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22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宣告成立，最初名为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1927年，为突出其公共机构属性，更名为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简称BBC，沿用至今。在BBC成立的同一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荒原》和伍尔夫的《雅各的房间》出版，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进入盛期（high modernism）。广播行业在英国的奠基恰逢现代主义的“奇迹之年”，这当然可以视为一种历史的巧合，但巧合的背后，也折射出新技术、新媒介与新文艺、新思潮在历史语境中不断碰撞纠缠及相互影响的态势。一方面，广播在传统的印刷媒体之外，为现代主义作家提供了实践艺术观念和表达文学意见的新平台；作为受众广泛的新媒介，广播不仅激发了现代主义作家的“无线电想象力”（wireless imagination），为其创作美学和形式革新提供了重要助力，还参与塑造了诸如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这类文艺团体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现代主义作家对新技术和媒体极为敏感，他们在生活中作为消费者收听广播，在作品中书写广播所带来的现代生活经验，甚至还创造出了专门适合广播的新文体。多位现代主义理论家和作家，如本雅明、叶芝、庞德、艾略特、伍尔夫和斯坦因等人，还亲身参与到广播实践之中，以节目制作人、撰稿人、播音员、评论嘉宾和文学顾问等多种身份介入到广播的内容生产中，对当时广播文化的生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近二三十年来，国际人文研究出现了“跨媒介转向”（cross-media turn）的趋势。欧美学者力图超越文学的内部研究，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相互关系方面（但汉松 97）。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声音（sound）和广播（radio）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性，并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Beer; Cuddy-Keane; Kahn and Whitehead; Kerr; Whitehead; Williams）。同一时期，敏锐的中国学者也注意到现代声音技术丰富和拓宽了文学创作的手段和疆界。王佐良和周珏良主编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1994）即列入专章“广播和电视文学”，评论了迪伦·托马斯、贝克特和品特的广播剧（542）。然而，相比电影、电视等以视觉为中心的媒介，在传统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诉诸听觉的广播却成为长期“被遗忘的媒介”。例如，《剑桥现代主义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1999年版设有专章论述“视觉艺术”和“现代主义与电影”，却没有与广播相关的章节。该书2011年推出新版，增加了“现代主义中的音乐动机”（“Musical Motives in Modernism”）一章，却仍旧忽略了广播这一重要的现代媒介。直到最近十年以来，随着播客和有声书的兴起与流播，声音媒介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迎来复兴，也重新引发了人们对20世纪初的声音新媒介“广播”的关注。受到声音和听觉文化研究以及新现代主义研究的激励，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批评的视野聚焦于现代主义时期的广播，并有意识地提出了“广播现代主义”（radio modernism）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自觉地从跨媒介视角来探讨广播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相互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广播现代主义”仍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欧美学界对此并未形成统一的称谓，radio modernism或broadcasting modernism都可指称这一概念。

本文旨在对21世纪以来英美现代主义学界以广播为对象的研究著作进行综合性述评，梳理广播现代主义研究的兴起脉络，评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和视角，展示跨媒介视角如何激发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者发掘新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本文认为，对广播的关注和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现代主义文学媒介特性的理解，平衡既有研究对于视觉媒介的过度依赖，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空间。

打捞现代主义研究中“被遗忘的媒介”

虽然叶芝、庞德、伍尔夫、艾略特和奥威尔等现代主义作家都曾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广播节目的制作和播出，留下了大量与广播相关的著作与文章，但传统上广播属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学者通常将广播放在传媒史的视角下进行考察，他们普遍重视的是传媒机构的创建历程、组织架构、制度演变、技术革新和受众反应等宏观问题，并不特别在意现代主义作家的广播实践。因此，翻检一些广为流传的传媒史著作，如克里赛尔（Andrew Crisell）的《英国广播史导论》（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British Broadcasting, 1997），我们几乎找不到上述现代主义作家的名字。著名传媒史家布里格斯（Asa Briggs）编撰的皇皇五卷本《英国广播史》（The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虽然给予了奥威尔的战时广播一定的篇幅（57-60, 503-12），但对其他作家均着墨不多。而在文学研究界，以往研究者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作家的小说和诗歌创作上，对其广播写作的讨论大多简略不详，常常只是作为其他文本的创作背景出现在传记之中。即使一些学者注意到了现代主义作家与广播的重要关联，其研究也停留在梳理基本的历史事实层面。例如，1990年怀特海德（Kate Whitehead）发表文章《广播布鲁姆斯伯里》（“Broadcasting Bloomsbury”）, 介绍了伍尔夫、福斯特、贝尔（Clive Bell）、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福莱（Roger Fry）和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等人对待广播的不同态度和参与情况，并指出该集团成员多出身文化精英，与权势集团的关系和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个性使他们成为BBC广播的上佳人选（121）。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为BBC制作了大量文艺类评论节目，为以后的广播谈话节目（chat shows）开启了先声。经由广播，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的文艺观点得到极为广泛的传播，这些文艺评论节目也塑造了他们作为一群热衷谈论高雅文化、时常对生活提出异乎寻常的、有时是进步的观点的公众形象（124）。怀特海德的文章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作者并未围绕广播技术的新媒介特质展开深入的分析，也没有探讨广播如何影响了现代主义美学的形成，更没有提出专门的批评概念来概括这种现象。这是早期研究的普遍缺憾。两年后，有学者在其编著的《无线电想象力：声音、广播和先锋艺术》（Wireless Imagination: Sound, Radio, and The Avant-Garde, 1992）中，依然在感叹有关录制、广播和文学声音的研究文献，无论在基本的历史层面还是理论模型层面，都极为缺乏。他们期望这部文集作为“最初的发声”（first utterances），能够寻找到一套“自主的语言”（an autonomous language）来谈论声音的文化史 （Kahn and Whitehead xi-1）。

进入21世纪，这些最初的尝试引发了更多的反响。首先，声音和听觉文化研究的兴起，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探究现代主义文学的新思路。“声音文化研究旨在针对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中的各种声音做出文化政治阐释，既观照文本中各种声音的生产过程，也涉及听者对不同声音的感知、领悟和体验”（刘岩 124）。声音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涉及众多不同学科：加拿大音乐学者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提出的“音景”（soundscape）概念，德国传播学者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有关留声机等现代声音媒介的理论，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康纳（Steven Connor）提出的“现代听觉自我”（the modern auditory I）概念，美国历史学家杰伊（Martin Jay）对法国思想史中“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均为后来者思考声音、技术和文学文本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Schafer; Kittler; Connor; Jay）。受到这些新的理论、新的概念的启发，英美文学研究者开始反思过去研究中对视觉元素的偏向，逐渐开始重视文学中的声音，试图探究声音如何塑造新的现代听觉经验，现代主义作家如何再现无线电、留声机和广播等新的听觉技术，这些新技术和经验又如何促成了现代诗歌和小说理论以及意识流等写作手法的形成。

21世纪传播学界对广播的研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早在1992年，《广播研究学刊》（Journal of Radio Studies）创刊，以此为标志，学界逐渐发生了从“广播史”（radio history）到“广播研究”（radio studies）的转向。21世纪初，斯奎尔（Susan Merrill Squier）在其编著的《空中社群：广播世纪，广播文化》（Communities of the Air: Radio Century, Radio Culture）的序言中指出，传统的“广播史”虽然积累深厚，但受限于一种内部视角，将广播的历史主要视为广播技术和制度的发展史；而“广播研究”超越了这种内部视角，更强调批判的眼光和跨学科视角。“广播研究的领域已经从基于其自身的技术和制度内部考察转向对其社会语境的新关注，这种关注逐渐延伸到了广播潜在的象征、政治和理论影响”（3）。这种对广播作用的新认识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触发了传播学者和文学研究者更多的合作。

当然，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界内部的发展。在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卡迪-基恩（Melba Cuddy-Keane）是从理论上总结声音和听觉重要性的开拓者。她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声音技术和新听觉》（“Virginia Woolf, Sound Technologies, and the New Aurality”）和《现代主义音景与智性的聆听：听觉感知的叙事研究》（“Modernist Soundscapes and The Intelligent Ear: An Approach to Narrative Through Auditory Perception”）两篇文章中指出，在21世纪对声音的历史进行考察日益重要，但学界缺乏一套合适的术语来讨论“声音”。为此她率先提出了弥散（diffusion）、聆察（auscultation）等概念，用于分析声音在文学作品中的接受和呈现。卡迪-基恩对新技术、大众媒介和现代主义文学生产互动的重视并非孤例，而是代表了世纪初一大批现代主义学者对于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探索。2008年，《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PMLA）登载了毛（Douglas Mao）和沃尔科维茨（Rebecca L. Walkowitz）合作撰写的论文《新现代主义研究》（“The New Modernist Studies”），该文评述了21世纪以来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并将其总结为“时间、空间和垂直三个方向的扩张”（temporal, spatial, and vertical expansions）。其中所谓“垂直”扩张，指的是“反思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严格界限；对经典进行批评和重塑；以新的眼光和耳朵去观看和聆听边缘社会群体的作品；学术研究不断拓展到生产、传播和接受等方面”（738）。文章进一步指出，20世纪初对现代主义文学跨国影响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进展：电报、广播、电影和新的新闻形式不仅重塑了文化的受众，而且促进了宣言、艺术品以及艺术家的跨国甚至跨洲的迅速传播和流动”（742）。

受上述研究趋势的推动，广播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并不奇怪。首先，它是20世纪早期直至中叶影响最为广泛的大众媒介，曾经吸引了许多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的参与，是反思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在整个文化生产场中重新定位和考察经典文学作品的上佳平台。其次，对广播的研究促使学者关注到更多边缘社会群体是如何参与并塑造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例如墨菲（Kate Murphy）的研究令BBC早期女性职员的贡献浮出了历史地表（1-7）；而探究文学作品和艺术观念如何通过无线电跨越时空界限，更是为我们从跨文化视角深入理解“全球现代主义”提供了典型例证。

最早以“广播现代主义”命名的专著，是艾弗里（Todd Avery）于2006年出版的《广播现代主义：文学、伦理和BBC，1922—1938》（Radio Modernism: Literature, Ethics, and the BBC, 1922-1938）。艾弗里指出，广播的出现给英国社会和文化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广播改变了美学、社会和伦理价值的传播、分享和竞争的物质条件”，“对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以及相关概念的传播都有所影响”（6）。2009年，科恩（Debra Rae Cohen）、科伊尔（Michael Coyle）和卢蒂（Jane Lewty）编纂的《广播现代主义》（Broadcasting Modernism）一书出版，这是早期在该领域极有影响的论文集。该书收录了十五位学者的论文，从媒介和隐喻、意识形态和美学伦理、传播和翻译等多角度切入讨论，涉及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艾略特、斯坦因、乔伊斯和贝克特等现代主义作家。2010年出版的《牛津现代主义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isms） 收录了科恩撰写的一章“广播中的现代主义”（“Modernism on Radio”），作者在梳理了现代主义与广播的历史互动后总结说：“在现代主义主体、美学和文本的形成中，广播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构成性的压力”（582），从理论上强调了广播内在于现代主义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玩票的尝试。此后，在学界颇有影响的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策划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化”（Historicizing Modernism）丛书连续推出了两本有关广播的著作：《现代主义时期的广播》（Broadcasting in the Modernist Era, 2014）和《麦克风里的现代主义：二战时期的广播、宣传和文学审美》（Modernism at the Microphone: Radio, Propaganda, and Literary Aesthetics During World War II, 2015）。2015年，英国现代主义研究协会（BAMS） 会刊《现代主义文化》（Modernist Cultures）第10卷刊发了“现代主义与广播”（“Broadcast Traces/Tracing Broadcasting: Modernism and Radio”）专辑。2018年，《媒介史》（Media History）杂志第24卷也刊登了一期研究专辑“广播现代主义：特征、文化和BBC”（“Radio Modernisms: Features, Cultures and the BBC”），同名论文集由劳特里奇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专辑作者包括前BBC节目制作人洛蒂（Aasiya Lodhi）、文学教授古迪（Alex Goody）和著名传媒史家亨迪（David Hendy）等，充分体现了广播现代主义研究的跨学科特征。2022年出版的《爱丁堡现代主义和技术指南》（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Modernism and Technology），在摄影、电影和音乐版块之外，由布鲁姆（Emily C. Bloom）撰写了专章“广播：失明，残障和技术”（“Radio: Blindness, Disability and Technology”）。此外，近年来多家知名学术出版机构，如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均出版了与广播现代主义相关的研究著作，亦说明这一领域成果渐丰，日益受到学界重视（Leighton; Livingstone; Snaith; Whittington）。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广播不再是现代主义研究中“被遗忘的媒介”，而是吸引了众多学者关注、参与的新兴课题。“广播现代主义”作为专题研究出现在权威的学术手册和学术刊物中，多家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出版了具有开创性的相关研究专著，使其逐渐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从文学出发的跨媒介研究

广播现代主义的研究虽然涉及传播学、科技史和文化史等多个学科，但其早期命名者和大部分最为活跃的研究者都来自英文系。这些学者以其敏锐的学术嗅觉，引入了声音研究和跨媒介研究的相关理论，但其研究宗旨仍然以现代主义文学为中心展开，始终关注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功用和伦理角色，新媒介激发的文学形式和美学风格创新，以及战争时期文学与大众社会、政治宣传的复杂纠葛。他们的研究依然建基于扎实的文本细读和对历史语境的批判剖析，并没有让文学研究沦为时髦社科理论的“殖民地”。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学者们对现代主义“文本”的理解早已不再局限于乔伊斯、伍尔夫、艾略特和庞德等经典作家的作品，而是扩展到了广播录音、广播稿、广播杂志、节目单和听众来信等等；对“文学”的关注也不再将“文本”视作封闭自足的对象，而是着意探究“文本”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如何被制造、传播和接受。作为一个生成中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广播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可谓纷繁复杂。对此本文无法一一罗列，只能试图以一些代表性研究为例，从文化、美学和政治三个视角归纳出几种范式。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视角分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某项具体研究往往采用多重视角相互交叉的形式，可划入不同的范式。

第一，广播的文化塑造。作为一种新技术和新媒介，广播自诞生之初就开始塑造听众的文化身份，影响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并折射出不同阶级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上述艾弗里的研究即以文化为导向，探讨了英国广播创立早期，BBC总监里斯（John Reith）与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之间的伦理价值冲突。里斯可谓BBC早期历史上最关键的人物，在BBC成立当年就被聘为总经理，在其转型为公共机构后又担任首任总监（1927—1938）。虽然里斯在就职时对广播这一新兴事物知之甚少，但他凭借自己的文化信念和爱国热情提出了BBC广播的文化使命，即所谓“里斯原则”（Reithian Principles）：信息、教育和娱乐（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里斯生长于苏格兰的牧师家庭，曾在一战中为国效力并负伤，对一战给旧有文化秩序带来的冲击极为痛心。他在执掌BBC之后，竭力推动利用文化来提升公众的道德水准和行为规范。艾弗里指出，在文化上，里斯是19世纪著名批评家阿诺德的信徒。里斯在其所著《英国广播》（Broadcast over Britain）一书中写道：“我们的责任是将人类的知识、努力和成就的各个领域中最好的东西传入尽可能多的家庭，并避免那些有害或可能有害的东西。偶尔有人向我们指出，我们显然是在向公众提供我们认为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需要什么”（qtd. in Avery 13）。这段话不但道出了里斯眼中BBC的社会责任，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化自负。

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也热衷于利用广播来传播文化，但他们的文化观与里斯大相径庭。这个文化圈中多人曾在剑桥求学，深受摩尔（G. E. Moore）哲学的影响，坚信对话具有不可减损的伦理价值，人类精神具有打破藩篱的能力（Avery 37）。尽管他们常被视为高眉文化的代表，但他们在文化传播中实际上强调平等的对话，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他们对美有着至高的追求，也享受世俗的欢乐，其行为举止多有违背传统宗教之处；在文艺创作上，他们不屑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派文化，大胆追求实验和创新；在对待异国文化时，他们也秉持积极宽容的国际主义态度。

而自视为英国文化卫道士的里斯，则习惯居高临下地向大众灌输他眼中的高雅文化。他的文化观正统保守，掺杂着浓厚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热情。艾弗里总结道：

布鲁姆斯伯里广播者与里斯治下的BBC的关系，或许可以视为一场有关公共至善（common good）的不同概念的竞争。对里斯和公共广播服务而言，公共至善和福音派信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可分割。与之相反，对布鲁姆斯伯里众人而言，公共至善与这样一种政治相连：推崇亲密关系和国际主义，并有意识地反抗民族主义、宗教和其他独裁理念。（44）

里斯强调等级和正统，而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则主张平等和创新，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31年，尼克尔森（Harold Nicholson）受邀作“文学中的新精神”（“The New Spirit in Literature”）系列广播；他本拟在广播中褒奖《尤利西斯》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却在审核时遭到里斯的严词拒绝，于是愤而终止合作（Avery 45）。在对英国广播早期历史的研究中，过去许多学者主要从里斯独断专行的个性方面来分析他与新一代作家之间的龃龉，而艾弗里的研究深入文化层面，揭示了维多利亚与现代主义两种文化观之间的冲突，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20世纪初英国文化的流变。

第二，广播的美学影响。广播的出现，并不只是给现代主义作家提供了一个传播旧作品的新渠道，而是引发了他们重新思考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尝试利用新媒介的特点进行形式创新，形成新的美学风格，并挪用到其他文体之中。在其关于爱尔兰作家如何参与BBC广播的著作中，布鲁姆（Emily C. Bloom）以叶芝、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鲍恩（Elizabeth Bowen）和贝克特为例，指出这些作家为广播而写的原创作品与他们为杂志期刊和戏剧舞台而写的作品构成了互惠的关系，促使他们通过新媒介的透镜来重新审视文学创作。他们利用广播改写、引用和重释过往的文学传统，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互文性作品，布鲁姆将这一过程定义为“无线电美学”（radiogenic aesthetics）。这一术语源自早期广播者，指的是专为适应无线电广播而采取的创作策略和作品特征，包括内心独白、第一人称叙事、音景、音乐、不同口音的叙述者交替广播和亲密的称呼等等。布鲁姆特别提醒，作为美学风格，这一术语不局限于广播作品，也适用于描述具有广播改编潜质的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内在品质，因此它能够让我们追踪无线电广播和文学作品之间广泛的内部关联（3-5）。布鲁姆以叶芝晚年的读诗节目（1931—1937）和专为广播而作的五首抒情诗为例，探讨了诗人如何在新媒介中召唤和挪用旧传统，重新思考诗人与读者的关系，并生发出新的诗学观念。

在1932年的一次题为“关于女性的诗”（“Poems about Women”）的广播开头，叶芝回顾了自己过去的读诗经验。在美国的一个演讲厅中，听众期望他朗诵爱情诗，但他的回应是：“我不会读那种让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可能认为表达了我私人情感的诗，当然我也不会给你们读我的爱情诗。”面对演讲厅里对诗人私生活充满好奇的听众，叶芝选择保护自己的隐私，避免暴露内心情感。然而，当他在电台的录音棚里读诗时，却选择了爱情诗，想象出一种不同的诗人—听众关系：“那时我想到我将不是对着一群人读诗；你们会孤身一人或是三三两两地收听；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将独自一人，对着柱子上像名片一样的东西说话；毕竟，这不会比将情诗出版成书更糟糕”（qtd. in Bloom 27）。广播既是面向公众的，但同时收听者也可能是孤独的个体或是亲密的友朋。在布鲁姆看来，正是广播的这种新特点，使得叶芝超越了私人阅读和大众收听的对立观念，在大众传媒时代为文学构想出了亲密的听觉受众（28）。叶芝一直对爱尔兰口头文学传统具有浓厚兴趣，早在1901年就曾与音乐家多尔梅奇（Arnold Dolmetsch）和演员法尔（Florence Farr）合作，表演了一系列融合诗歌、音乐和舞蹈的口语诗歌。随着无线电广播的兴起，叶芝从中看到了复兴吟游诗人传统，乃至重新想象口头传播影响文学的机会（35）。在专为广播创作的诗歌中，他大量使用了叠句和“啊”“噢”等感叹词。布鲁姆认为，读者如果在书中读到这些修辞手段或许会觉得老套陈旧，但从广播中传出，却具有丰富的情感和性的意味（48-49）。

广播的美学影响体现在多方面。赫本（Allan Hepburn） 的研究指出，小说家鲍恩（Elizabeth Bowen）曾受邀为BBC工作，从中学到了融合噪声、音乐和模糊对话等声音技巧，并将其运用到了《小女孩》（The Little Girls）的创作中，成功地创造出了生动具体的现代声景。这部小说不但适合阅读，也适合聆听（144）。新媒介还催生出了广播剧 （radio drama）这一新文体，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颇多，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有奇格奈尔（Hugh Chignell）的《英国广播剧 1945—1963》（British Radio Drama, 1945-63, 2019）和克鲁克（Tim Crook）的《广播剧现代主义》（Audio Drama Modernism, 2020）等。

第三，广播的政治功用。广播作为新媒介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即时将信息传递给广大听众，其影响不局限于城市的精英阶层，即使偏远地区不识字的普通民众也能通过广播聆听来自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信息。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的广播迅速发展，英德两国尤其突出。1923年到1929年之间，英国注册的广播设备数量从大约8万增长到9百多万；到1930年代中期，BBC增强了广播信号，覆盖了98%的英国人口。尽管贫穷人家买不起收音机，但通过酒馆、咖啡馆、工作场所和亲戚家、邻居家的收音设备，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能多多少少接触到广播节目（Whittington 6）。1923年德国开始出现广播节目，转年就有了10万广播订阅用户，1932年增长到400万；到1933年纳粹掌权时，一半的德国家庭可收听“无线电”，希特勒的演讲能够通过实时广播抵达几乎全体德国民众（Kang 65）。如此高的覆盖率，使得广播的政治功用获得了各方人士的重视，希望利用它来达成不同的政治目标。丁斯曼（Melissa Dinsman）指出，广播叙事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文化进步，另一面是战时暴力灾难（19）。

左翼知识分子从新兴的广播中看到了革命启蒙和文学教育的潜力，利用广播推动文化进步，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要属现代主义理论家本雅明。在魏玛时期的德国，政府希图将广播作为一种教育媒介，鼓励广播公司提供高质量的文化节目，而不只是娱乐节目。每晚9点到10点的黄金时间基本都留给“高雅节目”，播放歌剧、交响乐和文学教育节目。广播行业成为文化生产领域最大的雇主，为大批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提供了大量参与广播实践的机会（Führer 722）。霍夫曼斯塔尔、阿多诺、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等著名作家学者都曾参与魏玛时期的广播，而本雅明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据本雅明广播文集编者罗森塔尔（Lecia Rosenthal）的统计，从1927年到1933年初，本雅明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广播电台写作和播出了80多期节目，其中许多节目专为儿童听众制作（ix-x）。本雅明的广播录音未能留存；部分广播稿因战争爆发而辗转各地，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为文集编撰者见到。当文稿被收入德文版《本雅明全集》中时，又分散在各卷，因此未能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在众多的本雅明研究著作中，只有梅尔曼（Jeffrey Mehlman）写过一本正文不足百页的《为儿童创作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for Children: An Essay on His Radio Years, 1993）。

但近年来，随着其广播文集英译本Radio Benjamin（2014）及其中译本《本雅明电台》（2023）的出版，本雅明的广播生涯成为20世纪初左翼文学家的新媒体实践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康在镐（Jaeho Kang）在《本雅明论媒介》（Walter Benjamin and the Media: The Spectacle of Modernity）一书中着重考察了本雅明对广播这种新媒介的理论思考。本雅明对纳粹利用广播来煽动仇恨、进行政治动员感到担忧，认为广播应当甩掉传统启蒙工具论视角的桎梏，从传授知识的传统形式转变为培养听众的批判思维。因此，他特别重视广播制作者和听众之间的交际互动，并在自己的节目中努力探索利用广播的技术和形式特征来吸引听众，调动听众参与节目和独立思考的积极性（70-73）。丁斯曼注意到了本雅明广播剧中对德国传统木偶剧的创新挪用。通过引入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木偶剧角色卡斯帕，本雅明的广播节目不仅给儿童以教益，对成人听众也有吸引力。他巧妙利用了前现代的木偶与前沿的广播技术构成的张力：节目开始时卡斯帕对广播所知甚少，但作为剧中角色他向听众传播了社会、历史甚至技术原则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象征传统的卡斯帕将不得不学习广播作为普及教育和推动民主的得力工具（13-17）。

在战争期间，广播的政治动员和宣传功能得到了更大的发挥。早在1933年，纳粹宣传家戈培尔就将广播和飞机视为同等重要的武器，宣称“没有广播和飞机，我们不可能夺取权力或是照我们想的那样去运用权力”（qtd. in Dinsman 13）。二战爆发后，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广播的建设和管理，广播成为参战各方进行文化战的重要阵地。作为文化精英，更多的作家参与到广播之中，创作了大量的广播作品。美国诗人庞德旅居意大利期间，为墨索里尼政权作了数百次反犹太和反美广播；战后他因叛国罪被逮捕，被监禁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十二年之久。1941年到1943年，奥威尔曾担任BBC节目制作人，负责面向印度的文化宣传，抗击法西斯。庞德和奥威尔的广播稿早已经结集出版，受到广泛研究。近年来更多作家的战时广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丁斯曼探究了晚期现代主义者赛耶斯（Dorothy Sayers）、麦克尼斯、奥威尔和安纳德（Mulk Raj Anand）等人二战期间在BBC的广播，认为广播体现了众多矛盾的声音（voices of contradiction），与充满众多内在悖论的现代主义叙事惊人地相似；证明广播既是促进文化的工具，又是煽动战争的武器；既是公共的，又有私密的；既能创造出国族共同体，又能构造国际合作网（19-20）。她质疑了麦克卢汉和基特勒的媒介决定论，指出现代通信技术，尤其是广播，为全球个体的即时联结提供了可能，从而产生了一个现代主义网络（a modernist network）；但这种网络不只是技术的关联，也包括人的联结。就像在现代主义文学中一样，我们仍应相信人的能动性——人能够将控制和目的施加于媒介之上（26）。

惠廷顿（Ian Whittington）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第一场“广播战争”，交战国在全球范围内动用无线电广播来进行国内和国际的宣传说服和信息传播（2）。出于捍卫共同家园的需要，许多英国作家放弃了早先对大众媒介的偏见，汇聚到BBC，结成了广泛的战时文学联盟，代表了战时英国文化一个充满活力的横截面。当广播在英国人的生活体验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时，越来越难以想象一位作家的公共存在与广播完全无关。广播为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面向民众的传播渠道，他们的声音不但深入英国家庭，也通过海外服务播送给世界各地的听众。文学曾经对政治和广播心怀敌意，将其视为对手来定义自身；现在则开始通过政治和新媒介来定义自身。当作家们投身抵抗纳粹的全面战争时，政治和美学的目标不可避免地要汇集一处。而为了满足公众对高级娱乐和精确信息的渴望，将宣传意味降到最低，作家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将文学创作和无线电美学融合起来加以运用（4-6）。

上述学者的研究将文学与广播的互动放置在战争语境中进行考察，凸显了现代主义文学如何紧密地嵌入了现代历史进程之中，又如何受到现代媒介生态的影响，对我们深入理解现代文学的文化生产机制，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皆有所助益。

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过去十余年中，国外越来越多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者将学术兴趣投向广播。他们努力发掘一手档案，梳理现代主义广播的历史，厘清批评和分析概念，探索新的研究路径。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广播现代主义”研究已经成为新现代主义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分支。然而已有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从时段上看，大量研究考察的是1922年BBC成立之后的广播节目，对早期无线电广播的关注不够。一方面，这固然有BBC档案保存相对完整、方便查找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受限于学界将焦点投注于现代主义文学盛期的研究惯性。从地域上看，以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广播为对象的研究数量众多，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作家的广播也日渐受到关注，但其他国家和语种的现代主义广播研究则较少见到。从方法上看，正如丁斯曼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的研究大多围绕单个作家广播个案展开论述，分析也常局限于某个国家内部，缺乏对广播促成的跨国网络和国际主义传统的关注（22）。另外，许多研究者将广播视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对象进行考察，在分析中缺乏对现代社会整体媒介生态的思考。为此惠廷顿提出了“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概念，号召学者不仅要关注现代主义文学怎样从广播中汲取创作灵感和新的表达形式，还要探究广播与电影、电视等媒介的相互影响，以及文学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人们对新媒介的理解和感知（635）。科恩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无线电想象力》（“Wireless Imaginations”）中对文学广播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反思，提醒研究者不能将广播稿简单等同于广播事件本身，而要重视声音的媒介特质和实际播出效果（335）。广播是现代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因此研究者需要打破传统文学研究中对“作者”（authorship）和“艺术自足”（artistic autonomy）的强调，重视广播生产制作的过程，综合考察广播生产机制和美学规范的总体发展（343）。她认为要推进目前的研究，需要采用一种“包容的方法”（capacious methodology）和突破文字局限的批评术语，对广播的行业特性、文化机制、播出和接收规则，以及源于收听实践的无线电隐喻都要足够重视（344）。借用前述毛和沃尔科维茨对新现代主义研究趋势的概括，我们可以说广播现代主义在时间、空间和垂直三个维度上都还有很多可以拓展的余地。广播现代主义研究方兴未艾，期待更多学界同好关注广播与文学的互动，从全球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