到底有多大的可操作性，但是其对华文的苦心孤诣的开拓精神应当予以褒扬。同时这种语言再造还有个“度”的把握问题：如果变成了语言硬造和暴力实验，相信这种努力只能收获拔苗助长的苦果抑或另一种故步自封。

2. 文学/批评：中国中心

在马华文学发展的绝大多数时间内，马华文学并没有真正走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子。本土意识的不断腾涨与崛起也更多的只是集中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上的纲领与原则上，而文学上，“由于语言的掌握本身，多少左右了他们的倾向，使得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史上诞生的突破性原则‘马华文艺独特性’无法积极的落实，构成了马华文学的内在难题”〔注：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第19页。〕。

中国中心的被尊奉首先体现在文学创作上。相对长一段时期内，现实主义手法雄踞了马华文坛并成为所谓的主流文学。应当指出，这里的现实主义手法也更多的是对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亦步亦趋。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从上半叶文学流派与手法的百舸争流到对现实主义一枝独秀的强调，文学之路可能性的探索日益狭窄的史实是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不可分的。这种探因并非为所谓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手法的一元独尊开脱，而事实上，这种日益狭窄的收缩恰恰遮蔽和掩盖了许多书写的可能性，甚至其中也蕴含了我们原本得以独立与自由的精神立场。马华现实主义文学对同时期中国文学的借鉴、移植大部分是失败的，也怪不得林建国信心十足地说，“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误解不难拆解，我们只需写一两篇‘现实主义蠡解’便可将他们废功。我直觉（还未找到直接证据）老现们的论调抄袭自中共立国以后的官方文艺政策”〔注：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中国台北：远流，1998），第170页。〕。但我担心的是，丰富多彩的现实主义绝非林能用一两篇大作就能蠡解的。因为五光十色的现实主义本身无过， 欲加之罪原本就来自不同洞见的冲撞和使用者的可能生搬硬套从而限制了流派/手法的巨大潜力。

中国中心还表现在马华文学批评上。一般说来，主要分为两个层面：（1）中国学者的马华文学批评；（2）20世纪中国文论。无需多说，无论对哪一种奉为圭臬都有相当的偏执性。于前者，我们要尊重中国学者的努力，他们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从事马华文学批评确实难能可贵；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文化依赖心理造成的恶果，“文化中国的意识也使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附庸品，因为我们自愿地放弃对文化议题的思考权与诠释权，并把它交给中国海内外学者，靠中国文化人的科研成果以获得文化上的喂养，不知不觉地养成一种严重的文化依赖心理”〔注：许文荣：《极目南方》（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南方学院联合出版，2001），第11页。〕。于20世纪中国文论，笔者以为中国中心心态自不可取，但也不可因了杯弓蛇影的敏感和“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加以盲目拒绝。毕竟，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提供了更丰富与更切近马华文学实际的资源支持，尤其相对于西方语境下的文论来讲。

3. 历史/文化认同与“想象的共同体”

中国性在在地华人的历史、文化认同中角色如何？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认为，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情境是，“东南亚华人具有多重的身分认同”，同时他还认为，“文化认同，已经吸收了传统的历史认同。它现在仍然是所有概念中最为灵活的一个，但对那些视种族根源作为认同观念的决定因素的人来说，它并不那么有用”。〔注：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中国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第246－247页。〕

人常言，“血浓于水”。当侨居渐渐变成了定居，当国籍由中国变成了马来西亚，文化认同却依旧成为多元认同中最具活力的一个，而且因了山水与政治的遥隔让这种认同得到某种程度的加强。“文化中国”实际上更是成了“想象的共同体”，〔注:Benedict.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London，New.York:.Verso，1991）标题，详细可参书内论述。〕可望而不可即的“中国”成了文字想象中意义的不断编码与描绘，同时这种想象的诉说也成为后辈华人寻根认同或再造的凭借，“于是每一种书写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想象中国’，实质的中国则无法被穷尽，这似乎说明了何以‘中国’这古老的灵魂总是一再被延宕，不断被追寻”〔注:钟怡雯：《从追寻到伪装》，《回首八十载，走向新世纪——九九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然而，吊诡的是，文化认同中的中国性在因为缺失而获得珍视的同时，却又因逐步马来化情境的逼迫及对作者的内化以及对文化传承的意识的功利性强调（或出于简单化接受考虑）等原因而使马华文学/文化中的中国性更多凸现浅层的“表演性”和“情绪功能”。〔注：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中国台北：远流，1998），第118页。〕

（二）错位的归返？

单纯讨论如何摆脱马华文学中的中国性是徒劳的，甚至也可能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只有对中国性作更深入的思考才可避免使马华文艺的独特性等名词成为空洞无物的能指。在20世纪的今天，马华文学持续迈进的历史情境下，中国性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马华文学作者对中国性又如何抉择？

1. 迎与拒的尴尬

将马华文学前半期成就的低落完全归根于中国性的侵入是不公平的，因此而将之拒之门外更反映了相关处理方式与思维的幼稚。但同时，全盘中化亦不可取，那样只会将中国性陷入文化殖民者角色的不义之地，而同时也压制了马华文学的勃发。鉴于此，探研中国性在马华文学史上的流变无疑可以借古知今。尤其是，“老现们”与中国的现实主义有怎样的关联与疏离？这似乎比讨论迎与拒更有意义。

2. 发展还是退化？

王赓武认为，“多数人对中国并不负有效忠的义务，但是侨居的习惯依然保持了下来，这是由于不公平待遇，由于缺乏保障，由于文化上的骄傲自大……”〔注：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中国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第363页。〕等诸多因素会导致了华人仍自觉自己是少数民族。回到文学上来，马华文学/文化中中国性的表演性特征（与文化自大有关）只是象征了中华文化的浅层结构，这恰恰证明了对中华文化深层结构探研的必要性，这不是“回归恐怖的母体”，而是创建马华独特文化/文学的必需，否则，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中华文化只会日益退化，马华文学的语言再造、文化积淀、文学/批评的提升都只是一纸空谈。勘探中华文化并非错位的归返，而是重塑马华文学/文化的前提。关键在于，这么博大精深、驳杂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何得到有效的消化？

同时还要强调的是，在借鉴的过程中要注意“动态中国”的事实：中国性并非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要以发展的眼光实行“拿来主义”。

二、本土性：断裂的能指与所指

“王先生觉得在新加坡研究中国文学，最终目标一定要本土化，以新加坡人的立场及眼光，来作为出发点，这样比较有收获，而且有意义。”〔注：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自序》（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第2页。〕 王润华在此强调了学术研究要本土化的必要性及重要性，自然处于边缘位置的马华文学批评亦不例外。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何为本土性？如何本土化？

（一）界定与嬗变

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本土特质、本土视角、本土精神与意识。具体到马华文学，则是指马来西亚华人的立场、精神、视角与意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特质并不等于马来性（Malayness）。尽管它与马来性有交集，它是在马来西亚萌芽，在中国性与马来性浇灌下生成的奇葩。

本土性的彰显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或说自然而然。相反，在今天的马华文学中本土性的成熟与令人耳目一新仍需假以时日。为了更好地探究这一课题，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本土性不同历史时段（Phases）的表现。

1. “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注：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第33页。〕

南洋色彩的凸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1927年张金燕就以抒情的笔触宣泄了他的浓重的南洋性。“黄河泥色的涛水，又虽未浸染过，但我的皮肤遗传着祖宗的旧衣裳，而黄姜、咖喱，把我肠胃腌实了，因此我对于南洋色彩浓厚过祖宗的五经，饮椰浆多过大禹治下的水了。”〔注：张金燕：《南洋与文艺》，1927年4月1日《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第10期。〕在1929年，《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编者曾圣提更是踌躇满志地高喊，“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注：见1929年1月1日《南洋商报》增刊《文艺界》。〕。

尽管笔者对南洋色彩的发展勾勒非常粗略，但我们还是从中读出了本土性在其中的觉醒，以南洋色彩区别于中国性，这无疑反映了本土意识的腾涨。尽管南洋色彩提倡中更多的只是口号和标语型，所涉理论也相对肤浅、单薄。 〔注：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第33—84页。〕

2. 马来亚地方文学

1934年，废名发表了一篇争议性很强的论文《马来亚地方作家谈》，可谓“一石惊起千重浪”。其中，他曾提及，“关于马来亚有无文艺，就是居留和侨生于马来亚的作家们所产生的文艺！因为我想，我们应该抓紧了地方作家这个含义来承认马来亚的文艺”〔注：废名：《地方作家谈》，《南洋商报》副刊《狮声》1934年3月1日。〕。此后关于马来亚地方性的论争和提倡络绎不绝。当然，有意思的是，尽管马来亚文学或“马来亚华侨文学”或“马来亚地方文学”等字眼并没有完全取代“南洋文学”的称号，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称号的渐进、更替意义之重大：这不仅仅是对他们所居之地文学名称的准确描述，而且“这是由于他们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感情有长足的发展，和对马来亚有更深切认识的结果”〔注：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第99页。〕。

3. 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论争

1947年凌佐指出，“马华文艺的新的阶段的开始，在性质上是否定了失去了现实意义的侨民文艺”，同时他还认为，“马华文艺的独特形式，最少带有下列的几种明朗的意义：一、它不能是翻版的中国文艺，二、它更不能是侨民文艺，三、它是马来亚文艺的主要成分，四、它着重人民性与民族性，五、它融和渗透社会生活间的特征，语言必然丰富，生活方式（包括习惯、兴趣、风尚等）必然更精彩”〔注：凌佐：《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转引自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第169页。〕，自然这也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论争。然而，透过纷纷扰扰的论战，我们不难看出本土意识在其中的膨胀，他们对侨民文艺的诘难固然突出了这一点，而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相对清晰的厘定又反映出他们对文学自身的美学书写的强调，这“标志着战后新马文学本地意识发展的一大转变”〔注：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第170页。〕。

（二）批评实践及如何本土化

一些热爱与关注马华文学的优秀学者对本土性的挖掘可谓不遗余力，他们的成果亦为贫瘠的马华文学批评平添了些许令人眼前一亮的绿意。

杨松年的《战前新马文学本土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就是这一方面尝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我称之为“本土书写”。杨以他翔实的史料收集与精细的文本解读为基础，以“新马作者的中国感情与本地情感的消长状况”为主线展现了他切入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独特视角。〔注：朱崇科：《本土书写》，《南洋商报·南洋文艺》（马来西亚）2001年12月1日。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收编、分裂和操纵”。〕但需要指出的是 ，杨的谨慎与求实使本土性可能的层次、高度、实质的更高探索缺席，从而留下了一个遗憾。

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则间接体现了他的本土剖析。将马华文学从“中国文学的支流”（或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多元文学中心”等五花八门的论调中解脱出来，消解了中国性的绝对统治；同时他又将马华文学既框定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之外，又在马来亚文学之内，从而“免〔注：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中外文学》（中国台北）第21卷第10期。〕其中的本土意识读来无疑历历在目。

王润华的《华文后殖民文学》一书同样张扬了本土性。如在《从战后新华华文报纸副刊看华文文学之发展》一文中，他认为“战前新马的副刊：中国作家的殖民地”，“副刊是马华文学脱离中国文学独立的斗争舞台”〔注：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第156—157页。〕则从侧面强调了本土关怀。而《走出殖民地的新马后殖民文学》则直接指出了在移民殖民地的后殖民文学中，“本土性的建构”（constructing indigeneity）〔注：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第142页。〕之 必要性与个别性。

然而综览几位学者的著述和其他一些相关研究，我们还是有一种未能尽数直逼内核畅快淋漓的遗憾：本土性的层次与操作都缺乏更高意义上的提升，也即如标题所言，从本土性切入出现所指（术语或名称）与能指（层次、可能性、如何操作）的断裂。当然笔者在此不可能展开如此重大的选题，只是尝试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

笔者以为，本土性作为马华文化/文学在作品中的内化，可以包含如下层面：（1）本土色彩：本土自然风情与人文景观的再现；（2）本土话语：马华历史情境中对中文的再造与发展，也是马华文化凝结的载体；（3）本土视维：文学书写中本土精神或意识的自然又显著的流露。

如何本土化？窃以为首先要营造独特又深邃的本土文化（马华文化）；其次，如郁达夫1939年所言，“根本问题，我以为只在于人，只在于作家的出现。南洋若能产生出一位大作家出来，以南洋为中心的作品，一时好好的写它十部百部，则南洋文艺，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艺，自然会得以成立”〔注：《郁达夫海外文集》（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0），第482页。〕。尽管60多年前郁达夫因此受到激烈的诘问，而郁本人也渐改初衷，而我仍然以为这实在是非常准确又意味深长的高论，历史与马华文学的现状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文中的“南洋”该替换为“马来西亚”。

三、世界性：现代性与后学

世界性主要包括两重意思：其一，全球化语境下的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其二，吸纳百学走向世界。王润华认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文化现象，学术研究与方法更加复杂化。虽然有人会担心全球化会把各种文化差异逐步抹掉，然而，全球化的极致，会导致本土特殊性的重视。本土化会阻碍现代化所造成狭隘的本土中心主义，其实本土的极致就是走向全球化。唯有本土化得到重视，才有资格与全球化接轨，甚至并驾齐驱”。〔注：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第7页。〕所论貌似吊诡，实则一针见血。

（一）现代主义/现代性

尽管热带旅行者们之“接受现代主义都以是中国性为前提的”〔注: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中国台北：远流，1998），第33页。〕，但新锐学者如林建国、黄锦树等对现代主义的态度可谓唯其马首是瞻。如黄锦树，他对现代主义的强调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是对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潇洒清算，即以现代主义的标准去丈量、返观马华前期文学，虽“废功”得痛快淋漓，可惜缺乏“了解之同情”；另一方面是他对现代主义的大力弘扬。如对潘雨桐、李永平的小说和王润华的诗歌中体现的现代性的独特解读。〔注：参见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两书中的相关论文。〕

问题是，以现代性切入马华文学批评尚需做两方面工作：第一，仔细梳理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与式微，在了解的基础上评定是非功过；第二，铺陈马华文学情境中现代主义介绍、变异与融合的具体情况，而非只局限于“台湾经验”。

黄锦树的有关精彩（但有点好高骛远的）论述恰恰体现了他的恨铁不成钢与急躁的“建构意识”。

（二）后学视角：以后殖民为例

所谓后殖民文学（Post-colonial literature）是 “在帝国主义与本土文化互相影响、撞击、排斥之下产生的结果”〔注：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第19页。〕。马华文学的产生发展也恰恰暗合了后殖民的历史时空背景，所以从后殖民理论解读马华文学自然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王润华的《华文后殖民文学》则是此视域下的集大成之作。当然，这不仅因为它是“一本等待已久的第一本研究华文后殖民文学的重要著作”〔注：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封底。〕，而且是因为后殖民视角在他手中的灵活运用与游刃有余。〔注：参见朱崇科：《新“新”视角与后殖民解读》，《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02年1月22日。〕

后殖民话语也是后殖民解读的一种别致纬度。《挪用“他者”的表述策略》与《霸权下的焦虑与抗争》〔注：许文荣：《极目南方》（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南方学院联合出版，2001），第94—155页。〕中可见精彩之论。他者原来也可以如此五彩缤纷：殖民主义的他者、侵略/闯入的他者、文化边缘的他者、含混的“他者”、监视的他者、“跨国资本”的他者、族群的“他者”等等；当然，审人是为了更好地度己，同时也正是因为“马华文学从殖民时期至后殖民时期的文本中，对‘他者’的挪用形成文本言说的重要策略之一”。〔注：许文荣：《极目南方》，第120页。〕

应当指出的是，后殖民解读只是对马华文学多元审视中一种诠释策略和阅读视角，不可居此一隅，消解一切。对马华文学腾飞的资源支持（如中国文学等）与可能的压迫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以因采袭了后学视角过度敏感，孩子、脏水一起泼出去。

（三）马华情境：不是结语的结语

九九归一。我们所有的关于中国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最后都必须回到马华情境中来。无论是有机借鉴也罢，生搬硬套也罢，我们最后的期待都是要创造世界性的马华文学。

首先，我们要勇于拿来。中国的，外国的，都应该可以成为批判借鉴的资源。当然借用恰恰是为了“告别诸神，就是不再生活在诸神的阴影下，而要作超越诸神的存在，开辟和讨论一些属于自己的课题”〔注：刘再复：《论高行健状态》，（中国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第212页。〕。

其次，要敞开胸怀，让马来文学的马来性融入进来，提升也是对马华文学的独特性的增强，“因为中华文化与马华文化并不是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建构马华文化的重要参照系，是可以丰富与壮大马华文化的精神资源”〔注：许文荣：《极目南方》，第7－8页。〕。

最后，仍要提及的是，天才的出现需要产生天才的土壤。文人相轻、褊狭、帮派主义、捧杀与打杀等都只会扼杀与牵绊马华文学的飞跃。真正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允许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多元共存才有可能推动创造性的昂首向前。

（原载马来西亚吉隆坡《人文杂志》2002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