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个人的感觉，从《我们骑鲸而去》，《白貘夜行》《猫将军》，到《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游园》《天物墟》，再到现在的《海边魔术师》，孙频一直在书写一个大的思想主题，这就是“和解”。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解，与生活和解，与历史和过往和解，与这个庞大的世界和解。人，要想走出沉重的过去，就必须和过往的一切和解。但是，和过往的一切和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何才能和解？怎么样和解？孙频一直在用自己的小说“文学”地思考着这个大问题。可以说，她的这些小说，书写的都是这个漫长而艰难的和解过程。

我很惊讶于孙频小说《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天物墟》《游园》中强烈的民间性和大地性书写。久远的山村野地，孤寂的沟谷树林，浓重的民俗民情，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民生民风，那些破败而久远的器物和游园，那些灰暗而直拗的人物，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在感受到她书写趋向舒缓宽阔的同时，依然觉得，在她的这些小说中，那些生活还是那样的沉重、闷暗，一个又一个的人物，还是那样的灰暗、颓废和直拗。《我们骑鲸而去》是一个“异数”，所以，被她称之为“孤岛文学”，而与那些合称为“山林糸列”的小说大不一样。《海边的魔术师》，自然也是与那些“山林系列”大不一样，而应该是“孤岛文学”式的“异数”之一。但是，它却是对“和解”这个大思想主题的继续思考和深入思考。

《海边魔术师》和《我们骑鲸而去》一样，叙述的语感舒缓而沉稳，意境开阔而自由，人物思想开放而包容，有着浓郁而宽阔的自然性。《海边魔术师》比《我们骑鲸而去》的自然性书写更盛。这是一个更阔大的自然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植物、动物、山川、河流、日月、飓风、神灵、亡魂、妖魅、精灵，都是可以互相交流的。还有那些大量社会方言的运用，使之成为一个与我们所处的这个已经被“文明化”与“物化”的人类社会迥然不同的自然化的生态世界。刘小飞不仅在召唤“我”（文文）和他的老父亲，也在召唤我们，要想和过往的一切和解，就必须回归大自然，回归人的属性与自性，回归到这个自然化的生态世界。《我们骑鲸而去》，是站在莎士比亚的肩膀上，思考人之欲望与庞大世界的紧张关系如何和解。而《海边魔术师》则是，站在康拉德、劳伦斯等人的肩膀上，思考着人怎么样才能与过往的一切和解，这就是在回归大自然与人的自性的同时，要与所谓的文化、文明疏离。

这一点，极其重要。在当下互联网信息爆炸时代，作家获取写作材料十分便捷，于是产生无所不能的自大的文学境遇中，孙频却独步匍匐大地与民间，正在重新思考小说与当下这个世界的关系。或许，这也是她另类命名“孤岛文学”的意义之一吧。

二

在“骑马”走天涯，藏身于大陆尽头，离大海最近的一个小镇——木瓜镇之前，刘小飞肯定是和生活、世界不可“和解”的人。母亲早逝，父亲又早早下岗，生活自然艰难，从小喜欢读书的刘小飞，为了给小他四岁的妹妹文文带来生活的些许惊喜与温暖，经常会隔段时间就变出一样小礼物来送她，有自动铅笔、彩色橡皮、小圆镜子、假珍珠项链，有钢笔、电话本、纱巾、泡泡糖、陀螺、发卡、塑料梳子。他就像个魔术师，变出这些东西来。但是，妹妹渐渐知道，艰难的生活中，是不会有这样快活的魔术师的。“魔术师”，是对生活的一种反讽。“我一边对这些小东西爱不释手，一边开始有了隐隐约约的恐惧感，我有些怀疑它们真正的来路，但又实在无法抵御这点诱惑，所以我情愿相信，他真的会变魔术，这些东西都是他变出来的。”（《收获》2020年第1期，第007页）刘小飞就这样养成了小偷小摸的习惯。直到在省城上了大学,依然顽习难改。在大三快结束的时候，“因为屡次偷同学的东西，他被学校开除了”。（同上）从此，在家赋闲，在路边摆摊卖水果。“这样过了半年，他又因为再次行窃被判刑一年”。（同上，第008）

这样的一个人，自然在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中是受人小看和歧视的。不仅社会上的人歧见，而且连最亲近的自家人也在歧视。他的妹妹，文文“宁可绕路，都不从他的水果摊经过，为了躲他，我后来甚至住了校。只有一次，我俩在路上迎面碰到了，躲都躲不开，我突然对他居高临下地说了一句，长个教训吧，以后不要再偷了。他一愣，但什么也没说，脸上挂着一抹奇异的笑，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同上)刘小飞的父亲对他更胜一筹。下岗后，开了一个“小得像一只蜗牛壳”的小杂货店。嫌他丢人败姓，居然不许他在家里住，逼住他搬出去住。由此可见，刘小飞和妹妹、父亲的关系异常紧张，不可和解。后来，刘小飞就开始在县城里到处流浪，到建筑工地上打工为生。他有时住在了建筑工地高高的塔吊上，有时住在废弃的汽车里，有时住在尼姑庙里。他已经越来越被这个世界遗弃。他与自己的过往、与他人、与这个社会和世界，已经有了不可和解的深深的矛盾。最后，只好逃避和疏离这个强大的现实社会，逃避和疏离这个强大的人类“文化”和“文明”造就的世界，一直向南走，走到大陆的尽头，走到“陆地已经全部消失了，世界被海洋所占领”。（同上，第005页）

一切当代史都是历史。当然，一切历史其实也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以“何其相似乃尔”的方式，给当代人上课。刘小飞的“当代史”，就像一百年前英籍波兰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在他的长篇小说《黑暗的心》中，所写的主人公马洛和库尔兹的“历史”。孙频在这部小说中，三次提到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和库尔兹这个人。《黑暗的心》，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康拉德对人类文明以及人性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那个时候，工业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人们疯狂地去追求物质享受，传统意义上的理性都被丢弃，人的个体性被强大的现实颠覆、物化、异化，精神世界的迷乱使人的孤独意识到处弥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船长马洛坐着一艘汽船，从泰晤士河口出发，到非洲沿着刚果河深入荒林莽原，去寻找一个叫库尔兹的人。这个白人代理商脱离了“文明世界”，和土著人生活在一起。土著人把他奉若神明，尊为领袖。马洛对此人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千方百计想见到他。小说釆用复式叙事策略，通过两条交替出现的叙事线索形成作者与人物之间平等的复调式对话。一条是关于马洛前往非洲丛林的旅行，一条是关于库尔兹的人性发展变化。马洛越前走，越发现库尔兹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而是充满腐败与罪恶。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库尔兹。一个是马洛心中理想化的库尔兹；一个是堕落了的库尔兹。所以，《黑暗的心》看上去好像是马洛在寻找库尔兹的故事，其实是在写马洛寻找自己的心路历程。通过这次旅行，马洛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康拉德是通过马洛写自己。他曾经说过：“在去刚果之前，我只不过是禽兽而已”。回到文明社会，他愈发觉得自己与之格格不入。“我发现自己回到那座坟墓般的城市，正对着眼前大街上匆匆走过的人们发怒……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只是一些惹人气恼的自我吹嘘……他们的举止神情令我反感……我踉踉跄跄地走在街上——朝着那些十分可敬的人们苦笑。”

孙频的《海边的魔术师》，似乎是对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的仿写和戏写，甚至是反写。但是，她是在接着康拉德对人类社会与人性主题的继续思考。整个现在的所谓的人类文明社会，其实就是这块被四周的海洋包围起来的陆地。而那面向大海的最后一个小镇——木瓜镇，才可能是每个人心灵里都向往的“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状态”。正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说：人类为了驯服、对抗大自然，从而建立了文明。但不幸的是，文明的目标并不是个体的目标，它另有所图。理论家伊格尔顿认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本来是为了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的侵袭，从而与自然达成一种平衡。但不幸的是，文化和文明的发展，绝不会止步于仅仅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它持续不断地创造的科技成果，催生并繁殖着人类的欲望与需求，从而打破了这种平衡。穆齐尔、志贺直哉等作家也认为：人类一旦踏过自然与文明的平衡点，实际上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从而必然导致地球上“最后之人”的出现。（格非：《文明的边界》，译林出版社2021年10月版，第253，254页）这样看来，刘小飞正是地球上的“最后之人”之一。《海边魔术师》也不是在玩“魔术”，而是在召唤我们，要与现在的这个强大的“文明社会”有所疏离，回归和拥抱大自然和人原本带有的“自性”。

三

于是，我们在《海边魔术师》中，看到了刘小飞通过人类古老的书信方式,向妹妹文文和老父亲发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召唤。他想通过召唤来达成他与妹妹和父亲的和解，达成他与这个现实世界即“文明社会”的和解。

人们对现实世界的逼仄充满了厌恶，不想在这个最狭窄的角落里困死，就想象着像鸟一样，“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刘小飞召唤妹妹和父亲“只要一直往南走,就肯定能看到大海”。他说他“正在体验当代游牧民的生活方式，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他走过了很多地方,“一路上都没有坐过火车和汽车，甚至也不骑自行车”。他养了一匹马，“纯黑色的，像个王子，漂亮极了”。他骑着马儿慢慢从北到南，走过很多说着不同方言的城市和村庄。没钱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找份工作，挣点钱，储备好足够的粮食，接着再上路。一路上,他“交到了不少朋友，有农民、伐木工、流浪汉、牧民、骗子、巫医、马戏团演员、旅行家、朝圣者、推销员、通缉犯、大学生等等等等。大家都在大地上行过，大地上的人分不出尊卑贵贱，直到与万物平等。”就这样，刘小飞路经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东，每到一个地方，都给妹妹和老父亲写信。“直到有一天，他的信从一个叫木瓜镇的海边小镇上寄了过来。”（《收获》2022年第1期，第011，012页）

刘小飞在木瓜镇生活的时候，又召唤他们到这里来，“木瓜镇是大陆最南端的一个小镇，紧靠着大海，走到这里，前面就没有陆路可走了。木瓜镇那棵最大的榕树下有一座旅馆，叫旭日升,是一对夫妻开的，女的叫梅姐，男的叫强哥，当地人管它叫公婆店。”（同上，第009页）这里的人自由自在,一天到晚，唱歌喝酒，快乐不已。酒都是强哥自己泡的，有蜜蜂酒、蜥蜴酒、春凉（壁虎）酒、木瓜酒、菠萝蜜酒、蛇酒、虎骨酒、胎盘酒等等。特别是有一种貘酒，“是用马来西亚的貘泡的酒，据说喝了这种貘酒，人就能把自己最痛苦的那部分记忆删除掉，因为貘是以吃梦为生的动物，兼吃记忆。而记忆和梦是以吃梦为生的动物，所以这种貘酒，像是用梦泡的酒。”（同上,第010页）以前，我不知道孙频为何要用这种生活在热带的、体型类似犀、无角、鼻子能自由伸缩的哺乳动物命名自己那部小说，叫《白貘夜行》。小说里那四位在北方小煤城生活的女教师，为了达到和这个强大的“文明社会”的和解，多么想像貘一样，“把自己最痛苦的那部分记忆”吃掉。她们考研,谈恋爱，给远方的爱人写信，嫁给煤老板的儿子，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逃离现实。多少时光过去了，梁爱华依旧是单身老姑娘；曲小红嫁了人又离婚，又从省城回到了小煤城；姚丽丽为人师表，相夫教子，看似最稳妥，但是内心里最无奈；当初陡然消失的康西琳，二十年后又回来了，在百货大楼门口卖烙饼，却生活得十分率真而优雅。强大的“文明社会”形成的固有的一切，使她们不能与他人和解，不能和自己和解，不能和过往的一切和解。在这样的人生困境中，要么像梁爱华、曲小红、姚丽丽那样平庸而世俗地生活着，要么像康西琳那样，在黑暗的夜里，毅然决然向严冬的冰河里一跃，彻底结束过去的一切，向“另一个地方”“另一个状态”而去。现在知道了，她们为了能够实现“和解”，都想让貘把她们最痛苦的那些记忆和梦吃掉。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可能都想如此。当然，被人看不起的小偷刘小飞，更想如此。

果然，在这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世界里，人们都在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生活着，不存在你看不起我、我歧视你的现象，每天说着自己从古至今离不开的方言俗语，吃着各种各样的鱼，老老少少和很多植物动物生活在一起，院前院后有很多树，“椰子、菠萝蜜、龙眼、黄皮、鸡蛋果、释迦、杨桃、降香、秋枫、含笑。”所有的树都认识他们。“树上的椰子从来不砸他们，因为那椰子上长着眼睛。”“每个月都有一种果树捧出自己的果实敬献给他们,荔枝、龙眼、黄皮、菠萝、芒果、木瓜、百香果。”（同上,第010页）这里的饺子馆是“风月饺”，饺子皮和饺子馅都加入了不同的药材和花卉。所以，煮熟之后的饺子就会出来不同的颜色，正如那对东北老夫妻给饺子起的各种雅致的名字，“墨玉、翡翠、红绫、蓝晶、石榴、新月、蔷薇、火凤、炫霜”。“每种饺子的味道都不一样，功效也不一样，相当于食疗。”（同上，第019页）刘小飞的信里，还告诉妹妹和老父亲木瓜镇边上还有疍家村。村里住的全是疍家人，祖祖辈辈都在水上生活。“胥家人都是汉族，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祖先应该是生活在海洋上的一支少数民族，后来又融入了一些从北方被流放的过去的罪人的后代”。他们终生与船相依为命，把船看得很重要。这里民风慓悍。这里的人根本不相信刘小飞是小偷。刘小飞有一天“忽然说自己以前是小偷，偷过东西”，这里的人坚决不信。他们说：“他住我的破船都要给我钱，怎么可能偷东西，再说了，哪有小偷说自己是小偷”。（同上,第033，034页）他自己过去“最痛苦的那部分记忆”真的被彻底删除掉了。真的被貘酒吃掉了刘小飞过去的那些耻辱的记忆和罪恶的梦。

如此看来，陆地与海洋真的不同。陆地与海洋的关系，当然存在着一种哲学性的隐喻与象征，其中蕴含着一个更隐秘、更深邃的对比。孙频在《海边魔术师》中提到了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一段话：“所有人的血液都来自海洋。莫非，人与海洋之间真有一种亲缘关系？”（同上，第005页）是的，自从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就有了更多的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的不可和解之痛苦。进入科技文明和信息文明之后，人类的种种不可和解之痛苦更加恶劣。在农业文明的传统社会里，文明更多的就是自然，就是陆地或海洋自在的状态。人就是自由自在的“人”。那时候，并没有“个人”和“他人”的概念。所以，劳伦斯才说：“他们的血是古老的，他们的肌肤是古老而柔软的。他们忙碌的日子则是几千年前的日子，那时的世界比现在柔和得多，空气湿润得多，地球表面温暖得多，荷花成年成月地盛开着。那是在埃及之前伟大的世界。”（劳伦斯：《劳伦斯论美国作家》，黑马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5，136页）只有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就逐步生活在一个由科学伦理掌控一切的时代，文明就与自然有了割裂，甚至对抗。人也被迫逐渐丧失了“人”的整体意义。正如穆齐尔所说：“人们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不再是一个完好的人面对一个完好的世界，而是某种有人性的东西在一种一般性的营养液中移动。”（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张荣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01页）而这种“营养液”，正是由文化、科学、文明等等构成的理性和道德。这样，人类就感到并不是在生活，而是在为一个成问题的未来操心或筹措。“人更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关在拘留所中，为未来做着没有真正尽头的准备工作。（同上，第548页）而这个拘留所就是“社会”，与“社会”同时出现的另一个概念，就是“个人”。“社会”中,既然有“个人”，就必然有“他人”。这样，人就永远被处于一种悬置或疏离的状态。所以，存在主义者才说“他人即地狱”。因为传统逐渐衰落，文明越来越强大，“个人被抛向了社会的对立面，处于他人的包围之中，个人的行为和存在的意义，都必须由他人给予认定；同时，他人的意见见解和话语，每时每刻都在对‘我’构成影响、限制和威胁。”(格非：《文明的边界》，译林出版社2021年10版，第60，61页)，而且，文化、文明和社会的力量共同融合，形成了庞大的“他人”。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因为每个人都是他人。正如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所说：他人引导社会。于是就出现了野蛮人与社会人的区别：“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见卢梭：《论科学与艺术》，转引自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诚与真》，刘佳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3页）

刘小飞，以及他的妹妹、老父亲，都在面临着这样的痛苦。作为“社会人”的他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由“每个人都是他人”、“他人引导社会”、“他人即地狱”组成的“文明社会”包围之中。直到老父亲身患癌症，离死不远之时，妹妹文文才带着老父亲，接受刘小飞的召唤，来到了大海之边的木瓜镇、疍家村。虽然他已不在，但是，他们仿佛时时处处可以看到刘小飞的身影，感觉他的存在。一切都正在和解之中。但是，尽管一切都似乎可以和解，可遗憾的是人已不在。《海边魔术师》，正是在当下这个高科技发达、互联网无所不能的现实世界中，对人与文化、文明的关系及人的自性进行的深入思考。孙频就是这样，站在过去那些哲人的肩膀上，用文学来思考着这些关乎人的本性、关乎人的现在与未来的重要问题。

四

日本批评家小林秀雄早在1938年，在《志贺直哉论》中,，就对当今形形色色的“写实主义”，即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且不说小说的未来如何，至少在萨克雷、狄更斯以后，刻画世态人情风俗的严肃小说的传统已经很长，小说家们拥有充足的描写社会生活的技术，耳目所及，一切皆像小说的场面。到了这种程度，已经不是写小说，而是被小说写了，而人的真正的睿智，对小说家而言逐渐不再必要。”他又说：“当今的写实主义小说中的真实性的混乱，肇因于描写对象本身的混乱。作家越是倚仗写实主义这种他们认为好用的武器来展开工作，这武器就越是给作家提供混乱的作品形态……这样一来，作家就算不情愿，也不得不意识到写实主义手法所孕育的两难困境。”(《志贺直哉论》，高华鑫译，原载日本《改造》杂志，1938年2月，转引自格非的《文明的边界》，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200页)这种两难困境，致使我们当下的许多小说醉心于表层现实主义的书写，缺乏直抵现实生活本质的思想力量，缺乏对现实世界整体性思考的雄心，满足于表象化、自我化和观念化的写作。这样，许多小说中的人物，成了作家自己的影子或者自己手中的牵线木偶。许多小说细节，成了作家自己情趣生活的再现，或者人物琐屑行为举止的铺陈，缺乏深刻思想意蕴的支撑，缺乏对生活本身内含意义的把握。许多小说中所描写的场景，成了现实生活中自然存在的繁杂器具和物件的冰冷堆积，缺乏生命的温度与人的情感。自然，读者读后也是麻木不仁，提不起兴趣和精神来。因为，“小说的读者不是在小说中寻找宛如真实存在的人，而是寻找不可替代的人。那些牢记故事里人物名字的孩子的心灵，直接通向历史的智慧，这种智慧记住的是小说史上的几个典型人物。”（小林秀雄语，同上，第199页）

小林秀雄的这些言论，或许，对于我们理解孙频近年的小说创作会有所帮助，对于当下那些80后、90后青年作家的创作会有所启发，对于当下的中国小说创作如何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也会有所启发。

2022年1月20日写于山西省孝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