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2016年开始，更具体一点，自《松林夜宴图》《鲛在水中央》等作品开始，“转型”就成为了探讨孙频小说一个无可绕开的话题，虽然这种转型严格来说并不涉及孙频小说创作的思想内核，但是却展现了孙频一种别样的创作气质与写作景象。这种气质不仅仅在于题材、视角的再选择，不仅在于对“我执”的弃绝，也不仅仅在于孙频对历史纵深的挖掘与批判，而更多地在于作家的写作心态、写作追求与创作立场的内在调适。在这种调适之下，孙频正走上一条不断自洽的创作之路，并给我们带来一种更加鲜活、更加丰盈的阅读体验，比如渐渐显明的戏剧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戏剧感并不是有着明晰内容规定性的概念术语，而是对孙频近来小说创作所呈现出的写作气象的一种笼统的语词借用。）

孙频的小说有着独特的空间构成，《鲛在水中央》中废弃的铅矿和深山中的无名湖，《我们骑鲸而去》中孤悬在大海之中的小岛，被称为山林系列的《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天物墟》中的阳关山，孙频在物理空间上的选择（或着说构造）独具匠心，远离尘世，封闭而孤绝，看似渺小却又无边无际，简单纯一却又幽深复杂。《骑白马者》中，“我”居住的山林“巨大的山体里镶嵌着贝壳类的海洋生物化石，还能在断崖上看到里面清晰的岩层，花岗岩、片麻岩、辉绿岩、石英岩、角闪岩，一层一层，如那些早已长眠的时间。曾经的海洋、鱼群和火山如今静静埋藏于这大山深处。在山中行走，常有沧海桑田之感忽然迎面袭来。”时间的褶皱、历史的踪迹与生存的隐秘交织叠加在一起，神秘、厚重而又悠远，共同打造起一个多层次的舞台空间，在这个舞台之上，万事万物都被赋予了时间意义与表意功能，清冷的月光、浩瀚的夜空、暗夜中不绝于耳的流水声，以及星光下如废墟一般的听泉山庄，全部蒙上了一层人格化的外衣，“冷冷注视着大地上的一切”，成为了一个“被遗留在深山中的谜语”。这种空间的选取与设置构成了孙频小说的一个舞台装置，为其要探讨的幽微人性与生之存在打下了外在基础，物理空间内在对应的精神困境也有了进一步打开的可能与前提。舞台已备好，人物即将登场，故事随之缓缓展开。

《骑白马者》中“我”从平原回到山里，成为逆流而上的人，在游荡时发现了在阳关山木材厂原址上建造但现已荒废的听泉山庄，并对举债逃亡的山庄老板田利生产生了浓厚兴趣，遂在浩阔的阳关山密林中对之展开了一番追索。与《鲛在水中央》中无名湖墨绿水底的那句尸体一样，孙频在此设下了一个戏剧悬念，田利生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在听泉山庄建造一处虚空魔幻的建筑群（有江南四景的江南园、微缩版著名建筑的世界园、史前动物园和游乐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游乐园里还有一块干净整齐的莜麦地，为什么这块莜麦地却免于沦为废墟，是谁在打理。一连串的问题带给“我”疑惑，我对田利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跟债主们想要钱不同，我觉得“其实这个人挺有意思”。“有意思”三个字很值得玩味，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表述和需求，“在那一瞬间，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修建这山庄的人根本不是来赚钱的，他像是跑到这深山老林里来搞一场盛大的行为艺术。他用这种魔幻而天真的组合方式把这些建筑叠加起来，最后竟让它们在深山里叠加成了一种梦境，古怪而神秘。他更像一个艺术家。”废墟里的梦境，破产商人中的艺术家，强大的反差构成巨大的戏剧张力，令人迷醉，并且释放出极大的力量，促使“我”不断追寻。

随着越来越多山民的描述，田利生的形象不断被拼凑，于“我”而言，他的面容仍然模糊，在山中擦肩而过时“我”无法将其辨认出来，但另一方面，“我”的兴趣有增无减，一次又一次来到梦境前，“每次在月光下去看望那片废墟的时候，总觉得那坟墓般的废墟里面埋藏着一种奇特的生机。天真而骄傲，像一个少年写在日记本里的稚拙理想。”“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正在无限缩小，对田利生的追寻渐渐演化为对自我的追寻，“在那么一两个瞬间里，他从人群中猛地回过头来，我却忽然看到了一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我惊骇地发现，我已经变成了他，或者，是他变成了我。”在这种带有虚幻梦境色彩的合二为一的情节设置中，孙频巧妙地指出，“我”对田利生的寻找其实就是对自身的寻找，是对一种略带童真的人格理想的寻找，也是对一种人之存在的寻找。

在孙频早前的小说中，处处弥漫着一种苍凉和冷寂，她笔下的人物受尽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拷打，孙频用冷峻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她们，看着她们如何撕裂自己，如何扯破虚无，如何挣脱社会和道德的残酷压抑，如何奔向不可得的自由。虽然背后的作家本人内心充盈着温柔的关爱与同情，但这些小说的底色是悲观的、苦痛的与怜悯的，孙频并没有为他们找到一条有光亮的出路，他们仍不免破碎沉沦，自绝或消失于这个世界。但从《鲛在水中央》到《骑白马者》到《以鸟兽之名》和《天物墟》，孙频越来越多地着力于一种希望的建构，一种新生的焕发。《鲛在水中央》中“我”即便一个人生活在荒废的铅矿区，但仍然每天剃须打理头发，穿西服打领带，这种仪式化本身就是对生存的虚无与无意义的倔强反抗，在知晓真相后仍然拜访范听寒就更是一种生存价值的再审视与再定义。《骑白马者》中“我”在平原经历种种失意挫折回到萧索的阳关山上，人烟稀少的山林处处呈现出一派荒凉，人之存在的意义一再被消解，然而荒林中的鲜花、废墟里的游乐园、破败土地上的干净整齐的莜麦，却是那样充满生机与希望，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慰藉，因而我对田利生的汲汲追寻实际上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建构，是对一种生存理想的召唤，也是对自身一种理想人格的自我暗示。所以小说结尾“我”买下了听泉山庄，开业三月后基本上人迹罕至，“我知道，过不了多久，山庄的铁门又会重新锁上，那把大铁锁很快就会变得锈迹斑斑。我毫不惊奇。因为，这一切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对“我”，对如“我”一般的人来说，结果如何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试图确立意义的努力。孙频一直充满力量，如果说早期小说主要是一种打破的力量，那近来的小说便主要是一种重建的力量，虽然在语言表达上不再犀利尖刻，但多了一份诗性的温柔与宽厚，就如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但力量依然坚挺如初。

因此，在本文开头谈及孙频小说创作的思想内核没有改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孙频始终关注和着力的是存在的意义，是《同体》后记中所谓的“怎么活下去，靠什么活下去，究竟什么才能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问题，也是对《我看过草叶葳蕤》中“我们只是一个最渺小的个体，不随波逐流，我们能做什么”的探讨与解答。孙频近来小说的尝试就像一个万花筒般，照见的仍然是同一个物体中心，只是在呈现上更加多彩、更加多面、更加朦胧也更加轻盈丰富。从这个层面上说，孙频近来的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实验，在特定的物理空间内开展的一场关于人性的存在主义式的先锋实验，充满了哲学性与思辨性，而这也暗合了巴迪欧在《论戏剧》中所言，“戏剧是一种实验（同时兼顾材料和文本），它使复杂生活分解，这种分解引导戏剧所涵盖的真理。”孙频的小说也与巴迪欧引用安托万·维特兹的话语“戏剧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我们的处境，为了在历史和生活中为我们定位”不谋而合。在如上分析后，回到孙频小说中的戏剧感似乎便容易理解了，这种戏剧感正是来源于它的舞台感、形式性、实验性与思辨性，来源于孙频在小说创作中展现出了“人物在超意志和实现意志之中各自活动，互相冲突，但终于得到解决，归于平静的这一整套齿轮联动机器的出自内因的终极结果”（黑格尔）。

最后，从戏剧感的角度来说，《我们骑鲸而去》似乎更加符合其实验性与假定性，但是相比《骑白马者》尤其《鲛在水中央》而言，《我们骑鲸而去》在戏剧的意识观照方面有些过于外显，有一丝刻意，不够圆融自然，这也是孙频在未来的小说创作中应该留意和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