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徐则臣的文学世界
《到世界去:徐则臣小说及其时代》,李徽昭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49.00元
徐则臣因卓越出色的创作实绩被誉为“70后作家的光荣”,而面对这样一位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作家,目前学界对他的研究,也呈现出了不断深化与细化的趋势,如江苏师范大学徐则臣研究中心的成立、《徐 则 臣 创作 年 表(1999—2021)》(樊迎春整理)以及《徐则臣文学创作年谱(1978—2021)》(姜桂香整理)的相继发表等。但令人遗憾的是,现今对于徐则臣以及70后作家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乏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扬州大学李徽昭教授所著《到世界去:徐则臣小说及其时代》(以下简称《到世界去》)的出版可谓有力弥补了这一空缺与短板,并对“70后”作家专书专论研究富有开创性的价值与贡献。该书以“世界”为切入口,深刻抓住了徐则臣的创作内核,在展现宏阔批评视野的同时,又兼具准确严谨的细部研究特色,而且还充分挖掘了文学批评所隐含的“温情”潜质。
具体而言,《到世界去》首先以宽广的学术眼界深入探析了徐则臣文中“世界”所映射的多维立体的复杂风貌。在李徽昭看来,徐则臣所秉持的“到世界去”的叙事逻辑与创作法则,表明了作家对于世界文学精神给养的汲取,不再停留于纯粹的“技术拆解”阶段,而是进一步内化为文学创作的有机质素。因此,《王城如海》《耶路撒冷》《北上》以及“海外传奇”系列等文学实践,既在与前辈作家世界体验的对照中,显示出了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作用过程;又在确立“世界空间”主体性的基础上,达成了“具身性海外经验与世界性认知的落地”。也正是由于徐则臣恰当地处理好了“世界图景”与“本土气象”之间的交互磨合关系,所以,他的创作才会凭借一种“世界中”的姿态,“超越不同的中心论”,进而“以中国视角在文化互动中书写一种多元共生的世界新文学”。基于此,“地方经验”也在世界维度的映衬下,突破了“自足性”的限制,展露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混杂性,并与“世界”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对话。这种对话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于“世界问题”的关切与回应,文本自身的普世价值也得以确立;另一方面,这也深切传达着一种借助“文学修辞”寻求建立“全球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其实,以此观之,徐则臣的“世界情怀”对审视当下流行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写作”等地方性写作风潮也不无裨益。
《到世界去》并不只是满足对徐则臣作品的精神内涵进行总体上的把握与定性,李徽昭在专注于描摹“世界”博大的同时,也致力于剖析“世界”的精微。沿此思路,除了着意于锚定徐则臣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坐标之外,整部著作无论是在人物形象分析方面,还是在长篇写作与文本研读部分,抑或是在访谈对话的过程中,都特别注重开掘细腻真实的“文学物象”背后所凝聚的丰富历史信息。第三章“意象书写”更是在探讨现代小说意象诗学的基础上,直接以“食物”与“船”为典型个案,详细论证了由它们所释放的叙事价值与社会意义。其中,李徽昭对于“川湘辣味”食物书写的分析显得尤为精彩。据此,麻辣烫、水煮鱼等随处可见的菜品也在“世俗性”与“审美性”的相互缠绕中被赋予了别有深意的文化内涵,并与都市漂泊者产生了一种内在的症候性关联。笔者近期也恰好在关注此类话题,深感开展当代文学“物性书写/物叙事”的必要性。事实上,随着深度“媒介化”生存模式的到来,我们也应将“电子媒介”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叙事对象”,继而把它纳入“物的谱系”中加以观照。惟其如此,《跑步穿过中关村》等文本的“物质底蕴”与“人文关怀”也才得以充分显现。
《到世界去》不仅体现了精准到位的学理式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李徽昭通过在著作中嵌入作家通信、深度访谈、日常合影与随笔、新闻通讯等充满活力的“副文本”凸显了一种“学术的温度”。可以说,这些“批评的周边”一方面可以被看作是李徽昭对多年来学术探索的一次“有情的回应”。如果将《到世界去》中的《书法旅行在德州》与其之前所著《汉字书写与现当代作家手稿》《审美的他者: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或者将《回乡手记》与其《退隐的乡土与迷茫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文学的乡土透视》等进行并置对读,则更能体会到一位研究者念兹在兹的“学术初心”;另一方面,诸种“副文本”与“正文本”之间的内在连通性,也非常巧妙地彰显了批评家与作家所共同关注的“时代话题”。循乎此,所谓“同代人批评”也不止于对同龄的强调,更关乎双方对当下现实的“共情”与“共鸣”。作家李浩也在序言中独具慧眼地点明了这种“共生”的默契关系。此外,如同著者在后记中所言:“以个人化、公共性的杂糅文本介入批评研究,并非要夹带私货或偷懒耍滑,而是这些看似异质的内容,与批评阐释、时代变革确有其丰富的内在关联,如此或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文本实验,是对学术著作的文体穿越。”实际上,这种“破体”与“无界”的学术尝试既能够促进当下批评文体的创新,又可以让人们找到一种介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故事性”联结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将变成拉拉杂杂的家常絮语,更不是想要借此营造一种固化封闭的“圈子”氛围,而是旨在启发人们探寻如何将热气腾腾的“文学交往”史料转化为充满温情的“学术表达”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